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的義務要求我們有原則抗命，而這種抗命不必總是文明

文／康迪絲．戴瑪；譯／許瑞宋

傳統上，理論家認為政治義務是服從的問題：我們的責任是遵守法律，尤其是在法律被假定為近乎公正和正當的民主國家。只有在不公正令人無法忍受，或不服從局限於非常狹窄的範圍，或兩者皆是的情況下，違法才是可接受的。

但我將證明事實恰恰相反：在現實世界裡的多數情況下，包括在民主、近乎公正和正當的國家，有原則地違法──無論是以文明或非文明的方式──不但是可接受的，對身處那些情況的人來說，可能還是道德上必要的。因此，這本書的目的包括：一、超越公民抗命，思考有原則抗命的非文明形式；二、利用替公民抗命辯護的理由，證明非文明抗命是正當的；三、利用支持服從義務的理由，替不服從的義務辯護；四、擴展政治義務的概念，納入這些義務。

抵抗的義務

面對不義，行動主義者早就認識到，抵抗不義（包括藉由抗命行為）並非可有可無。

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認為反抗不正當的政府是一種道德義務。他一八四八年寫了〈反抗公民政府〉（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一文，該文在他逝世之後以〈論公民抗命的義務〉（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為標題出版，也就是如今眾所周知的〈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一文（雖然人們普遍認為梭羅創造了「公民抗命」一詞，但他其實並未使用該詞）。這篇文章敦促美國公民撤回對美國政府的支持，理由是這個政府支持奴隸制、對墨西哥開戰，以及殘暴對付美國原住民。梭羅呼籲同胞憑良心拒付麻省人頭稅，以此作為不合作的一種實際手段。[3]

受梭羅啟發，印度的甘地也認為拒絕與不義的政府合作是公民的道德義務。「每一名公民都默默但確實地以自身不了解的方式支撐著當今政府。」甘地寫道，「只要政府的行為是可以忍受的，支持它可說是恰當的。但如果政府的行為傷害到公民或國家，公民就有責任撤回自己對政府的支持。」[4]

同時受梭羅和甘地啟發的金恩在他「來自伯明翰監獄的信」（Letter from Birmingham City Jail）中表示：「人在法律和道德上都有遵守公正法律的責任。反過來說，人有不遵守不公正法律的道德責任。」[5]在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蒙哥馬利巴士抵制運動前夕一場相對不受注意的演講上，金恩對群眾表示：「獲得自由不但是我們的權利，還是我們的義務。因此，你在巴士上坐下來，你坐在前面的座位或白人旁邊，不但是因為你有權利這麼做，還因為你有義務這麼做。」[6]

當代行動主義者也擁護這種以義務為中心的論述。在《憤怒吧！》（Indignez-vous!）中，二戰期間法國抵抗運動成員、集中營倖存者黑塞爾（Stéphane Hessel）呼籲世人和平起義對抗越來越嚴重的社經不平等、民主體制在金融資本主義下的腐敗、無證移民受到的對待，以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占領。[7]這本書成為「占領運動」和「憤怒運動」的宣言──在二○○八年金融危機之後，尤其是在二○一○年代初，這些反撙節社會運動攪動了美國、西班牙和另一些西方國家。歐洲一些人權組織，包括法國的人權聯盟（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和比利時的反驅逐群體（Collectif contre les expulsions），替道德上「團結的義務」辯護，敦促人們不要遵守禁止為無證移民提供住所和協助的法律。[8]法國農夫艾胡（Eric Herrou）被指控協助無證移民在羅亞山谷（Roya Valley）越過義大利邊境進入法國，但他認為協助這些人是他的義務。[9]

雅林那加德（Masih Alinejad）發起「我的祕密自由」（My Stealthy Freedom）運動，鼓勵伊朗女性違法貼出她們不戴頭巾的照片。她呼籲造訪伊朗的非穆斯林女性加入抗爭：「在強制戴頭巾的規定影響所有女性的時候，所有女性都應該大聲說出自己的意見。」[10]沙烏地阿拉伯的女性公然違抗法律，拍攝自己開車的影片，並將影片放到YouTube上。[11]二○一一年六月，沙國開車的女性卡塔尼（Maha al-Qahtani）對《紐約時報》表示：「今天醒來時，我整個人都深信這是我的權利，深信這是我的義務。我不再害怕。」[12]二○一七年九月，沙烏地阿拉伯宣布將廢除女性駕駛禁令；以往遭汙名化的叛逆女性駕駛人如今獲得公開讚揚。

史諾登（Edward Snowden）向媒體洩露數百萬份文章，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侵入性的大規模監控計畫。他認為他有責任吹哨揭弊，並斷言「每一名公民都有義務」抵抗不道德的法律，以及「嘗試建立一個比較好、比較公平的社會」。[13]

「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彌漫著對抗不義的責任感。這場運動的共同發起人托米蒂（Opal Tometi）這麼說：「我們認為每一個人，無論你身處何地，無論你社經地位如何，無論你做什麼工作，在這個歷史時刻都有義務採取行動，站在多個世代以來一直受壓迫的人那一邊。」[14]

