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哪裡都會一直記得自己的身份，我不想忘記自己是香港人

文／傘下的人

我帶住佢喺身上，希望自己去到邊都會一直記得自己嘅身份。唔好輕易忘記因為抗爭付出咗好多，唔好只係諗住盡快成為台灣人，我唔想忘記自己係香港人。

「那天，我是一個剛剛加入勇武抗爭的新手。」Peter在二〇二〇年，談起二〇一九年七月一日，好像只是昨天的事，卻又彷如隔世。可是如今的他只能在彼岸臺灣追憶往事。

十多年來，每年回歸紀念日香港人都習慣了這樣度過──上午慶回歸，下午大遊行，晚上放煙花。但是，二〇一九年有點不一樣。

清晨，灣仔會展雲集數百高官巨賈，隔著屏幕觀看升旗禮轉播。場外警方重重佈陣，以防示威者靠近慶典。與此同時，相距約一公里的立法會一帶已聚集不少示威者，在警方防線前蠢蠢欲動。俗稱「煲底」的立法會停車場之外的旗杆上，五星紅旗換成一面黑洋紫荊旗，與旁邊被下半旗的香港區旗一同飄揚。

立法會本是下午七一大遊行的終點，但一批年輕人早上已在該處聚集，並嘗試衝破警方防線，攻入正在舉行升旗儀式的金紫荊廣場。然而，面對警察強大的武力，年輕人無功而還，部份更被胡椒噴劑與警棍所傷。

是你教我們和平示威沒用的

下午，由民陣發起的遊行，隊伍在維園起點還沒出發，立法會外已經人頭湧湧，看上去幾乎都是年輕面孔。Peter戴著黃頭盔和N95口罩隻身到了現場，在人潮中等待一個未知的行動。

「因為經歷了六月之後，我覺得已經可以Skip遊行，直接到終點等待行動。」不少人跟他一樣做好心理準備，希望在這個極具標誌意義的日子，為反修例運動尋找突破口。可是Peter沒料到，這個破口出現在立法會的玻璃門上。部份示威者在立法會商議下一輪行動，投票選出：衝擊立法會。

勇武示威者分布立法會不同出入口，以鐵棒、手推車衝擊立法會玻璃門。他們不理會議員勸阻，一整個下午均在衝擊。其時，立法會內有多重警員手持盾牌戒備。至入夜後，立法會大樓玻璃被敲碎，大樓內的警察卻突然棄守，令示威者成功攻佔了議會。

Peter是先頭部隊之一，這是他第一次踏足議事廳。當然，他從來沒想像過會以此方式實現。他稱自己為勇武派，縱然事前沒有參與衝擊，但決定踏進立法會的時候卻沒半點遲豫。「當時大家戰意很高昂，始終多年來示威也未發生過，進去一刻覺得是很大的成功，很震撼。震撼不是覺得居然有人這麼做，而是終於有人敢做了。」立法會長年以來都是抗議目標，大大小小的包圍、衝擊不是新鮮事，但佔領確是回歸以來首次。

Peter形容，佔領立法會後，最初一眾示威者各自行動，沒有任何組織和計劃，「都會有少許迷茫的感覺，因為大家都不知道要佔領多久。」他周遭的示威者有的噴寫標語，有的破壞畫像和設施，有的把示威物品搬進大樓。而他則獨自遊走，把監視器一個一個塗黑。雖然行動沒有組織，但Peter認為目標很明確。「當天多數人都同意要有操守，不可盲目破壞。有人不斷呼籲大家不要『爆』古董，說我們進來的目的是要針對反抗對象，即是林鄭月娥和建制派，要破壞也只會破壞與他們有關的東西。」平日公眾止步的議事廳和前廳面目全非，牆上寫著「官迫民反」、「垃圾會」、「you ask for it」等的怒吼，還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你教我們和平示威沒用的。」不滿政府自反修例風波的半個月來未有回應示威者所有訴求。
堂皇的議事廳內，建制派議員座位亦被塗上粗言。回歸後歷任立法會主席的肖像統統被毀，只有港英時期的施偉賢及黃宏發兩名前主席倖免於難。

新聞畫面中，一個個破壞大樓的動作、一個個滿目瘡痍的「災後現場」，成為七一夜的標誌。「當時在腦海中浮起的，是雨傘運動後的打壓，更多的是二〇一六年『魚蛋革命』入獄的手足。」

佔領現場卻交織著複雜的情緒，Peter認同他們的確是在破壞，但是破壞的是「長年失能的議會制度」，他們要向政權證明示威者有能力做得到。眾人既為了爭取反修例運動的訴求，也是二〇一四年後壓抑多時的一次山洪暴發。

