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把人們從死亡邊緣拉回來，醫療能做的其實很有限

文／艾倫．狄維瑟；譯／黃怡雪

任何處於這樣絕望困境裡的人，最基本也最重要的需要，就只是被了解而已。

某個星期一，在她丈夫固定會出門打橋牌的晚上，她吃了過量的藥。

她能活下來其實是個意外：因為流感盛行，好幾個打橋牌的人都臥病在家。她的丈夫提早回家發現了她，她才有機會被送到我擔任護理長的神經內科。

朵琳是個年約三十五歲的女性，育有兩個年幼的孩子。儘管那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我還是可以清楚看見她的臉在我面前，就像昨天才發生的事一樣。她的眼神非常具有穿透力，彷彿能把任何人看穿。我們試過好幾次想跟她接觸，但全都被拒絕了，她完全沒興趣跟我們談。會診的神經內科醫生說，她看不出任何心理疾病的跡象，只有嚴重的私人或生活障礙。

漸漸地，某種類似信任的東西開始在我們之間建立起來。有一天她要求單獨見我，於是我就帶她到其中一間比較小的辦公室來。她一直盯著地板，對我說她覺得多麼悲慘。接著是一段漫長的沉默。之後我突然開口：「妳知道嗎？朵琳，我來這裡並不是為了阻止妳再度自殺。」

這句話就像一記重捶般突破了她的心防。她抬頭看著我，眼睛瞪得很大，脫口而出：「你剛剛說什麼？那不是你們這些人希望的嗎？」她是個聰明的女性，完全知道要是再次透露自己想結束生命的意圖會怎樣：她將會被監禁起來，接受強制照顧。所以她只好保持緘默。我感受到她的不安，並察覺到唯有壓力解除，她才會再度開口。

我對她的醫生說，她出院之後我會和她保持聯絡。隨著時間過去，她開始對我說起她的生活，那是個帶給她痛苦的人生。她對其他人毫無信任感，總是過於敏感，覺得自己不斷受到攻擊。兩年後，她送給我一本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那是一份反映她內心情況的禮物，我們之間的溝通就像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描寫的情節──她正在對我揭露屬於她的地下室。

大約又過了四年後，我很清楚她的情況不是很好。我已經懷疑了一段時間，認為她遲早會再自殺。我曾經問過她會不會這麼做，只得到「或許」這樣的回答。我只告訴了她的醫生，但他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覺得這只是徒勞。有一天早上，我接到她丈夫打來的電話：前一天晚上，朵琳用一種極為可怕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唯一發現的人是她十三歲的女兒。

我和朵琳相處的經驗是人生中很寶貴的一課。拋開我們一切的假設，這正是我們必須做到的。如果想把人們從死亡邊緣拉回來，醫療能做的其實很有限，說的全是大話，「我們都只是別人生命裡的過客」，這才是我們應該有的態度。任何處於這樣絕望困境裡的人，最基本也最重要的需要，就只是被了解而已。先了解他們，再謹慎且清楚地指出有哪些可以取得的幫助，就是我們的工作，光是能想到這點，就已經是很大的慰藉了。我已經學到要當個好的傾聽者，因為沒有機會分享自己故事的人，最後將會變得孤單。

朵琳淒慘的死亡也影響了我對於協助自殺的意見。我認為，如果有人真的覺得自己撐不下去了，他們應該要有管道可以追求人道的結束。光是這個選項就能給人喘息的空間，要不堅持下去，要不開始朝較不孤獨的死亡邁進。如果結局是無可避免的，事情就不該像這位年輕母親一樣的結束。

她的書到現在都還放在我家的書櫃上。封面的題詞寫著：「朵琳敬上」。

※ 本文摘自《那個病人，我人生的醫生》，原篇名為〈地下室──漢斯．范德姆，護士〉，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