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反智傳統」,與其說是「反智」,不如說是「反左」
Photo Credit: unsplash

美國的「反智傳統」,與其說是「反智」,不如說是「反左」

文/余杰

為什麼竟然有如此多的知識分子厭惡這個社會,而去讚美專制制度呢?
──雷蒙.阿隆

為什麼納粹和共產黨不會在美國掌權:美國與歐洲的分道揚鑣

在二戰中,以《麥田捕手》一書聞名於世的作者沙林傑是一位美軍士兵和反情報官,他是率先見證納粹政權全貌的美國人之一。他在一九四五年春天進入德國集中營,見到了難以想像的慘狀:焦屍,一堆堆的焦屍。他寫道:「燒人肉的氣味留在鼻孔裏,怎麼也無法完全消除,活再久也一樣。」

後來沙林傑傳記的作者描述說,成堆的裸露屍體讓沙林傑看不下去,屍體一堆又一堆,看似全是死人,但有時裏面會傳出聲音,士兵會發現裏面竟然有人還活著。他們發現有些倖存者瘦得不可思議,頰骨明顯到宛如臉上長了角,腕骨也暴凸,皮膚繃成猶如尼龍褲襪,薄到看得見骨頭。軍人見識過太多慘狀了,而沙林傑經歷幾場激戰,不能說經驗不夠,但經驗再豐富的軍人也無法不被這種慘狀嚇倒。

美軍統帥艾森豪第一時間巡視了布亨瓦德和達豪集中營,立即請全球攝影記者前來記錄歷史。他找來巴頓將軍和其他將領,說:「你們非看看不可,因為以後不信這種事的人一定大有人在。」

沙林傑很快因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而在紐倫堡入院治療,讓他心靈不堪重負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他在集中營見到的一切,歐洲是一座猶太人的墳場。他是拯救者,也是受害者,他的身心和性靈都受重創,一生都無法復原。

此一場景也是美國與歐洲分道揚鑣的標誌,美國從此不必在歐洲面前自卑,不必再羨慕歐洲的文化、學術和智慧。歐洲沉淪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奉行「知識分子治國」的原則: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是哲學博士,海德格與施密特是大學校長、大學教授,希特勒的內閣中有太多博士;史達林身邊也充斥著主修「馬克思─列寧神學」的專家和推行計劃經濟的技術官僚,很多國家科學院院士參與了古拉格群島的建設和管理,一切都井井有條。希特勒和史達林雖然算不上知識分子,但他們都熱愛歌劇和芭蕾,他們也給予飽學之士足夠的尊重與重用。

在美國,知識分子從未取得在納粹德國和蘇俄的崇高地位,美國人不願讓知識分子治國。這本《美國的反智傳統》指出,長期以來,美國雖然成了世界工業領袖國,卻被視為西方世界的「文化盲都」,但在二戰前後,歐洲在文化和道德上逐漸失去對美國居高臨下的地位。最關鍵的原因在於,歐洲誕生了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

霍夫士達特承認,法西斯是美國人前所未見的極權政治與暴政,歐洲民主列強對它的包容討好也實在是西方民主制度下的一個敗筆。納粹與蘇聯在一九三九年的協定──只有那些最容易受騙的人才看不出來布爾什維克的外交手段與法西斯一樣──戳破了蘇維埃是民主同路人的假象,也使得世人知道共產社會與民主社會的確是不同的。作為一位明顯傾向左派思想的大學教授,霍夫士達特敢於大聲譴責法西斯的暴行,卻對共產主義陣營同樣駭人聽聞的暴行一筆帶過,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太過遙遠,中國歷史學家高華揭露延安真相的傑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在西方的讀者遠遠比不上斯諾充滿謊言的《紅星照耀中國》,而中國作家、記者楊繼繩關於大饑荒的傑作《墓碑》的英文版出版後似乎無人關注。

