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只用中學生的語文詞彙寫作的卡佛

文／蘇童

讀瑞蒙‧卡佛會讀出怪事來，不喜歡的人會認為這是個記流水帳的作家，記得很固執很細膩罷了。這種歧見尚屬正常，如果不喜歡卡佛的遇見個喜歡的，如果前者就小說的流水帳傾向質問後者，恐怕後者一時會抓耳撓腮，對某種流水帳的滿腹愛意就像曖昧的心理異常，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談起。怪就怪在這兒，卡佛的好處其實很難用嚴謹恰當的文學語言去讚美的，以我的一己之見，說服一個樂觀主義者賞識卡佛是徒勞的，說服一個崇尚經典文學價值體系的鑑賞者去熱愛卡佛同樣是徒勞的，卡佛其實就是一個記流水帳的人，只不過那是一本男人的流水帳，可以從低處往高處流。卡佛對文學樣板的叛逆也是離奇的，別人努力從高處叛逆，他卻是從低處開始。他幾乎只用中學生的語文詞彙寫作。他抓緊了現實生活去寫，幾乎放棄了虛構帶來的種種文字便利──這怎麼就好？還是不能說服人，唯一可與我文章主旨匹配的說法是：卡佛可以令人把小說和現實生活混在一起，這種混淆感是有魔力的，也許由於卡佛的故事大多不成其為故事，更多是一種生活場景的有機串聯，人物的心情在這種串聯中便像烏雲遮蓋的山峰一樣凸現出來了。

所以讀卡佛讀的不是大朵大朵的雲，是雲後面一動不動的山峰。讀的是一代美國人的心情，可能也是我們自己這一代中國人的心情。

沒辦法，只能將比喻用在討厭比喻的卡佛身上了。要談論這個被封為簡單派的作家一點也不簡單，人們通常會認為卡佛的創作標籤是醒目的：關注日常生活，文字簡潔樸素，幾乎排斥所有的修辭手法，但你最終會發現你準備的標籤貼完了，卡佛仍然面目不清。

卡佛在寫作上是有潔癖的，潔癖體現在他對許多正常的小說元素的排斥，除了修辭上的戒律，他大概極其痛恨對景物、心理之類東西的細緻描寫，我們做一種不嚴肅的猜想，如果有人請求卡佛去像蕭洛霍夫那樣描寫頓河上的「蒼白的太陽」，或者讓他參照他祖國的大師福克納去寫白痴昆丁在忍冬香味中的心理流，卡佛也許會說，那你讓我一頭撞死算了！卡佛其實一直在挑戰人們的閱讀趣味，除了人物，該寫的不該寫的他都不寫。所以當我們要談論卡佛也只能從他筆下的人物著手—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不幸，卡佛的創作來源幾乎是傳統現實主義創作發生論的一次證明，一切都與個人經歷有關。這樣我們不得不簡單談一下卡佛的短暫的不如意的一生，他的研究者告訴大家，卡佛當過鋸木工、送貨員、加油工、門房，他十九歲娶了未婚先孕的妻子，不知道是主動還是被迫做了一個養家餬口的男人，卡佛後來抱怨他從沒有享受過青春。卡佛也許自己都沒有意識到，他是如何在無意中成為了現實主義創作理論的宣傳品，他是如何自然地利用自身經歷中的資源，成長為美國文壇上罕見的「艱難時世」的觀察者和表達者。但是創作的發生是一回事，作品卻是另一回事了。不該被忽略的是卡佛筆下的美國人，他們身上散發的是卡佛本人的令人焦慮的那一絲酒氣，它既不代表沉淪和悲劇，當然也不暗示大眾印象中的積極開拓的美國精神，那一絲發苦的酒氣，最多代表某種鬱鬱寡歡的心情。是的，卡佛小說中的男人大多是鬱鬱寡歡的，讓人聯想到作者本人，他的工人般粗礪的外表和敏感的內心世界。他對失敗的男人形象的熱中幾乎令人懷疑是一種變相的自戀，一種訴諸於文字的自我性格和命運的分析報告。

