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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飯島裕子;譯/洪于琇

有不少女性由於收入微薄只能依賴原生家庭才能過日子。然而,無法永遠依賴父母親的收入和年金也是事實。

山口多惠(三十歲)大學畢業後為了追求成為舞者的夢想,繼續住在家裡,同時也靠打工維持生活。多惠以舞者身分定期在舞台上表演,順利累積舞者資歷,但幾年前,父親的工作受到經濟不景氣波及,越來越不順利,多惠成為家中仰仗的收入來源,開始身兼超市和餐飲店的打工。

本來應該是最大安全網的原生家庭,瞬間搖搖欲墜。

「由於我打工資歷長,經常被找去幫忙,班表時間變得很長。我覺得收入會增加也很好,從一大早工作到深夜,加上同時跳舞的關係,整個人變得恍惚,也開始出現失眠症狀,去了醫院後診斷出來是憂鬱症。」

儘管不得不停止跳舞,但由於收入不能減少,多惠如今依舊持續在打工。

「原本考慮到都內的房租才會一直住在交通便利的家裡,沒想到事情會變成這樣……說我當初太天真還真的是太天真了。一想到未來,我就萬般不安。」

單身男女中,與父母一起生活者的比例超過七成。這個比例逐年遞增,尤其是三十歲後段至四十歲前段這個區間,與父母一起生活的男女,一九八○年接近五十萬人,二○一二年則超過了三百萬人(圖1-1)。

進一步按所得階層來看可以發現,所得越低的年輕人住在原生家庭的比例越高。應該能想像,在經濟、生活各方面都依賴父母的「單身寄生蟲」,與歌頌優雅生活的「單身貴族」屬於不同階層吧?

二○一四年,The Big Issue 基金會對年收未達兩百萬圓的年輕單身男女(未滿四十歲,學生除外)的居住狀況做了一項調查。調查顯示,其中四人裡有三人(七七%)與父母同住。從工作型態來看,正職者在八%以內,無業者占三九%,接著依序是兼差、打工三八%,約聘、派遣工九%,自營業、自由業六%。

從這個結果也能了解,對工作不穩定的年輕人而言,與父母同住表面上發揮了安全網的功能。或許也有人會批評他們:「因為有爸媽的家才會不想工作」、「他們想要永遠寄生下去」吧。然而,從這項調查並無法得知這些人與父母等同居家人之間的關係如何。

單身寄生蟲的凋零

同項調查中,男女與父母的同居率幾乎沒有差別(男性為七八‧四%,女性為七六‧四%),有將近八成年收未滿兩百萬圓的年輕男性與父母同住——這應該是個很具衝擊性的事實吧。

當兇殺案的嫌犯是「無業」、「年輕男性」、「住在父母家裡」時,有時社會大眾也會對他們及其家人掀起強烈的批判攻擊。據說即使實際上與案件無關,他們也會先被貼上「嫌犯」的標籤。現實是,社會大眾對沒有穩定工作、住在父母家裡的年輕男性有強烈的負面印象,光是這樣就有可能以對待犯人的方式對待他們。

另一方面,與男性相比,女性無業或住在父母家裡這件事比較不會受到社會批判。曾經,女性「住在父母家裡」被視為討喜的條件,甚至成為就業和相親的條件。據說金融機關等地方為了預防「挪用公款」,還將「品行端正、住在家裡的小姐」當作理想員工——儘管這個想法本身就是歧視女性——這樣的時代其實還在不久之前。此外,女性即使無業,也會用「新娘修業」和「家事料理」來掩飾,沒有被視為一個問題。

泡沫經濟後,經濟上有餘裕的單身上班族女性在服裝打扮、旅行、飲食等方面花費金額最高,以擁有高額可支配所得之姿成為鎂光燈的焦點,即使在行銷廣告世界中也一直是核心。

一九九七年,社會學家山田昌弘為學校畢業後依舊與父母同住的單身男女取名為「單身寄生蟲」——把父母當作寄生宿主,在經濟上依賴他們。也有連生活上料理、洗衣、打掃等全方面都徹底依賴的人。山田昌弘批評,由於婚後無法維持與在父母身邊時同樣的生活水準,因此這也與越來越多人未婚、晚婚息息相關。

然而,就像我開頭介紹的一樣,現在增加的不是為了讚頌優雅單身生活,而是經濟上無法維持個人生活才不得不住在父母親家裡的人。也有不少人是因為父母經濟拮据或必須照護而選擇同住。儘管所謂的單身寄生蟲數量不斷在增加,但其存在與這個詞所包含的意義正發生巨大的改變。

日本無論男女都朝未婚、晚婚前進。九○年代,女性的終身未婚率(五十歲未婚率)大約演變至五%,二○一○年則達到了一○%左右(男性為二○%)。女性的初婚年齡也在攀升,一九八○年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為二十五‧二歲,二○一四年上升至二十九‧四歲。

過去被認為「總有一天會結婚離開家裡吧」的未婚女性,即使年過三十還是沒有離開家裡。在大家漸漸未婚、晚婚的背景下,她們住在原生家庭的生活正前所未有的延長、無限期化。結果,有許多案例因此與父母等同住的家人關係越來越差。也有女性儘管面臨如此狀況也沒有其他地方可去,不得不緊緊抓住原生家庭這張扭曲的安全網。

