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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費迪南.馮.席拉赫;譯 /姬健梅

在人生某個時候我們就不再有榜樣,因為我們知道得太多。對自己知道得太多,對別人也知道得太多。麥可.漢內克在我眼中是唯一的例外。藝術不是民主過程,也不是社會過程,正好相反,藝術必須毫不妥協,而我沒見過比他更不妥協的藝術家。他的作品精準、不流於濫情、毫無陳腔濫調──這一切經常在我想要放棄時使我振作起來。

亞由美來自京都,在柏林的藝術學院修習音樂。有三年的時間,她幾乎每天都坐在一間小小的練習室裡彈鋼琴。夏季裡她把窗戶打開,因為室內太悶。我的事務所就在藝術學院附近,有時我從她的窗下經過,就會停下腳步,用抽一根菸的時間聽她彈琴。偶爾我們會在一家咖啡館碰面,她喜歡西洋梨蛋糕。我們聊起她的練習、她的老師,聊起俳句這種日本短詩。她說俳句就像音樂一樣直接,人人都能立刻理解。她特別喜歡僧人良寬圓寂之前口授的一首俳句,由一位尼姑聽寫下來。亞由美在一張餐巾紙上用德文和日文寫下這首詩,分別用這兩種語言朗誦給我聽:

有時露出背面,
有時露出正面,
一片飄落的楓葉。

在我第四次或第五次跟她見面時,發生了一件怪事:她在一句話說到一半時忽然住口,看出窗外,一動也不動。過了幾秒鐘之後她才繼續說話,彷彿什麼事也不曾發生。幾個星期之後,這種停頓的時間變長了,我終於問了她這是怎麼回事。

「喔,」她說,「我掉出了時間之外。」最先消失的是語言,然後是咖啡館、樹木、人行道,最後是她自己。在這種時刻一片寂靜,日常所受的傷害煙消雲散,黑暗和沉重也煙消雲散。她說這至少是個開始,說時露出微笑。當時我以為我懂得她的意思。我錯了。

她在畢業演奏會上昏厥,癱倒在地上,頭部撞到鋼琴。一輛救護車把她送到醫院,照了X光,醫生發現了一顆腦瘤,有乒乓球那麼大。

她的父母從日本趕來。她父親身材矮小,戴著厚重的牛角框眼鏡,她母親穿著一件黑色洋裝。他們向醫生鞠躬,非常安靜。當我最後一次見到亞由美,她已經無法言語,嘴脣就跟皮膚一樣蒼白,看起來彷彿沒了嘴巴。幾天後她就死了。

她的父母希望把她葬在家鄉。我協助他們處理相關文件,我能做的就只有這麼多。我們看著那個木箱被推進飛機的貨艙。那是個普通木箱,平常用來運送衝浪板、落地燈或是鋁合金型材。但是在那個木箱裡有一具棺木,棺木裡有一個焊死的鋅槽,裡面裝著木屑、泥炭和穿著白色洋裝的亞由美。

那架飛機起飛了,就像當日的其他每一架飛機。我仍然坐在機場大廳裡,等待著某件事將會發生。眾人看著他們的手機,點了食物和飲料,討論足球比賽的結果。就只有這樣。我搭了計程車回家。

這一天晚上我第一次觀看漢內克執導的《隱藏攝影機》。那時我擔任刑事辯護律師已經超過十年,但是直到那晚在戲院裡我才頭一次明白究竟什麼是罪過。心理學家和精神科醫師說沒有罪過這回事,他們以為這種話會有幫助,而或許也的確有幫助。但事實並非如此。我們每一天都在犯下罪過。在漢內克執導的《完美結局》裡,人們殺人、傷人、欺騙、隱瞞。他們沒法不這樣做。他們站在彼此旁邊,不碰觸彼此,不注意彼此,或是覺得彼此惹人厭煩而令人尷尬。每個人都寂寞,而人人都對彼此感到陌生。當他們自以為相愛,就在電腦螢幕的藍光裡寫下關於性愛和毀滅的文字。有一次,十三歲的伊娃對她父親說:「我知道你不愛任何人。你沒有愛過媽媽,你不愛安妮絲,不愛克萊兒,也不愛我。這也無所謂。」

漢內克的每一部電影都令我不安。我分了四次才把《大劊人心》看完。我再也沒有看過一部把暴力描繪得如此真實的電影。片中的謀殺不像在昆汀.塔倫提諾的電影中是惹笑的流行文化演出。觀看《白色緞帶》是我唯一一次在一間客滿的戲院裡體驗到全然的寂靜。沒有人吃爆米花,沒有人咳嗽,沒有人說話。《愛.慕》讓我想起因惹.卡爾特斯的《最後的自省》。《完美結局》裡的喬治說起他妻子的死亡:「受了三年沒有意義、令人嫌惡的折磨,最後我把她悶死了。」當時我想到蘇格拉底: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請朋友向醫神獻祭一隻雄雞──死亡療癒了生命。

