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麥克.哈里斯;譯/朱明曄

醫生伊迪絲.伯恩(Edith Bone)決定不哭。

一九五六年秋季的這個午後,她持續了七年的單獨監禁突然終止。監獄大門的外頭,匈牙利革命最後的寥寥幾陣槍聲在街道上回響。監獄大門裡,伯恩醫生從正門來到院子裡,對於被禁錮已久的她而言,院裡的陽光令她極不適應。她六十八歲了,個子矮胖,關節腫脹。她從監獄大門邁出,明亮的天空令她無法直視。隨後,她看到一群人在等她。這群西裝革履、翹首以盼的人。他們都在等著看她哭泣。

閃亮的巴士駛來時,攝影師們抬起了圓筒狀的鏡頭,記者們拿起活頁筆記本。這輛巴士是來接伯恩醫生並將她送去英國大使館的。這群新聞從業者在搜尋七年的獨處在她身上留下的印記。這樣的獨處在她臉上、在她耷拉的眼皮上會留下怎樣的疤痕?正常人恐怕會陷入瘋狂和嚴重的憂鬱吧。但當伯恩醫生緩緩地穿過院子,走向大鐵門時,她看起來沒有一絲恍惚。要說她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她現在看起來充滿希望。

官員和記者目瞪口呆。一位來自英國《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的男士在他的筆記本上草草記錄著,竭盡全力誇大報導,說她走路一瘸一拐的。一星期後,這名記者十分窘迫地得知,當時伯恩醫生只是因為穿了一雙不合腳的鞋。

秘密監禁

伯恩醫生於一八八九年出生在布達佩斯,她在眾人眼裡是一個聰慧的孩子──雖說有一點叛逆。她希望長大後成為一名律師,像她父親那樣,但當時律師這個行業是不允許女性參與的。她能選擇的職業只有老師或醫生,於是她選擇了後者。帶著她曾祖父的聽診器和象牙把手的埃斯庫拉庇烏斯[1]手杖,她於一九〇八年秋季進入布達佩斯大學醫學院就讀。

畢業後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於是她進入了一所軍事醫院。可能就在那裡,在目睹了底層民眾經受的煎熬後,她對共產主義的同情更加高漲了:她看到一位不識字的羅馬尼亞軍人──這名軍人在戰前是個牧羊人──對著窗戶哭泣了好幾天,輕輕抱著一隻骨頭斷裂的手臂,心裡惦念著他失蹤的孩子們。他只是眾多肝腸寸斷的人中的一個。

戰後,伯恩醫生投入英國的政黨工作整整十六年,也正是由於這層海外關係,她於一九四九年回到共產黨管理的布達佩斯時,引起了當局懷疑。

伯恩醫生在返回英國的途中,遭祕密警察組織於機場攔截。他們將她推入汽車,載著她經過總部的鐵皮大門。

「我們串通得夠好吧?」司機打趣說,「沒人知道妳在哪裡。」

確實,她在英國的朋友們以為她還待在匈牙利,而她在匈牙利的朋友們以為她早已出發前往英國了。伯恩醫生就這麼消失了。

總部大樓內,一個穿戴光鮮的瘦削男子慢條斯理地出現了。他將伯恩醫生帶到一間小型會客室,告訴她,他們已經知道她是間諜,知道她是英國祕密情報局的幹員。
「妳離開這棟樓的可能性渺茫,除非妳告訴我們他們分配什麼任務給妳。」

伯恩醫生回答:「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想我會在這裡關到死吧,我不是情報局的特務。」

隨後那人告訴她:「妳被逮捕,代表妳就是有罪,黨可不會抓無辜的老百姓。」

警衛押她進了地下室,來到一間狹小的牢房,牢房面積僅比房內的鐵床大一點。她伸手一夠,就觸到天花板了。伯恩醫生躺在床上,平靜得瞬間入了夢境。不久,她被一陣突如其來的涼意驚醒。

「別害怕,呵呵。」一名警衛嘲笑她。
「我沒有害怕。」伯恩醫生回答。

接踵而至的經歷──她七年又五十九天的單獨監禁──是恐怖片裡才會出現的。她被關在骯髒陰冷的牢籠中;牆壁上不是滴著水,就是長著毛茸茸的菌菇。大多數時候,她是半餓著肚子的。除了見獄警的時候,她總是一個人待著。二十三位嚴厲的軍官用挑釁與諷刺的語言訊問她──有一次訊問竟長達六十個小時。有一段時間,整整六個月,她被關在伸手不見五指的牢房裡。

儘管這樣,關押她的人還是沒有得到絲毫偽供、半點求饒;他們所獲的唯一犒賞是她高傲的回覆。久而久之,這成了伯恩醫生的一種消遣,能讓她在偶爾瞧見他們時,去叮咬監獄的權威。

「幫自己推鞦韆」的女士

她想找個剃頭師傅為她剃頭髮。監獄看守人跟她說,女人必須留長髮。於是她花了三周時間把頭髮一根根地拔下,直到長出她滿意的小平頭。一九五一年夏天,她又發起了一場語言抗議,拒說匈牙利語(「他們蠻夷的語言」,她是這麼形容匈牙利語的)。她改用德語、法語、俄語、英語或義大利語交流──這五種語言,她都精通。

