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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慶樺

前幾年,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的歐洲議員亨克爾(Hans-Olaf Henkel)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他認為黨內存在著太多極右勢力,應該重整黨內以奠定新的方向——他針對的,正是派翠(Frauke Petry)與高蘭(Alexander Gauland)這兩個後來擔任正副主席的人。

亨克爾代表該黨相對中庸的勢力,派翠與高蘭確實立場非常傾右(後來派翠當選黨主席,亨克爾隨即退黨。有意思的是,聯邦大選後派翠也因為無法接受黨內立場而退黨)。不過在這個訪談中重要的不是路線之爭,更引人注意的是亨克爾的用詞,他說:「我們必須把黨內的那些元素『淨化』出去。」(Wir müssen die Partei von diesen Elementen säubern.)

「淨化」是什麼意思?

「淨化」(säubern)一詞,根據《世界週報》專欄作家海涅(Matthias Heine)的說法,常常是形容政治上清除黨內異己的概念。例如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間,史達林針對托洛斯基派(Trotskyism)份子的淨化行動,就逮捕了約一百五十萬人,其中七十萬人後來被處死。蘇聯官方文件稱此事為「淨化」(俄語tschistka,複數 tschistki)。此外,早在列寧掌權時,針對宗教勢力的排除行動,也被稱為淨化。

而德國納粹也使用這個概念。在語言學者比爾肯豪爾(Renate Birkenhauer)與布拉克曼(Karl-Heinz Brackmann)合著的《納粹德語字典》(NS-Deutsch)中,就這樣敘述「淨化」:「以暴力將猶太裔及其他政治上不受歡迎者,從某個特定的區域排除出去。」

一九三四年清除衝鋒隊中不受控制者的「長刀之夜」(Nacht der langen Messer),希特勒逮捕並屠殺黨內不同勢力,以鞏固自己的核心權力,納粹黨報便稱此為「將不能無條件服從共同體的份子淨化出去」。此外,黨報也時常使用「剷除」(ausmerzen)這個字——該字在日常德語中常用以形容清除雜草。

「淨化」原本是中立的詞彙,根據《格林兄弟德文大字典》,這個字有三層意涵:首先意指「使潔淨、除去一切附著的不純」;其次是「除去異質的、有害的、或價值低劣的摻入物」;最後是除去生物體中有害健康的因素(例如清血、清除腸胃、清潔肌膚等)。可以想像,清除異己的希特勒喜好這個概念,因為那暗示了德語使用者,他面對著不潔及有害之物。這個詞彙正當化納粹的暴力,並汙名化對手,合理化了一切的殘酷——這些行為都是為了恢復清潔、健康與秩序,而誰不喜歡清潔、健康與秩序呢?

當語言成為一種落實暴力的機制

經歷過那段歷史後,今日的德文語境裡,「淨化」不再是中性的,尤其在政治場域中,人們對這個字非常謹慎。像另類選擇黨這樣無視語言及政治的複雜關係、彷彿歷史上從未這麼使用過「淨化」一樣,輕易地說出這個詞彙,當然會引起軒然大波。

我們可不可能不要這麼政治正確,恢復那些被納粹汙染的詞彙之中立性?我認為不可能,也不應該。不可能,因為那段歷史確實發生,人們不可能無視納粹如何操弄語言,而在今日重新使用法西斯語言,並要求他人不要過度解讀。例如,今日德文中雖然仍然存在「領導者」(Führer)這個字,但是通常會避開在語境中單獨使用,以免讓人聯想起希特勒的「元首」稱號。沒有人能夠在政治領域裡使用Führer 而堅稱這是個非納粹的概念。

更重要的是,我們不應該忽略語言中的政治功能。任何政治的暴力,首先都是實體的,也脫離不了心理的暴力,但除此外,比較常被忽略的是政治中的語言暴力,也就是說,語言作為一種暴力被落實的機制。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最終解決」(Endlösung),這個複合字原來意涵中立。「解決」(Lösung)在日常德語裡通常與某種棘手難題搭配,但納粹以這個字成功地宣傳了「必須解決猶太人這個問題」,也讓民眾接受猶太人對德國來說是一個問題的概念;並且以中立語氣,敘述這個披上解方外衣的屠殺方案。要一般人民支持屠殺一個族群,也許說不出口,但是將之轉換為解決某種難題的方案,則能順利地推動這個滅族行動執行。在這個意義下,語言成為落實暴力的必要機制。

對待語言,我們也必須要求一種轉型正義

在電影《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裡,辛德勒與他的猶太裔波蘭會計史特恩(Itzhak Stern)之間,有一幕對話很值得深思:

史特恩:我已經知道,這些火車會開到哪裡去。這是淨空的命令,我必須協助安排順利解送所有人,然後自己也坐上最後一班火車。

辛德勒:我不會這樣說。我已經取得哥特(指Amon Göth,集中營指揮官,戰後被判死刑)的承諾,他會為您說好話。您在那裡無須擔心會發生什麼糟糕的事。他們會給您特別待遇(Sonderbehandlung)。

史特恩:直接從柏林發來的命令裡,愈來愈常提到特別待遇。我希望,您說的特別待遇不是指那個。

辛德勒:是優待(Vorzugsbehandlung),可以嗎?難道我們得發明一種全新的語言嗎?

史特恩:是的,我相信,我們得有一種全新的語言。

這段對話特別之處在於:辛德勒使用了一個平凡慣用的德語詞彙「特別待遇」,可是史特恩看了太多納粹政府發來的公文用字,他知道那些遭受「特別待遇」的猶太人最後發生了什麼事,他不可能再在非政治的日常脈絡下接受「特別待遇」的原來用法。這個字已然變質。

語言在被政治化後變質了,「我們得有一種全新的語言」。也許對待語言,我們也必須要求一種轉型正義,因為語言曾經在那麼不正義的情境下被使用,並參與執行不義。

語言哲學家維根斯坦在《哲學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中寫了這個名句:「一個字的意義,就在於它在語言中如何被使用。」(Die Bedeutung eines Wortes ist sein Gebrauch in der Sprache.)我們無法先天地定義一個字,必須在這個字被使用的脈絡下去定義並理解它,而脈絡是可能變化的。經歷過各種法西斯意識形態後,「淨化」已經無法再回到中性的脈絡下被理解,正如同「最終解決」不可能再被毫無顧忌地使用。

辛德勒的會計說得對,我們需要有新的語言。我們需要對於舊的語言小心翼翼,因為那可能已經被納入權力運作機制中,使得語言使用者不自覺地接受了某種有問題的立場。不管是淨化、清理、整治等詞彙,被使用於政治中時,都必須被小心檢視,因為那指出了某些人是不淨的、應被排除的。語言能夠洩漏人們思想深處的欲望,也能成為敵我鬥爭、政治動員的利器。

※ 本文摘自《邪惡的見證者》,原篇名為〈我們得有全新的語言﹕那些在政治化後變質的字〉,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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