總之,對我來說,漢內克的電影就像俳句。它們準確地說出了它們想說的,別無其他。片中有祕密和影射,故事從來沒有完全解開,但是沒有隱喻,一如生活中沒有隱喻。一首俳句的畫面立刻呈現,單純而且完美。在學校裡我們所學的則正好相反。文學、戲劇和美術在只有少數人能理解時才有地位。馬丁.海德格寫道:「讓別人理解自己,這是哲學的自殺。」別人告訴我們,複雜的事物才有價值,但這是一派胡言。事實上,最簡單的東西才最難。漢內克的電影令人信服,因為這些電影質疑了我們自身,表明了這些質疑沒有答案。這也許是我們唯一的真相,我花了很久的時間才明白這一點。

我年輕時覺得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什麼是「惡」?那時我剛成為執業律師,而我經手的第一個重大案件是一個殺嬰的年輕母親。我去監獄裡探望她,滿腦子都是那些大哲學家的學說,我讀了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康德、尼采、羅爾斯和波普。但現在一切卻忽然不同了。牢房的牆壁漆成綠色,據說這能使人冷靜。那個年輕女子坐在一張小桌旁邊哭泣。她哭泣是因為她的孩子死了,她被監禁,而她的男友不在了。就在這一刻,我明白了我一直都問錯了問題。重點從來都不在於理論和制度。生命只有短短一刻,幾年之後我們全都會死。我們有限、脆弱、易受傷害,而且我們從來都無法完全理解我們的人生,就算我們偶爾自以為能夠理解。歌德在兩百多年前寫道:「人類一生下來就處於一種受限的狀態;他能領會簡單、明確、近在眼前的目的〔……〕;可是一旦他走得遠了,他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也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這句話中肯之處在於它的樸素。至少對我來說,「善」「惡」「道德」「真相」這些概念如今變得太大、太廣。有二十年的時間我替謀殺犯和殺人犯辯護,見過鮮血淋漓的房間,見過被割下的頭顱、被扯下的性器、被切碎的身體。我和身處深淵邊緣的人談過話,他們赤裸、崩壞、迷惑,對自己感到震驚。而在這麼多年以後,我明白了人類是善還是惡這個問題完全沒有意義。人類無所不能,他可以譜出《費加洛婚禮》,建造出西斯汀教堂,發明盤尼西林,也可以發動戰爭,姦淫擄掠和殺人。這始終是同樣的人類,這個光芒四射、絕望、飽受折磨的人類。

「軟弱而徹底地被交付給一種完全陌生、帶有威脅的東西:生活,大自然;被交付給一種對人類、對生命懷有敵意的存在,被交付給蒙昧、沉默和瘋狂。」──這是漢內克年輕時替托馬斯.伯恩哈德的小說《毀滅》(Auslöschung)所寫的書評。如今我覺得這是他電影作品的綱領。我們當然想要替這一切找到解釋,這種想望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我們別無選擇。我們剛開始理解生物學上的生命如何形成,我們就快要理解宇宙的起源。但是我們將無法回答那個根本的問題,那個為什麼。我們無法超越於我們的語言之上,永遠只能用我們的理智來理解我們的生活,永遠只能用我們的概念來描述,我們沒有別的概念可用。但是這些概念對大自然來說沒有意義,對生命、對宇宙來說沒有意義。重力波無所謂善惡,光合作用沒有良知,我們也不能贊成或反對地心引力。這一切就只是單純存在著。到最後,就像出自哲學家巴斯卡《沉思錄》的那句名言:「無限空間的永恆沉默使我戰慄。」托馬斯.伯恩哈德把這句話放在他那本小說《精神錯亂》(Verstörung)的扉頁。

而這意味著什麼呢?難道人生果真沒有法官在上?要是有呢?有沒有可能是我們弄錯了呢?這我們不知道。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接受說生命有意義就跟說生命沒有意義一樣傻。這正是漢內克向我們提出的問題。但這並非冷漠的虛無主義,並非玩世不恭的世界觀,並非迴避,也不是放棄。正好相反。我們惴惴不安地離開戲院,明白我們必須要針對自己再三思考。在《完美結局》的末尾,喬治對伊娃說:「這就是我想告訴妳的整個故事。」

※ 本文摘自《一個明亮的人,如何能理解黑暗?》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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