梭羅、甘地和金恩構成公民抗命的「神聖三位一體」──每次討論有原則違法時，總是有人不斷提到這三個名字，而且是以仰慕的語氣。但是，如我們將看到的，他們的思想和行動都不符合公民抗命的標準概念。這種標準概念是哲學家──最主要是羅爾斯（John Rawls）──回應民權運動所提出的。根據這些概念，公民抗命是在近乎公正的國家，憑良心公開以非暴力方式違法；抗命者藉由接受懲罰展現他們對體制正當性的真誠支持，嘗試藉由訴諸公認的政治道德原則，遊說多數人改變某些法律或政策。無論是現今還是在歷史上，極少抗命行為符合這些要求。有些行動者公開蔑視這些要求，而他們的理由可能值得捍衛。[15]

例如在英國力爭女性參政權的潘克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就呼籲支持者「採取行動而非只是說話」。她期望的是藉由引人注目、往往違法的行動迫使公眾注意壓迫女性之不義。她支持女性為了追求比較公正的社會而砸爛商店櫥窗、以腐蝕性液體破壞高爾夫球場的草皮，藉由絕食或自殺危害自身性命；她在表達這種立場時聲稱：「以某種方式勇武起來是一種道德義務……這是每一名女性對自己的良心和自尊、對沒自己那麼幸運的其他女性、對所有後來者所欠的一種義務。」

較近期而言，法國工團主義行動者、從政者波維（José Bové）明確地支持非文明抗命；他認為面對環境和全球勞動方面的不義情況，我們有「抗命的義務」。[16]一九九九年，波維因為在法國米約（Millau）破壞一家麥當勞餐廳而被判有罪，隨後他就成為另類全球化和農民聯盟運動的標誌人物。他也是「堅決的基因改造作物毀滅者」（Les Faucheurs Volontaires d’OGM）的領袖，該組織有超過六千名激進人士，矢言要毀滅基因改造作物。[17]

註釋

[3] Henry D. Thoreau, “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 The Writings of Henry David Thoreau: Reform Papers, ed. Wendell Glick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63-90.
[4] Mohandas Ghandi, Young India, July 22, 1920.
[5] Martin Luther King Jr., “Letter from Birmingham City Jail,” 1963.
[6] 拉烏爾．佩克（Raoul Peck）導演的二○一六年電影《我不是你的黑鬼》（I Am Not Your Negro）納入了這場演講。
[7] Stéphane Hessel, Indignez-vous! (Montpellier, France: Indigène editions, 2010). 英譯本書名Time for Outrage!失去了法文書名的祈使句式和第二人稱形式。
[8] 例如參見http://ccle.collectifs.net/和http://www.liguedh.be/images/PDF/documentation/documents_thematiques/delit-solidarite.pdf (二○一六年八月二十日查閱)
[9] Adam Nossiter, “A French Underground Railroad, Moving African Immigrant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4, 2016), http://www.nytimes.com/2016/10/05/world/europe/france-italy-migrants-smuggling.html?_r=0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查閱)
[10] Lizzie Dearden, “Iranian Women Call on Western Tourists to Violate Hijab Law to Fight against Oppression,” The Independent, April 22, 2016,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middle-east/iranian-women-in-my-stealthy-freedom-campaign-call-on-western-tourists-to-violate-headscarf-law-to-a6996136.html. 請看推特上的「#NoForcedHijab」，以及臉書與推特上的「@StealthyFreedom」。
[11] 第一段在網上瘋傳並鼓勵其他人效法的影片是夏立夫（Manal al-Sharif）開車的影片，日期為二○一一年五月十九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owNSH_W2r0）。夏立夫最近出版的回憶錄：Manal al-Sharif, Daring to Drive: A Saudi Woman’s Awakening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7)。
[12] Neil MacFarquhar and Robert Mackey, “Saudi Women Defy Driving Ban,” New York Times (June 17, 2011), http://thelede.blogs.nytimes.com/2011/06/17/saudi-women-protest-driving-ban.
[13] Edward Snowden and Laura Poitras, “‘Nation’ Exclusive: Edward Snowden and Laura Poitra
[14] Megan Garber, “The Revolutionary Aims of Black Lives Matter,” The Atlantic (September 30, 2015), http://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5/09/Black-lives-matter-revolution/408160/.
[15] Emmeline Pankhurst to members of The 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 “Votes for Women” (January 10, 1913), http://www.nationalarchives.gov.uk/documents/education/suffragettes.pdf.
[16] José Bové, Erri de Luca, and Gilles Luneau, Du sentiment de justice et du devoir de désobéir
[16] José Bové, Erri de Luca, and Gilles Luneau, Du sentiment de justice et du devoir de désobéir (Montpellier, France: Indigène Editions, 2016).
[17] 見http://www.faucheurs-volontaires.fr/.

※ 本文摘自《抵抗的義務：面對不義的非文明抗命行動》引言，原篇名為〈政治義務〉，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