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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阿比吉特.班納吉、艾絲特.杜芙若;譯/許瑞宋

二○一八年春,紐約市在重新設計菁英公立學校的招生制度時遇到了困難;現行制度以一項考試為基礎,結果僅錄取很少拉美裔和黑人學生。與此同時,亞裔美國人控告哈佛大學歧視,理由是哈佛為了達到多樣性目標,人為限制它錄取的亞裔美國學生人數。此外,川普政府敦促學校停止在錄取決定中考慮種族因素。美國最高法院迄今一直頂住壓力,並未禁止任何基於種族的差別待遇,但它能堅持多久並不清楚。

在印度,爭論主要圍繞著歷史上受歧視的種姓在受教育機會和公務員職位方面實際得到的配額。上層種姓非常不滿這種配額,經常抗議和提起訴訟質疑相關法律的效力。他們特別仰賴的理由,是這些保留名額不成比例地落入下層種姓當中社經地位較高的人手上,而他們可能不大需要這種優待。(他們被詩意地稱為「奶油層」。)

印度的法院同情這種不滿,因此要求得到保留名額的人必須符合收入限制:你必須夠窮才有資格獲得這種優待。與此同時,其他社會群體一直在遊說政府將它們納入保留名額的照顧範圍,一旦成功將稀釋這種安排提供的好處。因此,保留名額制度引發的爭鬥在印度各地幾乎不斷發生,暴力事件也並非罕見。

「素質」(merit)是相關辯論中的關鍵概念。爭論的核心是以下見解:考試分數是個人素質的客觀指標,反映當事人有多值得得到某個職位或大學名額,積極補償政策因此歧視(在印度稱為)「素質優秀」(meritorious)的競爭者。基於本章已經指出的各種原因,這種觀點看來幾乎不可能成立。自我歧視會打擊自信和損害考試成績。因為剛好出身於某個群體而一直被老師和主管低估、以施恩的態度對待、忽視或鄙視,會使你更難成功。

此外,我們都知道,如果你在書香門第長大,家裡到處都有書,餐桌上經常深入討論數學或哲學,無論你是否喜歡這種環境,有一天你必須寫大學論文時,這將成為你的顯著優勢。一名下層種姓的孩子如果在高中畢業考試中取得與阿比吉特一樣優秀的成績,他必然是克服了更多障礙才有此表現,而正因如此,他很可能更有天賦。

成績以外的個人特質

卡德(David Card)和阿西迪亞科諾(Peter Arcidiacono)這兩位一流的實證經濟學家在哈佛招生歧視案(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 v. Harvard)各自效力其中一方,他們爭論的焦點正是素質這概念的模糊性。在原告那一邊,阿西迪亞科諾指出,哈佛錄取的亞裔學生取得的成績和考試分數高於其他所有群體,亞裔因此必然是受到歧視。也就是說,如果考試分數相同,亞裔學生獲哈佛錄取的可能性低於白人學生(或黑人學生)。

在哈佛那一邊,卡德對阿西迪亞科諾的分析提出若干異議,包括指出這一點:哈佛希望所錄取學生的父母背景和主修選擇保持一定的多樣化,追求這種目標是正當的。不過,最顯著的差異在於他們對「人格評分」(personality rating)的理解。人格評分旨在評價申請人的領導素質和誠信。相較於其他群體,亞裔學生的學業和課外活動評分通常較高,但人格評分較低,而一旦考慮到這一點,我們就能看到,亞裔學生獲哈佛錄取的機率並不低於白人學生。

卡德認為這證明哈佛並沒有歧視亞裔學生。阿西迪亞科諾則表示,人格評分恰恰是哈佛歧視亞裔學生的手段。在這場辯論中,歷史上相當諷刺的類似情況並未遭到忽視。在一九二○年代,當時的哈佛校長羅威爾(Abbott Lawrence Lowell)試圖引入配額制度以限制哈佛錄取的猶太裔學生人數。雖然此舉失敗,但羅威爾建立了「整體」(holistic)錄取制度;這項制度重視學業成績以外的個人特質,被用來限制猶太裔學生人數。哈佛招生歧視案的原告希望說服人們相信這種情況又發生了。

這場辯論說明了「素質」這個概念的奸詐本質。一方面,「個人素質」可能反映(或許是無意的)某種群體認同──那些群體的成員以一般公立學校不教的某種祕密方式互打招呼。人格評分或許真的就是一種並不那麼微妙的手段,旨在排斥特定類型的學生(無論他們是不是亞裔),確保菁英地位可以順利代代相傳。但另一方面,在申請入學的人當中,黑人學生的人格評分普遍高於白人或亞裔學生,這項事實大有可能反映我們稍早提到的一點:因為獲哈佛錄取必須具有優秀的學業成績,來自弱勢背景的孩子必須具有相當不尋常的個人特質才有可能獲得哈佛考慮錄取,尤其是因為這些孩子之前很可能必須克服就讀的學校和家庭環境較差造成的困難。

哈佛招生問題沒有顯而易見的解決辦法。做為培養新一代領袖的旗艦院校,哈佛顯然必須容納來自所有社會群體的學生,而在一個民主國家,任何一個社會群體的學生所占的比例如果遠高於該群體占全國人口的比例,那就不但令人反感,還很可能引起政治問題。但我們必須針對積極補償政策的設計展開更透明的社會對話。積極補償政策的現行執行方式總是設法避免直接面對種族這個概念,這很可能非常不理想。哈佛面臨的挑戰是無可避免的,但或許也是可取的,因為它迫使社會面對自身的矛盾。

增加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接觸或許可以減少偏見,就這個較狹隘的目標而言,積極補償政策引起愈來愈多怨恨確實構成了問題。根據奧波特的原始假說,接觸可以減少偏見,但前提是必須有某些條件配合。他特別指出,如果群體之間有平等的地位、共同的目標、相互合作,而且獲得政府當局、法律或習俗支持,則群體之間增加接觸可以減少偏見。極具爭議的融合不大可能造就這些條件。例如倘若高中生覺得他們必須與來自其他群體的同學競爭大學名額,而且自己在這種競爭中被不公平地置於不利的位置,他們可能會變得更加怨恨其他群體。

※ 本文摘自《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原篇名為〈哈佛大學招生爭議〉,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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