徬徨街頭、無家可歸的女子

即使需要有「拚命」的覺悟,但只要是成年人就不會被迫帶回家裡,若是未成年,便有可能被當作「離家出走」,被迫回到父母身邊。

高中二年級的立花詩步(十七歲)由於無法忍受父親的性虐待而逃離家門。她從位於群馬的家裡前往澀谷中央街。

「我想說那裡晚上也有人來來去去,還有像我一樣的年輕人……雖然我們彼此沒有提到詳情,互相不是很清楚,但我和一樣無家可歸的女孩子,一起待到了天亮。」

詩步說她也曾住過網咖,但遇到大吼大叫的男性害怕得睡不著覺。詩步的父母在她小時候便離婚了,她與父親、奶奶和弟弟一起生活,但從來沒有和奶奶提過父親性虐待的事。

「我曾經鼓起勇氣和導師說,導師很認真地聽完後,把父親叫來學校。可是父親堅持我說謊,說我只是為了找大人麻煩而已……年輕的老師被爸爸哄過去,我明白跟誰說都沒有用,便看好家裡沒人的時機跑出來。」

身心殘破不堪的詩步夜晚徬徨街頭時,遇見了非營利團體的志工,接受了保護。然而,未成年的詩步想完全離開父親,必須向家庭法院申請「停止親權」,並獲得法院同意才可以。等著她的,還有一段嚴峻的漫漫長路。

儘管如此,在律師和志工無私的努力下,詩步確定進入青少年自立支援機構,現在正取回穩定的生活。儘管高中仍在休學中,但詩步希望有一天可以復學,為曾經夢想過的護理師目標努力。

在澀谷中央街和新宿歌舞伎町等鬧區裡,有些聚集在街上直到天亮的年輕女生;深夜的速食店裡,一群化著濃妝看起來卻只有十幾歲的年輕女孩抱著小行李箱等大量行李,徹夜未眠。

乍看之下,無法得知她們是錯過了最後一班電車,還是處於無家可歸的狀態,但其中有許多是長期沒回家的女孩。或許有人會覺得她們單純只是行為不良,或是離家出走之類的罷了,然而其中也有無處可去、好幾個月在街頭徘徊、被捲入危險中的女孩子。她們為什麼會陷入無家可歸的狀態呢?

佐倉詩織(二十七歲)在與父親起了激烈衝突後跑出家門,從位於三重的老家來到了澀谷。身為四兄弟姐妹中老么的詩織在單親爸爸的家庭中長大,母親於她升小學時自殺身亡,詩織是第一發現者。

「我到現在都還是會覺得,要是當初能再早一點發現就好了……溫暖的食物、整齊的家裡,這些在普通家庭裡好像理所當然的東西,我們家都沒有。青春期後,我變得非常討厭那樣的家,和父親的關係也持續惡化。」

在工作、家事、養育四個孩子間疲於奔命的詩織父親,大概沒有關注詩織的時間吧。詩織高中肄業後曾經販售過衣服、在麵包工廠工作,但全都做了幾個月便離職了。據說,在配送業工作的父親收入也不穩定,對無法長期維持工作的詩織態度很惡劣。詩織離家,是在清潔公司工作一個月左右離職後不久。

「一開始,我在網咖過夜,沒錢就在澀谷街頭亂晃,只要一站在街頭,就頻頻有男生過來搭話,所以就開始做『切割』了。」

年輕女孩們從「身體和感情切割清楚交往」這層意義,把援助交際稱為「切割」,有時會去旅館,有時會去男性的家裡。

「有一次我和來搭話的男生一談,沒想到對方竟然是便衣警察!結果就直接被帶去輔導了。有了那次經驗後,我改成在網路留言板上找對象,雖然也遇過恐怖的事,但也有好心的男生讓我直接寄住在他家。」

然而,詩織在持續和眾多男性發生性關係的過程中精神崩潰了。

「我覺得自己做的事非常髒,陷入很嚴重的自我厭惡裡,覺得自己身心全都污穢不堪,做什麼都無法恢復了。」

就像是在懲罰那樣的自己,詩織開始反覆割腕。她大量失血到被送上救護車,因為住院而暫時回到原本的家,但之後也沒有完全停止「切割」。

「我現在和父親保持距離,還算是可以順利生活。會繼續做切割與其說是為了錢,不如說是為了填補內心的寂寞。我是個很怕寂寞的人,所以也有一部分的自己覺得,即使是以切割為目的,即使只是一時的,只要有人對我溫柔就好。」

實際上,據說詩織有時候也不會向「內心溫柔」、「願意安慰自己」的男性收錢。為了脫離貧窮而做「切割」,達到目的後便停止——事情若是這麼簡單就好了,但現實並沒有那麼單純。因為有許多女性像詩織一樣,內心背負著深刻的傷痕。

註釋

[1]一種發生於人體內耳的疾病,其病理機轉尚未明朗,患者會出現暈眩、耳鳴等等與內耳相關的症狀。

※ 本文摘自《瀕窮女子:正在家庭、職場、社會窮忙的女性》,原篇名為〈名為家人的危險安全網〉,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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