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克.霍尼斯巴姆;譯/金瑄桓、謝孟庭

文化評論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提到,如果某種疾病的起因讓人摸不著頭緒、治療又毫無成效,通常會成為影響後世甚鉅的重要疾病。「起初,腐敗、衰亡、汙染、失序、脆弱等引發深層恐懼的元素都與疾病畫上等號。疾病本身成了一種隱喻。接著,只要引疾病之名,以疾病作為隱喻,那股恐懼就加諸在其他事物上了。」1978年,桑塔格以自身與乳癌搏鬥的經驗出發,寫下這些字句,描述身旁一切讓她覺得罹癌是一種恥辱,彷彿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問題。愛滋疫情過後,她重讀自己的論述,發現這些字句用來描述愛滋病患者的處境更適合不過。1989年時,她指出1970年代癌症病患所經歷的遮遮掩掩、羞愧與罪惡感,大都已轉嫁到愛滋病患身上,男性同志與其他特定高風險群(例如靜脈注射藥癮者)尤其深受其害。大眾認為這些族群的行為本來就遊走在危險邊緣,感染愛滋也只是理所當然。桑塔格表示,社會氛圍讓這些族群覺得自己好像「一群賤民」。更糟的是,如果是一般癌症,患者會有罪惡感通常是因為自己不健康的生活習慣,例如抽菸、酗酒。相較之下,大眾卻認為導致愛滋病的不安全行為,不只是一種意志薄弱的展現,更是放蕩、罪惡,是對非法藥物成癮、對偏差的性愛成癮。罹患愛滋病原本只是個人的不幸遭遇,應該要能引發他人對患者的同情,結果卻受到嚴厲批判,被貼上「縱慾、性變態」的標籤,造成愛滋病被嚴重汙名化。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汙名化現象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恐慌與歇斯底里的情緒,大眾開始擔心愛滋病患對廣大社會造成的威脅。愛滋疫情剛爆發時,民眾對於相關新聞並沒有太大反應,也許是受到白宮新聞祕書賴瑞.史必克斯(Larry Speakes)的冷淡態度影響。1982年10月,在一場白宮記者會上,有記者提到CDC宣布未知新型傳染病已經累積超過600例,並詢問史必克斯雷根政府是否有任何表示。結果史必克斯只說了一句:「我完全不知道有這件事。」這種冷漠一部分出於無知,一部分則出於偏見,以為只有同志會染病。只要愛滋病被定位成同志的疾病,不是整個「異性戀社會」需要擔心的事,主流政治人物就能假裝沒這回事,蒙混過關。在共和黨主導的參議院支持下,雷根政府刪減愛滋病研究經費,國家衞生研究院與CDC的科學家因此不得不四處伸手要錢,或想方設法挪用其他計畫經費。疫情爆發前3年,雷根總統拒絕提到「愛滋病」這三個字,直到1985年秋天才首度在公開場合提及愛滋病。當時,演員大衛.哈德森(David Hudson)被迫證實自己不幸染病,從巴黎市美國醫院(American Hospital)的病床上發布新聞稿,而CDC接獲的愛滋病案例已經超過一萬人,其中許多個案是兒童與血友病患者。大衛.法蘭斯(David France)是著名同志報紙《紐約人》(New York Native)的撰稿作家,他後來拍攝了一部以愛滋病為主題的紀錄片,述說愛滋平權運動人士為了找到能讓自己多活幾年的藥物,不惜走上街頭與主流科學機構抗爭,該片並獲得奧斯卡獎提名。法蘭斯表示,哈德森的聲明是個轉捩點,他寫道:「我們祈禱有一天,一位重要人士會得愛滋。」哈德森坦言得病後,記者開始追問一系列讓人難以啟齒的問題,想了解堂堂一位好萊塢影星,為什麼得逃到巴黎尋求治療。媒體接二連三的報導引來各界關注,最後終於讓漠視愛滋疫情多時的政府有所動作,白宮同意釋出有如及時雨的研究經費,協助科學家研究抗病毒藥物「AZT」等實驗性療法。法蘭斯和其他社運人士萬萬沒想到,媒體大幅報導雖然換來了資金,卻也引發群眾恐慌,甚至過度反應。

造成民眾情緒躁動的因素有三項,首先,研究指出愛滋病是血體液傳染病,能透過靜脈藥物注射與共用針頭傳播,而且國家血庫中也有愛滋病毒的身影。第二個因素是公共衛生宣導不力,衛生當局使用「體液」這類模稜兩可的詞彙,讓民眾誤以為接觸到患者的口水或鼻涕,或是摸到患者使用過的物品都會感染愛滋。第三個因素是科學家發現愛滋病的起因是一種致命的新型病毒,異性戀族群也可能遭感染,而且沒有藥物能治療,確診等同被宣判死刑。一時之間,大眾頓失依靠,四周環境不再安全,隨處都可能有病毒潛伏。不消多久,愛滋病就以可怕傳染病之姿崛起,引發記者藍迪.席爾茲(Randy Shilts)所謂的「愛滋恐慌症」。

