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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艾倫.狄維瑟;譯/黃怡雪

任何處於這樣絕望困境裡的人,最基本也最重要的需要,就只是被了解而已。

某個星期一,在她丈夫固定會出門打橋牌的晚上,她吃了過量的藥。

她能活下來其實是個意外:因為流感盛行,好幾個打橋牌的人都臥病在家。她的丈夫提早回家發現了她,她才有機會被送到我擔任護理長的神經內科。

朵琳是個年約三十五歲的女性,育有兩個年幼的孩子。儘管那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我還是可以清楚看見她的臉在我面前,就像昨天才發生的事一樣。她的眼神非常具有穿透力,彷彿能把任何人看穿。我們試過好幾次想跟她接觸,但全都被拒絕了,她完全沒興趣跟我們談。會診的神經內科醫生說,她看不出任何心理疾病的跡象,只有嚴重的私人或生活障礙。

漸漸地,某種類似信任的東西開始在我們之間建立起來。有一天她要求單獨見我,於是我就帶她到其中一間比較小的辦公室來。她一直盯著地板,對我說她覺得多麼悲慘。接著是一段漫長的沉默。之後我突然開口:「妳知道嗎?朵琳,我來這裡並不是為了阻止妳再度自殺。」

這句話就像一記重捶般突破了她的心防。她抬頭看著我,眼睛瞪得很大,脫口而出:「你剛剛說什麼?那不是你們這些人希望的嗎?」她是個聰明的女性,完全知道要是再次透露自己想結束生命的意圖會怎樣:她將會被監禁起來,接受強制照顧。所以她只好保持緘默。我感受到她的不安,並察覺到唯有壓力解除,她才會再度開口。

我對她的醫生說,她出院之後我會和她保持聯絡。隨著時間過去,她開始對我說起她的生活,那是個帶給她痛苦的人生。她對其他人毫無信任感,總是過於敏感,覺得自己不斷受到攻擊。兩年後,她送給我一本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那是一份反映她內心情況的禮物,我們之間的溝通就像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描寫的情節──她正在對我揭露屬於她的地下室。

大約又過了四年後,我很清楚她的情況不是很好。我已經懷疑了一段時間,認為她遲早會再自殺。我曾經問過她會不會這麼做,只得到「或許」這樣的回答。我只告訴了她的醫生,但他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覺得這只是徒勞。有一天早上,我接到她丈夫打來的電話:前一天晚上,朵琳用一種極為可怕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唯一發現的人是她十三歲的女兒。

我和朵琳相處的經驗是人生中很寶貴的一課。拋開我們一切的假設,這正是我們必須做到的。如果想把人們從死亡邊緣拉回來,醫療能做的其實很有限,說的全是大話,「我們都只是別人生命裡的過客」,這才是我們應該有的態度。任何處於這樣絕望困境裡的人,最基本也最重要的需要,就只是被了解而已。先了解他們,再謹慎且清楚地指出有哪些可以取得的幫助,就是我們的工作,光是能想到這點,就已經是很大的慰藉了。我已經學到要當個好的傾聽者,因為沒有機會分享自己故事的人,最後將會變得孤單。

朵琳淒慘的死亡也影響了我對於協助自殺的意見。我認為,如果有人真的覺得自己撐不下去了,他們應該要有管道可以追求人道的結束。光是這個選項就能給人喘息的空間,要不堅持下去,要不開始朝較不孤獨的死亡邁進。如果結局是無可避免的,事情就不該像這位年輕母親一樣的結束。

她的書到現在都還放在我家的書櫃上。封面的題詞寫著:「朵琳敬上」。

※ 本文摘自《那個病人,我人生的醫生》,原篇名為〈地下室──漢斯.范德姆,護士〉,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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