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Shane Strate;譯/譚天

一九三二年政變過後,泰國軍方成立新政府,還造就一種新的歷史記憶。新政府利用它的論述提供一種迫切需要的政治法統,一方面否定王室的統治權。國恥論就本質而言是一部官方訂定的歷史。它代表的,就是軍方領導人對新政府,以及它應如何帶領國家步入新時代的看法。新政府將法國-暹羅危機重新架構,定位為一種每個泰國人都必須承受的國殤,並根據這個新架構訂定它扮演的新角色。本書以下諸章就要討論國恥論的源起,並檢驗它的流傳。在這項過程中,本書要說明悲劇與喪慟的論述如何影響國家認同,並且解釋何以這些說法能在特定歷史時間點與泰國人民共鳴。

首先,這個新論述將王室之恥轉換為全民之痛,讓民眾與政府團結在一起。如第二章所述,對生活在一八九三年的暹羅農民百姓而言,法國-暹羅危機與他們幾乎無關。法國與暹羅兩軍這場在湄公河左岸的衝突,讓王室威望一敗塗地,但對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並無影響。到一九四一年,對身為泰國人、泰國的疆界與主權有感的人民,比例比過去大了許多。國恥論將這些概念回溯既往事件,將一八九三年事件改寫成西方攻擊泰國,而不是王室威望受創的故事。平民百姓因法國竊據泰國土地,讓泰國受到屈辱而表達憤怒。一旦這種新歷史記憶廣為民眾接受以後,政府更能說服民眾,讓民眾相信只要能解決這些過去的悲慟,就能為泰國創造美好未來。

由於這是一種以損傷為基礎的論述,需要有新方法讓距離實際事件已經遙遠的幾代人也能感受切身之痛。泰國政府為達到這個目標,在年代上玩了花樣。在二十世紀四○年代,泰國史學者在談到過去的年代時,一般都用佛曆(偶而也會用西曆);但在談到這場法國-暹羅危機時,卻總是以「RS 112」——拉塔那可辛(Rathanakosin)王國紀元(以卻克里王朝建立為元年)一百一十二年——表達它的年代。這場危機也因這種獨特的時間表,在整體泰史中具有一種特殊地位,讓人見到它,就不禁想到王室在這場悲劇中扮演的角色。17最重要的國殤象徵是失落土地本身的形象。披汶政府在二十世紀三○年代末期印發的彩繪地圖,讓人更加認定法國不僅占了土地,還玷汙了泰國名譽。這些地圖把泰國的過去描繪成一段不斷割地求和、苟延殘喘的歷史。

這些地圖也說明了國恥論造成的第二個後果:它要在一種「政府是犧牲品」的基礎上,以狹隘的方式為泰國認同重新定義。根據這種新的定義,政府取代王室成為英雄。政府所以成為英雄,不是因為它打贏了與法國的對抗,而是因為它在這場對抗中輸了。國恥論的主要矛盾就在這裡。根據披汶政府的歷史觀,政府既是犧牲品,又是英雄,因為在二十世紀四○年代瀰漫於東南亞的反殖民氣氛中,英雄總是與不公義或悲劇牽扯在一起。它是身為政治犯、遭受種族歧視、被歐洲帝國主義占領的產物。披汶政府開始大談「被迫害情結」,說國家生存不斷受到來自國內外敵人的威脅,「可能在暹羅-法國衝突中敗北」於是成為披汶政府被迫害情結的基調。

在這樣一種腹背受敵的世界中,泰國如果想生存,全國國民就必須團結在政府領導下,為「泰化」效力。人民民主聯盟(PAD)等政治派系就運用這張失落土地圖嚇阻反對黨,就像是說「國家若不團結,就會有這後果」一樣。

國恥論一方面為國家特質重新定義,另一方面提供一個據點,讓當局將這種新認同投射在更大的地緣空間上。威集根據他那套失落土地圖的說法創造「大泰國」概念,利用「失土論」,將一八九三年邊界危機造成的分裂民族結合在一起。贊同這種論點的泰國人,逐漸開始將法屬印度支那的寮人與高棉人視為大泰國民族的一部分。邊界地區就這樣成為遭他國占領的泰國土地。

根據國恥論的說法,所謂「左岸泰人」的寮人與高棉人,都是泰國因法國-暹羅危機而犧牲的同胞。這些同胞生活在法國殖民統治當局壓迫下,無法享受泰國人民現在享有的憲法保障的自由。儘管他們說得如此天花亂墜,本書要告訴讀者,國恥論事實上是一種披上民族解放、重振國家榮耀外衣的民族統一主義與新帝國主義。

國恥論史觀歌頌軍方,將軍方描述成國家救星,這是國恥論帶來的最後一個後果。泰國人逐漸認為,從科技、生活水準,與國際地位角度而言,泰國越來越像殖民地,不像殖民者。到二十世紀四○年代,披汶政權已經成功將這種想法與失落土地的形象結合在一起。在治外法權、關稅,特別是與法屬印度支那邊界談判的失敗(這一切都是法國-暹羅危機的後果)推波助瀾下,泰國當局更加振振有詞,說泰國之所以不能現代化,全是西方列強集體干預的後果。在王室流亡的情況下,唯有軍方才能為國家對症下藥、救亡圖存。披汶的文化方案是軍方現代化大方向的一環,欲達到目的,泰國必須驅除過去那些戰敗割土的惡靈。國恥論於是將一八九三年訂為泰國失敗之年,而以一九四一年為救贖之年。

註釋
17 它同時也證實,國土的喪失是王室傳承中令人尷尬的一面。

※ 本文摘自《從暹羅到泰國》導讀,原篇名為〈國恥論效應〉,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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