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查.道金斯;譯/趙淑妙

《自私的基因》一書出版十二年來,主旨已成為教科書的正統思想。

過程是十分弔詭的,不太簡單;書剛出版時並不被評為革命性的書,後來卻贏得完全相反的看法,再到現在成為正統的思想。讓我們不禁要問,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相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一開始書評都對本書很滿意,而且也不將它當作具爭議性的書。經過幾年卻漸漸生出爭議,竟被廣泛認為是一部偏激的異端主義作品。但是,當本書被稱為異端主義的「美譽」逐漸升高後,幾年下來,「內容」似乎又不再令人覺得那麼極端,而愈來愈為人所接受。

看待達爾文理論的新方法

「自私的基因」理論是達爾文的理論,雖然他不曾從這觀點來表達,但我想他應該會贊同我的觀點。實際上,這是正統的新達爾文主義(neo-Darwinism)的邏輯延伸,而以某種新形象來表達。它從基因的眼光來看本性,而不著眼於個體。它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看,而不是另一個不同的理論。在《延伸的表現型》(The Extended Phenotype)一書的前幾頁開場白,我曾用奈克方塊(Necker cube)的隱喻來解釋。奈克方塊是在書面上是個平面的圖形,但讓人感覺像是個透明的立體方塊。

當你注視它幾秒鐘,它會換成另一個不同的方向面對著你(你會看到方塊的頂面)。再繼續注視得久些,它又會轉回原來的方塊(你看到方塊的底面)。兩種方塊與我們視網膜上的線條訊息都是相吻合的,所以我們的大腦也很樂意輪替這兩種方塊的影像,兩者並沒有不同。

我的重點是,看天擇有兩種方式,從基因的角度或是從個體的角度。如果了解得很恰當,那它們是相等的──也就是對相同真理的兩種觀點。你可以從一種角度跳到另一種,但仍然是相同的新達爾文主義。

現在我認為這樣的比喻太謹慎了。科學家最大的貢獻,與其說是提出新理論或揭開新事實,不如說是發現以新的方法看舊理論或事實。奈克方塊的模型是誤導的,因為它暗示兩種觀察的方式一樣好。更確切的說,那種比喻只對了一半,因為「角度」不像理論,無法以實驗來判斷;而無法以實驗來判斷,就表示無法利用我們熟悉的對錯標準去判斷。不過在最好的情況下,改變眼光可能可以達到比理論更高的境界。它可以推向全然的思考狀態中,許多令人興奮而且可試驗的理論因而產生了,且無法想像的事實也會揭露出來。但奈克方塊的比喻完全缺乏這些;它只抓住視覺跳躍的概念,卻無法判斷價值何在。

我們所討論的並不是如何跳到相等的觀點,而是更極端的情況:讓整個形象都改變!

我不敢說,自己在這方面有何淺見。然而因為這樣,我更不想將科學和「科學普及」作明確的劃分。想要解釋那些僅出現在技術性文獻上的概念,是一門很難的藝術,它需要深入的語文技巧和啟發性的比喻。但如果你使力創新語言和比喻,最後肯定會有一番新看法。就如我剛才談過的,新穎的看法本身就是科學界原創性的貢獻。

愛因斯坦絕非通俗科學作家。但我常常猜想,他生動的比喻對他自己的思考,要比對我們這些人的幫助還要多──愛因斯坦為了能生動比喻而進行的思考,不也助燃了他創造的天分嗎?