但伯恩醫生最精妙的策略還不是戲弄獄卒──她是個幫自己推鞦韆的人。她如藤蔓抓地般把持著自己的理智。理智是外界施壓下的中空狀物質,從那裡,她緩緩地、堅定地為自己築建了一個內心世界,任何人都無法摧毀或從她那裡奪走它。她背誦入門階段的詩歌,將背得滾瓜爛熟的詩句翻譯成她熟知的六種語言。接著,她開始創作打油詩。其中一首是她在那段暗無天日的六個月中寫下的,感激她心靈「那根生於黑暗的魔杖」的拯救之恩。

伯恩醫生想起了列夫.托爾斯泰(Tolstoy)的短篇小說中的一個囚徒,並受此啟發,想象自己走在所有去過的城市道路上:她在巴黎、羅馬、佛羅倫斯和米蘭的街道上漫步。她沉醉於柏林蒂爾加滕(Tiergarten)和維也納莫扎特故居的風景中。之後,當她的雙腳在床邊的水泥地上畫出一道窄溝時,她會默默想著這是一條往倫敦的路。她每天都會走上幾英里,並在腦海裡畫上一個暫時離開的記號。她用這樣的方式去倫敦四次,每次都在到達英吉利海峽時停下,似乎海峽的水太冷了,她游不過去。

然而,測算這些距離太不精確了,於是伯恩醫生認為她得有個算盤。獄卒給她掃把清掃牢房時,她偷偷地從中拔下幾根麥稈,還將走味的麵包顆粒揉成珠子,穿在麥稈上。這樣,她就可以如計算恆河沙數般計算了。她還用這把「算盤」測量了自己的詞彙量,發現自己掌握了兩萬七千三百六十九個英文單詞。緊接著,她又計算了她的德語和法語詞彙量。接著,她又問自己可以說出多少種鳥的名字(雖然她可能從未見過這些鳥)、多少種樹的名字(雖然她可能從未見過這些樹)以及多少種紅酒的名字(雖然她可能再也沒有機會品嘗這些酒)。

她把更多的麵包屑揉成字母,一共揉了四千個,把它們放在二十六個同樣用麵包精心製作的凹槽中;這是她用小麥做成的印刷機。她用這台「印刷機」拼出她的思想和詩歌。獄卒們瞄了她一眼,皺了皺眉頭說:「妳瘋了。」伯恩醫生表示同意。

因為消化功能變弱,她分到了一些藥丸。她發現藥丸帶有一絲綠色,於是就用這抹綠色染她的麵包屑。就這樣,聖誕節時,她做了一些綠色的「小冬青枝」。但冬青枝上猩紅的梅子呢?於是,她又用自己的血液去染麵包屑。

警衛們火了,但伯恩醫生證明自己精通獨處的藝術。他們將她與世隔絕,而她正好可以踐行這門藝術,取平靜捨瘋狂,取安慰捨絕望,取獨處之樂捨囚禁之苦。想摧毀她就太天真了,走出獄門的伯恩醫生(用她自己的話說)「比以前智慧些了,並且充滿了希望」。

承受孤獨的能力,一種失傳的小小藝術

有一天,我偶然讀到一本書,這本書在不經意間提及了伯恩醫生(只有一兩行字)。我不敢相信知道她故事的人這麼少,於是決定多瞭解她一些。最終,我在加拿大約克大學的稀有藏書中翻到了她的自傳《七年孤獨》(Seven Years Solitary, 1957)(這本書於一九五七年出版,也就是她出獄後的一年),我意識到了她的故事多麼震撼人心。

她七步成詩,寫作時推心置腹,我彷彿能聽見她的聲音──堅毅中摻雜著揶揄,透露出一個青年在匈牙利度過青春歲月,而匈牙利後來又對她那麼殘忍。我越熟悉她對待單獨監禁的態度──她忍受孤獨的能力深不見底──就越感到一股妒意在我內心蔓延開來。我當然不是忌妒她的境遇,而是忌妒她的才能。我很好奇,在我的世界裡,是否有一部分能激發像她那樣的精神境界;又或者,我是否總能逃離自我的牢獄──對伯恩醫生來說,那是無法得到的一種奢侈品。

甚至,我獨自一人花上幾小時的時間閱讀她的故事,這點獨處的時間對我而言也是那麼難以忍受。我不斷抬頭張望,希望隔壁房間輕聲細語的圖書管理員能打斷我,希望一個願意社交的學者能在我工作的桌子旁坐下。我一把自己和可敬可畏的伯恩醫生比較,就如坐針氈,自愧不如。

最終,我讀完了她的故事,猛地合上書,恍惚走到炙熱的午後白晝下,但不安並沒有像我原本想的那樣消散。我穿梭在學生堆裡,推擠著走進擁擠的咖啡廳,出了咖啡廳,又擠上一輛載滿人的公車,但問題繼續在我腦中來來回回。我想為自己多留一點獨處時間,但一旦一個人時,又總備感沮喪。這個問題值得我去解決。更重要的是,伯恩醫生卓越的存在模式值得我們這個緊密相連的世界借鑒。

如何獨處?又為何獨處?

這裡面一定有訣竅,我是這麼想的。一種踐行,抑或是一種修煉,將寂寞變為主動獨居,將空曠的日子變成空白的畫布。那一定是某種失傳的藝術,像優雅的書法,或是在婚禮上戴上領結時的自信。這是一種失傳的小小藝術,年復一年,在未來刺眼的白光中褪色。

註釋
[1]編注:埃斯庫拉庇烏斯(Aesculapius),是羅馬神話中的醫神。

※ 本文摘自《獨處七日》前言,原篇名為〈孕育在黑暗裡的魔力〉,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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