霍夫士達特不可能背叛其學院派知識分子的「小世界」,他在書中對美國的「反智傳統」提出尖銳批評。但他不得不承認,美國不需要借鏡外國的政治制度或意識形態──在二戰末期,當法西斯死亡集中營的新聞傳出後,美國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無論多麼醜陋的事件都算小巫見大巫了。歐洲的傾頹與苦難,讓美國承擔起對世界的責任。美國作家埃德蒙.威爾遜說:「美國在政治上現在是全世界最先進的國家。」而美國二十世紀的文化是「民主文化的代表,在立國之初就如是,而在內戰後更蓬勃。」他認為二十世紀美國有了藝術與文學上卓越的振興──美國人有理由懷疑知識分子主宰的世界「真的會好嗎」?在很多美國人看來,隨便從黃頁上找來二十個人組成內閣,一定比從哈佛大學挑選二十個教授組成的內閣更好。

「反智主義」遏制了「知識分子鴉片」的氾濫

霍夫士達特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學者,他的研究將思想史、社會史和政治史融為一體,且博聞強記、妙筆生花,《美國的反智傳統》出版後既暢銷又成為學術經典。這本六○年代出版的著作,今天又引起很多人的興趣,歷史學家余英時指出,「這是和川普當選總統分不開的。」換言之,人們將川普當選視為美國「反智傳統」的極端體現,霍氏的著作可充當「批判的武器」。

霍氏從美國的宗教、教育、商業和民主政治等四個面向展開對「反智傳統」的批判。然而,他迴避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真相:這個美式「反智傳統」,與其說是「反智」,不如說是「反左」,它是捍衛美國觀念秩序的最後一道防線,如果沒有這道防線,美國或許就淪為美洲版的納粹德國或美洲版的蘇聯了。霍氏承認,「我們不應該過度美化智識的功能,所以任何務實地評量智識在人類世界中的位置之舉動,不應該被看成是反智。」他也同意被政治學家柯克視為保守派重鎮的詩人艾略特的觀點,「智識背後如果沒有人性作為指引,則我們對它只能像看待會下棋的天才兒童,純欣賞而已。」他也承認此一歷史事實:三○年代,共產主義對於知識分子的吸引力的確大於對社會其他人的吸引力,而且真的有過若干特殊而引人注目的例子──某些知識分子對於共產主義的過度信仰使得他們背叛了國家。其中,有個讓人沉痛而尷尬的案例:一九三九年八月,納粹與蘇俄簽訂和平條約前夕,有四百位美國知識分子聯合發出宣言反對詆毀蘇俄是「極權政體」,而且認為蘇維埃是「人類和平的中流砥柱」。霍氏雖然是左派,但他這種具有古典氣質的左派還算有良心和常識,不像今天的左派連良心和常識都喪失了。

今天的美國知識界,最需要的不是捍衛僵化專橫的「政治正確」、反對「反智傳統」,而是「反左」,因為知識界已淪為左禍氾濫的重災區。美國學者強納森.海德特、葛瑞格.路加諾夫在《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一書中所說的「反智」,內涵跟霍夫士達特的「反智」南轅北轍。該書的副題很長「本世紀最大規模心理危機,看美國高等教育的『安全文化』如何讓下一代變得脆弱、反智、反民主」,該書揭示了美國教育界、文化界是如何運用「政治正確」的教條壓制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

法國保守派知識分子領袖雷蒙.阿隆指出,法國歷史上有一種左派情結,「在法國,左派享有的威望如此之高,以至於溫和或保守的黨派也絞盡腦汁,從對手的辭彙表中,借取某些修飾語。人們彼此試著看誰最有共和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信念。」他對知識分子掌權充滿質疑:一個讀書人,哪怕才華過人,學富五車,也會在一些簡單的問題面前是非不分。因為有一些觀念像鴉片一樣,讓吸食的人陷入幻覺。他決心去梳理這些觀念,他把這些觀念稱為「知識分子的鴉片」。因為美國知識分子跟權力的距離相對較遠,美國是受「知識分子的鴉片」荼毒較小的國家。

然而,數十年之後,雷蒙.阿隆所批判的法國知識界由左派一統天下的糟糕狀況,幾乎在美國重演。川普當選那一天,哈佛大學如喪考妣,校方下令停課,徵召心理醫生為心靈受創的師生服務。而在一所小學,有一位跟川普同名的孩子遭遇了「反川普的師生」之霸凌──西方左翼跟極權主義之間只隔一層薄薄的玻璃紙。


※ 本文摘自 《川普向右,習近平向左》,原篇名為〈美國精神不是「反智」,而是「反左」〉,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