回顧歷史,席爾茲深信愛滋病造成大眾恐慌,主要得歸咎於科學家與醫學專家,而不是媒體。1983年3月,CDC宣布愛滋病的四大風險群,其中包含有多重性伴侶的男性同志、海洛因注射成癮者、海地人以及血友病患者。然而,2個月後,《美國醫學會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卻傳達出截然不同的訊息,讓大眾一頭霧水。期刊的一篇文章探究在紐澤西州紐華克(Newark)八個原因不明的免疫缺乏個案,8名個案都是兒童,且其中4名已經死亡。作者指出性行為、藥物濫用或接觸血液製劑並非疾病散播的必要因素。當期期刊中,美國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主任暨首席聯邦愛滋病研究員安東尼.弗契(Anthony Fauci)也發表評論,表示定期近距離接觸,例如同一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可能會散播病毒。這一番話更進一步造成大眾混淆。美國醫學會好像生怕媒體弄錯重點,還特地發布了一篇新聞稿,標題清楚寫著:「證據顯示家庭成員接觸可能傳染愛滋」,內容引述弗契所言,指出病毒可能透過非性行為、非血體液途徑傳染,不能等閒視之。新聞稿更提出警語,表示定期近距離接觸如果能造成疾病散播,愛滋病將是難以應付的全新傳染病。美聯社馬上深入注意到這則新聞稿,研判美國醫學會想藉此表達一般民眾感染愛滋病的風險,恐怕比之前設想的還要高。美聯社刊出新聞後,內容類似但偏頗誇大的新聞很快登上《今日美國報》(USA Today)與其他報紙版面。不消幾天,舊金山市當局就開始發放口罩和乳膠手套給警察和消防員,員警穿戴口罩的畫面出現在許多捷運小報上,成了席爾茲口中席捲全美的「愛滋恐慌症現象」。不久,其他警察局也開始要求發配口罩,加州牙醫也開始採取類似預防措施。

弗契之後控訴媒體斷章取義,沒有讀出自己所寫評論的真正重點,然而,衛生官員擔心明確指出愛滋病是透過「精液」與血液傳染,可能引起社會不良觀感,因此採用較委婉的「體液」一詞,卻不知道這麼做只加深了大眾恐懼,更模糊弗契評論的焦點。一年之後,弗契在另一份著名期刊中發表文章,澄清沒有證據顯示定期與家庭成員或他人接觸會感染愛滋病,才化解了這場誤會。

從1985年7月的一起事件,就能看出愛滋病被定位為可怕傳染病之後,大眾的恐慌與焦慮已經到了失控的地步。當時,一所位於印第安納州科科莫(Kokomo)的中學校,拒絕讓14歲的雷恩.懷特(Ryan White)重新入學。懷特是血友病患者,一年前因為定期輸血感染愛滋病。雖然醫生認定懷特健康狀況良好,家長卻擔心自己的孩子可能和愛滋病「帶原者」在同一間教室上課,頻頻對校方施壓。學校不敵家長壓力,因此拒絕懷特重回學校。這股恐慌很快蔓延到其他學區,紐約市也未能倖免。《時代》雜誌一篇標題為「我們與愛滋的距離」(The New Untouchables)的文章,報導了皇后區(Queens)的一所國小傳出一名二年級生感染愛滋病,九百多位家長因此發起抗議,拒絕讓孩子上學。不久後,其他國家的報紙上也出現類似的過度反應事件,都是源於民眾對愛滋病的恐懼與誤解。在英國,《太陽報》報導愛滋疫情如野火迅速蔓延,並指出在北約克郡(North Yorkshire),一名患者死後被放入混凝土棺材裡下葬,作為杜絕病毒散播的預防措施。在比利時布魯塞爾,《每日鏡報》(Daily Mirror)報導,一名囚犯在開庭時表示自己感染愛滋病毒,眾人聞之色變,法官、書記官與多名獄警倉皇逃離現場,法庭幾乎瞬間淨空。場景回到美國,研究人員威廉.麥斯特(William H. Masters)與維吉尼亞.強生(Virginia E. Johnson)呼籲大眾如廁時須小心,馬桶坐墊上可能有愛滋病毒殘留;在芝加哥,一名機車騎士在撞倒同志路人之後,神情緊張地撥打愛滋病熱線,詢問需不需要幫機車消毒。面對愛滋疫情,就連家庭醫師也如臨大敵。即使在行醫前以希波克拉底誓詞立誓,承諾對所有病患一視同仁,負有悉心照顧的責任,許多家庭醫師仍藉故避免治療愛滋病患,或將其轉介至其他專科醫師。

