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叫我「那個她媽不是台灣人的」

發表於 2020-10-202020-10-20By Readmoo編輯團隊好書秒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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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育瑄

獻給所有糾結於自己身份的新二代孩子
　
國小畢業典禮，我上台領縣長獎。這個獎是六年來總成績是班上第一名的人才有的殊榮。然而，爸媽並沒有出席我的畢業典禮，我不想讓他們為了出席請假被扣薪水，所以我跟他們說不用來也沒關係。

從小我的家人對課業成績就不是很看重，他們覺得光會讀書，而不懂得做人處事、不懂得體諒別人也沒有用，比不上有一手技藝的人：比如說巷口擺攤賣麵的老伯，二十年來給街坊鄰居煮好吃的麵──比只會死讀書的人更有貢獻。

對我來說，維持好成績只是一種方式，讓那些議論我家庭背景的人閉嘴，我想學的知識學到了，成績幾分我也沒關係。所以，我原本沒有很在意我爸媽不能去畢業典禮，他們上班賺錢才能買菜跟付帳單，這更實際。

從小除了會念書，我什麼特長都沒有。我既不會任何運動，籃球考試因為一顆都沒投中而拿零分；也沒學過任何樂器，連五線譜都不會看，所以國小六年我沒有什麼機會能領獎。畢業典禮那天，走上禮堂舞台時我雙腳都在抖，直到走回台下的休息區，我努力控制住僵硬的臉，想要裝得不緊張。我不想讓人覺得我是沒有見過大場合的孩子，別人要是知道又要說三道四了。

於是我撐著一抹看似體面的微笑，在人群中找個空位坐下。發現旁邊的家長們似乎在談論我。

「她就是第一名的那個嗎？」
「對啊，就她媽不是台灣人的那個。」

我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手緊緊地握著我的獎狀。腦袋閃過上小學前，媽媽跟我說的一句話：「你要加油，不然人家會說：難怪，她是柬埔寨的女兒。」

我媽當年一定沒想到，六年之後我拿了班上第一名畢業，我依然是別人口中「柬埔寨的女兒」。

當時我心裡很難受，但說不清楚那是什麼感覺。只是覺得明明是印在平滑高級紙張上的獎狀，卻好像能劃破我的手一樣。而用燙金字印的「劉育瑄」三個字，熱燙燙的要把我的臉燒了一般。

後來好幾年我都好後悔，怎麼沒讓我媽去畢業典禮，讓那些人看看「我不是台灣人的媽」長什麼樣子。我常在想，要是能重來，我一定帶著我媽，堂堂正正的走在他們前面。

你「這樣」還能做到，很不容易耶

國中開始，我到台中念一所頗負盛名的私立中學，這個學校按照台灣中部人的講法，就是專門讓有錢人把千金小姐送進去的地方。我同學的爸媽職業不是醫生、就是老師和教授。他們的爸媽，許多人在孩子入學前早就互相認識，或許是研究所同學、或許是一起住在台中西屯、北屯新建高級社區裡的鄰居。

我在這種環境適應得非常辛苦。但有個好處就是，國中老師終於不會叫我跟就讀資源班和來自單親家庭的同學一起在午休的時候去聽老師說故事，大家一起做勞作和唱歌，好像我從小就沒有人愛一樣；也不會在上課時當著所有同學的面說柬埔寨有多麽落後。

或許是師長們以為大家都是好家庭出生的女孩吧，所以想都沒想過用家庭出身來評價一個學生。在我的國中裡，同儕和師長評價一個人的標準很單純：你學習是否認真、參加班上活動是否熱心積極，以及你有沒有想法、人善不善良。

剛進這所學校時，我跟同學的程度落差很大，在近六十人，幾乎大家都是國小第一名畢業的班級裡，第一次段考我考了三十名上下。第二次段考我很努力，進步到前十名，學校的成績單上只有前十名會公佈名次，以維護同學的隱私，也有鼓勵的作用。那天在去學校餐廳吃午飯的途中，有位班上同學走到我旁邊跟我說：「你很厲害耶，才一個多月就進步那麼多，怎麼做到的？」

終於有一次，我聽到一句我真心喜歡的讚美。而不是從前那些：「育瑄啊，你『這樣』還能做到，很不容易耶。」

原來我家就是「有新移民配偶的社經地位弱勢家庭」

在一個我的成就與失敗不再跟我媽的身份掛鉤的環境中，我本該能無憂無慮快樂學習，然而國中時卻發生了一件深深影響我的事。

有天我媽打電話到政府部會詢問，我從彰化跨區到台中念書，還能不能像國小一樣申請身心障礙人士子女補助。卻得到對方一句冷冷的回應：「家裡窮就不要去念有錢人的學校。」

從前，填寫家庭調查表的時候，我都勾我家家境小康，因為自小衣食無缺。但那天無意間聽到我媽跟我爸說她得到的回應之後，我才開始意識到我家原來是窮的，至少在文化資本上面。原來我就是課本上說的「有新移民配偶的社經地位弱勢家庭」長大的孩子。我才發現我沒有跟我的同學一樣，上雙語小學或有一個英文母語人士家教、我沒有學過十年的鋼琴、也沒有學過跆拳道、書法、即席演講，更沒有機會學會如何落落大方的在台上說話，以及我從小就一直被挑毛病的中文。