從基因的角度來看演化

一九三○年代早期,費雪(R. A. Fisher, 1890-1962,英國族群遺傳學家、統計學家)和其他新達爾文主義的偉大前衛人士,就說明了達爾文主義基因角度的觀點;到了一九六○年代,漢彌敦和威廉斯又有更詳細的解說。他們的洞察力獨具眼光。但我覺得他們的解釋太簡明,勁力不足。

我相信,更深入而成熟的解釋,可以將生命的細節放在心中或腦中的正確方位。我一直想寫這樣一本從基因的眼光來看演化的書。書中會把例子集中在社會的行為,以糾正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滲入達爾文主義的群體選擇主義(group-selectionism)。

機會來了,一九七二年因為英國工業抗爭導致停電,中斷了我的實驗研究,我便開始寫這本書。寫了僅僅兩章之後,不巧燈火管制結束,我的寫書計畫就擱在一邊;直到一九七五年,我有一年休假,才又拿起筆來。那時書中的理論也擴展了,特別是因為梅納史密斯和崔弗斯的貢獻。我現在才了解到,那時正是許多新觀念正在醞釀的神祕時期。我當時寫《自私的基因》就有些像得了一場興奮的高燒。

創意獨具的新主題

牛津大學出版社找我出第二版時,他們堅持不需要革新,不需要擴大內容,不需要逐頁訂正。有些書在他們的觀念裡是需要相當修訂的,但《自私的基因》不是。不過我還是作了增補。

本書第一版在撰寫時,模仿了當代充滿朝氣的特質。那時國外正瀰漫著一陣改革的氣息,閃爍著詩人華茲華斯(Willam Wordsworth, 1770-1850)那充滿著愉悅的黎明。到了這第二版時,受時代的影響更深了。新發現的事實豐富了它的內容,複雜和謹慎則成了它身上的標記,而且仍實話實說。還有全新的章節,探討切中時機並具創意的主題,以帶動革命開端的新氣氛──這就是第十二和十三章。

我的靈感是在新舊兩版之間的幾年,受這領域的兩本書所啟發的:愛梭羅德(Robert Axelrod,美國政治科學家)所寫的《合作之演化》(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提供了我們對未來的某些期望;及拙作《延伸的表現型》,因為它填滿了我那幾年歲月,並且因為它可能是我寫過最好的一本書──它的確值得我這麼說。

「好人會出頭」(Nice guys finish first)這個標題是從《地平線》(Horizon)電視節目借用的。這節目是我在一九八五年英國廣播電台推出的,是一部五十分鐘的紀錄影片,內容從賽局理論的方法探討合作演化。這部影片與另一部《盲眼鐘錶匠》(The Blind Watchmaker)都是同一位製片──泰勒(Jeremy Taylor),對他的專業,我致以崇高的敬意。從這個主題的處理已顯明,《地平線》的製作群已脫胎換骨成了高級學術專家,他們製作的一些節目在美國也可以看到,但常常多加了一個「新」(Nova)字。

第十二章所要感謝的,不僅是章名借自那部紀錄片,也要感謝泰勒和《地平線》的同仁,讓我有與他們一起密切工作的經驗。

誌謝

最近我聽到一件無法苟同的事情:一些有影響力的科學家喜歡將他們的名字,掛到自己壓根沒參與的作品中。很明顯的,有些資深的科學家要求在論文上掛名,而他們的貢獻只限於提供實驗室空間、研究經費,以及編校稿件。據我所知,這些人所有的科學聲望,可能都是學生和同仁的工作成果堆積出來的。

我不知道該怎麼阻止這樣不誠實的行為。或許學術期刊的編者應該拿到每一位作者的具名切結書,清楚說明他們的貢獻。這只是順便提到的。

我在這裡提起這種事,是因為要做一個對比。柯若寧(Helena Cronin,英國哲學家,著有《螞蟻與孔雀》)替我很仔細的修正了每一行每一字,但她堅決拒絕在本書的新版本中掛名。我很感謝她,而且很抱歉的是,我的致謝謹此而已。

我也要感謝黎得利(Mark Ridley)、瑪麗安道金斯和格拉分(Alan Grafen)的忠告及對某些段落建設性的批評。並感謝牛津大學出版社的韋伯斯特(Thomas Webster)、麥格林(Hilary McGlynn)和其他同仁,對我的唐突及拖延的包涵。

──一九八九年

※ 本文摘自《自私的基因》再版序,原篇名為〈新思想在燃燒道金斯!〉,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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