愛滋疫情爆發的前幾個月,新聞主播常把愛滋病描述成一種生活型態的疾病,與同志性向和追求刺激、縱慾的生活有關。現在回頭看,這種觀念可能來自CDC流行病學家在辨別愛滋高風險群時,採用的初期個案描述。舉例來說,愛滋病尚未被鑑定時,柯倫在《發病率與死亡率週報》發表第一篇關於這項新病症的文章,他提出假說,認為高利伯UCLA醫學中心的病患罹患卡氏肺囊蟲肺炎,可能與同志生活型態或透過性行為感染的疾病有關。1981年7月,《發病率與死亡率週報》刊出第二篇專論文章,說明了紐約市區26位男性患者確診卡波西氏肉瘤的經過。與此同時,《紐約時報》也刊出一篇專訪報導,受訪的佛里曼肯恩醫師本身也是同志,他並在受訪時提到另外15名卡波西氏肉瘤個案。隨著相關資訊一波接一波冒出,這種「罕見癌症」終於獲得醫學界和各家媒體的關注,之後更被掛上「同志瘟疫」的稱號。

CDC加深同志汙名化的關鍵一擊,也許要屬1982年發布的一篇研究。這篇研究探討洛杉磯郡與橘郡(Orange County)境內的卡波西氏肉瘤與其他伺機性感染患者,又稱為「洛杉磯群聚研究」。若不是這篇研究,大眾不會知道傳染病史上知名度僅次於「傷寒瑪麗」(Typhoid Mary)的超級傳播者:法裔加拿大籍空服員蓋坦.杜加斯(Gaetan Dugas)。在講述愛滋歷史的暢銷書《世紀的哭泣》(And the Band Played On)中,作者藍迪.席爾茲給了杜加斯一個永世不朽的稱號——「零號病患」,也讓他被妖魔化成愛滋疫情的「始作俑者」。杜加斯性生活複雜,自稱有上百位性伴侶。即使身體遭受卡波西氏肉瘤摧殘,眼前愈來愈多證據顯示愛滋病會透過性行為傳染,他還是常跑公共澡堂,樂此不疲。杜加斯在1984年3月去世後,佛里曼肯恩和多位醫生便批評他有「反社會人格」,但這麼說其實對杜加斯並不公平,畢竟在疫情爆發的前幾年,醫學界還不完全了解愛滋病的病因與傳染途徑,許多時候也只能臆測。再說,杜加斯雖然不太相信「同志生活型態會導致愛滋」這樣的醫學推論,卻還是非常樂意協助主持研究的CDC社會學家威廉.達羅(William Darrow),表明自己過去三年曾與近750名男性發生關係,並提供其中72人的名字。杜加斯對自己的性生活據實以告,也樂於協助流行病學家建構傳染途徑,然而這份坦誠與熱心,卻也讓他在達羅的研究和席爾茲的書中成為最大亮點,被封為疫情始作俑者,醫學史學家理查.麥凱(Richard McKay)還說杜加斯「死後遺臭萬年」。如此遭遇,實在讓人同情。

不同於微生物學家或其他實驗室試驗主持人,流行病學家在研究疾病時,通常優先選用多因子模型。換言之,他們相信一種疾病可能有多個病因或前提要件,其中幾個加總起來才可能引發疾病。透過探究病因脈絡,流行病學家希望找出疾病的弱點並加以介入,才能在確定病原體之前,先阻止傳染進一步擴散。1983年鑑定出愛滋病毒之前,CDC性病組主管柯倫和同仁正是面臨這樣的棘手情況。當時沒有人知道,引發疫情的元凶是醫學界未知的一種新病毒,更不可能知道傳染途徑是血液與精液。不過,前面提到,拜賜於新醫學技術,醫學研究人員能在患者身上觀察到CD4細胞急遽減少,讓醫師與流行病學家注意到患者的免疫缺乏症狀,也就是愛滋病的關鍵警訊。除此之外,CDC也才剛完成一項多年、多中心試驗的B型肝炎研究。B肝通常透過性行為傳染,在男同志之間的盛行率非常高。分析資料時,研究人員發現B型肝炎的血液標記(blood marker),與多重男性性伴侶、從事包含肛門接觸的性行為呈現高度相關。另一方面,在國家衞生研究院等研究機構,科學家愈來愈擔心巨細胞病毒在同志族群加速傳播的趨勢,這種擴散規模在成人、同志或非同志族群間都前所未見。研讀這些研究的分析師多為異性戀,年屆中年,而且對同志的生活型態不甚了解,也難怪他們馬上將巨細胞傳染疫情與同志聯想在一起,認為禍首可能是同志解放運動、遍地開花的公共澡堂以及一夜情文化。防疫專家加勒特也指出,許多研究人員開始擔憂這些同志生活型態正在改變性病的「生態」。如此一來,讓流行病學家首次能觀察到新症狀的關鍵,其實也造成男同志與同志文化的污名化。CDC不久之後,就將這種病稱為同志相關免疫缺乏症候群(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