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為我來自一個低社經地位的新移民家庭。

這件事除了我爸媽和我，沒有人知道。

那位傲慢官員無知的一句話，讓我往後一段時間成為一個易怒和憤世嫉俗的人。幾年後我上了高中，有次室友跟我抱怨，為何學校總把全國性英文比賽的機會，優先讓給學校裡那些小時候住在美國和加拿大的同學，都不給其他人機會很不公平的時候。我只眼帶火光，大聲丟下一句：「你手裡拿一台 iPod touch，還跟我談公平？」

我開始鄙視所有因家庭背景而得到某些優勢的人；我開始注意別人言談的用字遣詞，有沒有一點看不起東南亞社群和社會下階層的意味，如果有，我就會開始憤怒，直到心中的無力感難以承受為止。

我很生氣，因為只要我犯錯，台灣社會就會把錯怪在我的家庭身上。他們不會告訴我，是台灣教育沒有幫工人階級的小孩補齊他們所缺的社會資源。如果我功課不好的話，都是因為我媽來自落後愚笨的東南亞國家，不懂得教孩子。他們選擇對階級避而不談，卻把問題推到種族上面，然後再告訴我，台灣是個擁抱多元文化的國家。這是在跟我開玩笑吧？他們叫新移民媽媽不要再把孩子教笨了，那學校教育的角色跟功能是什麼？

一條長裙與晚了十六年的耳洞

升高二的暑假，我跟母親「回」了趟柬埔寨探望親戚，兩個星期的時間其實很痛苦。畢竟人生地不熟，雖然身為華僑的親戚們都會講國語，然而他們習慣說的語言，是我當時還不會的廣東話。我們每到訪一家，在一陣熱烈的歡迎之後，大家都會關切地問母親：「你女兒點解不識講廣東話啊？你冇教佢咩？」當時我廣東話只聽得懂隻字片語，然而這句話重複大概第五次之後，我也知道親戚在質問我媽為何沒有教會我廣東話了。後來母親也不解釋了，只是跟我一起苦笑。

廣東話的紛爭，在我到柬埔寨的第一個下午達到高潮。在一個家庭即工廠的客廳裡，一群人搬來塑膠椅圍成一圈敘舊。在我邊沉默陪笑邊神遊大概兩小時之後，突然有一句話凝結了熱絡的空氣：「你女兒……是啞巴嗎？」

更糟的是，我就恰好聽懂了那句，偏偏我無法反駁，我連廣東話的我（ngo）都發音不出來，怎麼能說「我不是」。當下，我真成一個啞巴了。

回來台灣幾個月後，某個留在學校準備期中考的週末，我不知道哪條神經不對，決定穿上我從柬埔寨帶回來的一條大紅色長裙。我一向是低調的人，也知道大紅色的底配上褐色圖騰的長裙並不在同年紀朋友的穿著風格裡，但我還是穿了。一天下來，不管走到哪朋友們都過來關心，反應大多是驚訝，沒什麼負面評價，幾個人甚至給了讚美。

當下我就覺得，我受夠因為怕別人說話，而得躲躲藏藏了。不管怎樣人們都會議論，那我因此活得遮遮掩掩有意義嗎？再說，我從小因為看到別人如何對待我媽，就拼命活成像一個普通台灣小孩的樣子。我開始感到愧疚，留我媽一個人在那邊被人說閒話，卻自己保護的好好。

那天下午我給母親打了電話，說：「媽，我想穿耳洞了。」

母親不敢相信，一直不願意像其他柬埔寨小女孩一樣打耳洞的我，竟然這麼說，一直蛤蛤蛤叫我再說一遍，到後面我近乎用吼得講了第五遍，她才說：「真的？下星期你回家我就帶你去打（耳洞）！」

在服儀規定嚴格的保守學校裡，我前兩週不能拆的耳環果然又受到大家的關心，但我不介意。耳洞打下去的時候，明明知道身體一小部分不見了，心裡卻像耳上的耳環一樣沉甸甸的，很踏實。他們想怎麼說就隨他們去吧，因為怕別人說所以晚了十六年才打耳洞，不等了，也沒必要再等了，因為我不怕人家怎麼看了。

在那之後我開始瞞著媽媽，偷偷自學廣東話，我想要學好了給她一個驚喜。我開始學著去吃我以前不敢嘗試的魚露、看些東南亞移民工相關的書。一個週日的午後我帶母親到台中的第一廣場東南亞超市裡逛，人潮擁擠得讓她不顧害臊牽起我的手。我看著旁邊戴著金耳環和銀手鐲、一樣被她母親牽著的越南裔小女孩，心裡有點感動。以前我媽總邊嘆氣邊說，我不像她的小孩。而現在，我不只是個台灣小孩，也是她的女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