難忘現真身 讀出「五大訴求」

對Peter來說，事過境遷後仍然無法忘記的兩個畫面，都與人有關。「最深刻是梁繼平脫下口罩那一刻。」他不加思索地說：「他那抗爭的決心比許多人準備得更好，走得更前。」前香港大學《學苑》總編輯、當時是華盛頓大學政治博士生的梁繼平，在議會廳內宣讀抗爭宣言，提出五大訴求。他更在鏡頭前露臉呼籲示威者留守：「我脫下口罩是想讓大家知道，其實我們香港人真的沒有東西可以再輸了，我們香港人真的不可以再輸。當我們再輸，是十年，你們想想看是十年，我們公民社會就會一沉百踩。」

梁繼平現真身，示意不畏抗爭以外，也代表他已有被拘捕及檢控的準備。事後，他離港赴美。

形容自己當時是「勇武初哥」的Peter說，這一幕是大家始料不及的。「很影響我以後的心態，更放膽出去抗爭。」他解釋：「當看見他一個人押上自己的前途、現在擁有的一切，為香港這麼做，那麼一個普通人都做得到，大家都可以。」

勇武之後 流亡台灣

隨後半年，Peter由初哥成為抗爭常客，走遍港島九龍新界大小戰場，最激烈的衝突幾乎無一缺席；但他也沒料到，那些日子卻成為他的告別之旅。

因為開始被警方追查，他決定避走台灣。匆匆回家拿護照，沒多少天就坐上單程客機。本打算暫避風頭，後來發現已被警方鎖定身份，改變主意決定落戶寶島。「覺得很遺憾，因為香港未打完，在我們的角度來看是半途而廢。」昔日豪情壯語，今日難免成為包袱。這是逃避嗎？他聽罷卻不猶豫：「不是，因為我不相信香港的執法者，也完全不相信司法機關會有公平公正的裁決。」反修例運動案件陸續開審，多個示威者被法庭判入獄，香港傳來的消息令Peter更相信離開是正確的決定。「離開是為了留住意志和軀體，將來有用之時再回去救香港。」

與香港鄰近、兩地沒引渡條例的台灣，是最熱門的流亡目的地，民間團體估計超過二百名香港示威者逃到當地。在台灣與Peter碰面之際，他已經申請了大學碩士課程，正在等候錄取結果。雖然獲得自由，但衣食住行每個生活小節都依賴民間團體的資助。相比流亡到其他國家的示威者而言，他們已經算是幸運的一群，至少在台灣能獲得更大的關注度和支援。

在香港已經工作幾年的Peter，以往沒想過重返校園，但一場運動改變了他的下半生。「雨傘運動的時候我是和理非。其實在去年參與抗爭之前，本來已疊埋心水（一心一意）跟隨香港人條path，工作、買樓、供樓，現在所有的轉變是完全沒有想像過。」離開了陪伴自己成長的一切，他現在只能隔著手機屏幕延續那僅餘的連結。「最大的遺憾是……沒辦法送每一個入獄手足的囚車，他們值得更大的關注。」Peter臨別香港前做的最後幾件事，其中之一是探望在荔枝角收押所候審的「隊友」，後來他在台灣得知對方認罪入獄。

歸期未有 惟有思念

運動一年以後，逃亡的不止勇武派，《國安法》之下更多人盤算移民。Peter說已經預計歸期更無期，但是他仍然深信終會有回家這一天。在台灣的生活尚算適應，但每每被當地人問及來台的原因時，他總有無盡的難言之隱。「在台灣對自由的感受很深，很感激這裡幫助我們的每一位。但我目前無法當這裡是家，我還有回去抗爭和出力的感覺，香港始終是放在第一位。」縱然許多「隊友」入獄或流亡，他相信留在香港的前線同伴不會輕言棄戰。「有投入過很多的都不會想移民，因為大家都不甘心。」

有人說，移民的人，手上總有兩隻手錶，以提示自己老家的時間。台港兩地沒時差，但Peter走在台灣街頭，背包上總是掛著一個小小的「勇武派」泥膠娃娃。對於所餘無幾的他們來說，能夠隨身的似乎就剩下信念。「我帶著它在身上，希望自己到哪裡都會一直記得自己的身份。不要輕易忘記因為抗爭付出了許多，不要只是想著盡快成為台灣人，我不想忘記自己是香港人。」

二十七歲的Peter說，希望五年後能夠回家。真的那麼樂觀？他沉思了一會：「其實有心理準備一輩子回不去。」曾經站在最前線，轉眼卻退至大後方，這種說不清的糾結恐怕很難解開。靜默片刻後，他徐徐地說：「前線一定會打到尾，我還在等香港贏的一刻。」

※ 本文摘自 《我們的最後進化》，原篇名為〈從流水到流亡〉，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