到處都是失敗的男人，到處都是麻煩纏身的男人，到處都是要舔傷口卻找不到自己的舌頭的男人。在卡佛的成名作《能不能請你安靜點？》中，男主人公與妻子的緊張關係一開始雖沒有明顯的徵兆，但是有非常隱晦的暗示的，雷夫看見妻子穿白衣服戴紅頭巾站在陽台上時，聯想到某部電影中的一幕場景。「瑪麗安在戲中，可是他沒份。」雷夫在誘逼妻子回憶她的那次紅杏出牆的經歷的同時，再次感到妻子在電影中，只不過這次他由於受辱而暴怒，綠帽子丈夫的角色使他有份闖入了戲中。雷夫離家出走後的表現很有意思，他去跟人賭博了，錢輸光了，還莫名其妙挨了人打，然後作為一個全面受傷的男人回了家。回家後的表現更具深厚的意味，他在憤怒和沮喪中一遍遍讓內疚的妻子住嘴，「請你安靜一點好不好？」他妻子安靜了，妻子最後安靜地向丈夫的下體伸出一隻手，結果一個順理成章而又發人深省的結果出現了，丈夫也安靜了！那對夫妻暫時好了，讀者卻怎麼都覺得不好，尤其男性讀者，似乎就是前面我所說的感受，最後是讀者尤其是男性讀者挨了卡佛的一記悶拳。

到處都是因受傷害而變得敏感的人，到處都是因為敏感而更加不幸的人，到處都是對生活失望的人，到處都是令他人失望的人，到處都是脆弱的融洽和深深的隔閡。《羽毛》中的敘述者怎麼也記不住他的朋友兼同事巴德的妻子奧拉的名字，但他和女友還是被邀請去巴德家做客了，兩對甚至兩對夫婦以上的男女聚在一起的場面在卡佛的短篇小說並不少見，譬如《當我們討論愛情》，但《羽毛》裡的兩對男女聚會的開始也是告別的開始，一晚上的聚會到底發生了什麼呢，可以說什麼也沒發生，也可以說什麼都發生了。巴德家養了一隻美麗的孔雀，還有一個八個月大的嬰兒，這嬰兒起初是在幕後哭著，奧拉無意把嬰兒抱出來，可是「我」女友佛蘭出於女性交際的本能堅持要看看可愛的嬰兒，結果就弄出了事情，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嬰兒當然預示著某種危險，是一個醜陋的怪嬰！隨著這怪嬰的曝光，巴德夫婦的創痛也徹底地展示在「我」和佛蘭面前，可是切記參觀別人的創傷是要付代價的，這難得的家庭聚會成為唯一的也是最後的一次，誰也見不到誰的孩子了，從此只有幾根孔雀的羽毛作為「我」和巴德友情的見證。在另一篇小說《臥鋪車廂》中，另一個經不起傷害的男人梅耶坐穿越法國的火車去看八年未見的兒子，但這次旅程因為一次意外完全失去了目標，梅耶的手提箱被小偷偷走了，於是烏雲忽起，我們看見的是只有卡佛先生能準確描繪的一種男人，這種男人在遭受不幸的時候做順流而下的選擇，讓不幸延續下來，梅耶就是這樣，他在斯特拉斯堡的車站上看見了等候他的兒子(已經是一個年輕男子)，但是他不下車！他懷著一種無以名狀的哀傷、恐懼和來歷不明的憤怒和復仇心理拒絕了那個車站。他留在火車上，居然很快對法國鄉間景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美國導演羅伯特阿特曼曾經把卡佛的九個短篇和一首詩拍成了電影《銀色性‧男女》(Short Cuts )，他說，「我把卡佛所有的故事當做一個故事」，這當然是典型的導演使用小說的「捷徑」，不過這個說法啟發了我，我假設把卡佛筆下的所有人物當一個人，那麼他是誰呢？無疑他是卡佛自己，這不能怪我思維老套，所有完美的虛構都會令人生疑，懷疑作家是拿自己的靈魂與什麼什麼神或者什麼什麼魔鬼做了交換。

卡佛小說裡的一切尖銳得令人生畏，如果說他「殺人不見血」有點誇大他對讀者的精神壓迫的話，說他拿著刮鬍子刀片專挑人們的痛處可能比較被人贊同。有批評家論及卡佛的世界觀，說是黑色的。怎麼會呢？那是把追求簡單敘述的卡佛一起簡單化了，我反而覺得卡佛是個很複雜的作家，只有複雜的作家會對語言有超常的狠心腸，殺的殺，剮的剮，留下的反而是文字鍛造的一把匕首。我一直試圖用標準的評論腔調總結我對卡佛作品的印象，結果卻不好意思寫出來，竟然都是些不通順的自作聰明的網絡語言：

譬如絕望的希望、消沉的力量啦；譬如溫和的劇痛、無情的纏綿啦；譬如乾淨的罪惡、簡單的複雜啦，諸如此類，卡佛在天之靈聽見，一定會讓我搞糊塗的。

※ 本文摘自《童言童語》，原篇名為〈流水帳裡的山峰〉，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