男同志的生活型態遭到污名化幾乎是無心插柳的意外。柯倫身為CDC新設的卡波西氏肉瘤與伺機性感染調查小組負責人,先前曾為了評估B型肝炎的疫苗成效,深入同志族群了解狀況,知道他們其實非常敏感。但他身為性病專家,也不免支持性傳染理論。為了調查疫情,柯倫下令針對舊金山市、紐約市與亞特蘭大市性病診所收治的420位男性病患,進行簡便的初步問卷調查,並篩選出35位病患進行訪談,調查結果更讓他相信性傳播的嫌疑不小。調查小組進行分析後,注意到兩種特殊行為模式。首先,許多男性在過去一年擁有大量性伴侶(中位數為87),另外,許多病患經常使用大麻、古柯鹼與亞硝酸戊酯催情劑。其中,性伴侶數量與使用催情劑有非常顯著的關聯,研究人員因此立刻推測,造成免疫缺乏的原因可能是吸入亞硝酸戊酯,而不是從事性行為。這項理論後續得到一些證據支持,一項紐約市的研究指出,亞硝酸戊酯暴露與罹患卡波西氏肉瘤的風險升高有關聯,另外一項調查同樣在紐約市進行,發現11位免疫機能受損的男性患者中,7位自稱有濫用藥物情形。有意思的是,雖然其中5名患者表示自己是異性戀,但這件事並沒有受到太多注意。後來,達羅發表了洛杉磯群聚研究的初步成果,之後又在後續衍伸研究中,指出分散於美國10座城市的40位男同志愛滋患者,彼此其實透過性行為互有關連。在這些證據支持下,亞硝酸戊酯導致免疫缺乏一說逐漸站不住腳,性行為傳染假說漸成主流,導致新聞媒體以「同志瘟疫」一詞稱呼愛滋病。達羅在研究中更指出,這些病患更有傾向在公共澡堂認識性伴侶並從事「拳交」(fisting,以手插入伴侶肛門的性行為)。達羅也指出,群聚研究分析圖中的指標個案(index patient)在1979到198年間,每年共有約250位不同的男性性伴侶,他透露姓名的的伴侶中,有8位是愛滋病患,其中4位來自南加州,另外4位來自紐約。達羅之後表示,分析圖中用來代稱指標個案的英文字母「O」,意思是「加州以外的案例」(Outside of California),而不是阿拉伯數字「0」。然而,席爾茲卻指出,他前往CDC採訪工作小組成員時,有些官員已經開始使用「零號病患」一詞,他當下聽到便覺得:「哦,這個稱呼好記又有力。」

達羅當初將杜加斯標記為指標個案,是否有意將他定位為「零號病患」,如今已無從得知,但無論如何,洛杉磯群聚研究發表後,大眾開始認為洛杉磯市就是美國愛滋病的源頭。席爾茲揭曉零號病患身分之後,更強化了這一認知。席爾茲指出,身為空服員的杜加斯常飛往法國,也可能飛往被大眾視為瘟疫集散地的非洲。結果,在席爾茲與其他記者渲染之下,杜加斯很快變成「超級傳播者」,也是導致數百位年輕男性喪命的頭號嫌疑犯。《世紀的哭泣》出版不久後,1987年10月6日,八卦媒體《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刊出一則封面故事,標題為:「帶來愛滋的男人」。就連以嚴謹著稱的新聞媒體也相信席爾茲的片面說詞,CBS新聞台的「60分鐘」節目指出,杜加斯同時是愛滋疫情的「核心受害者與加害者」,保守派雜誌《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稱杜加斯為「帶著愛滋病的哥倫布」。年底時,《時人》(People)雜誌刊出一篇文章,將杜加斯列入「1987年度熱議25大人物榜」名單,以極盡諷刺的文筆,推測杜加斯對性愛的饑渴導致疫情一發不可收拾。有讀者讀了文章之後,用紅筆在杜加斯的照片旁寫上大大兩字「變態」,然後寄給舊金山愛滋病基金會(San Francisco AIDS Foundation)。

2016年,科學家檢驗1970年代晚期來自舊金山市及紐約市的血液檢體,全都取自男性同志與雙性戀,並發現血液中已經帶有愛滋病毒主要病毒株的抗體,表示指標個案大約於1970年前後來到紐約,才終於還給杜加斯一個清白,讓他不必再背負美國愛滋帶原者的罵名。不只如此,科學家深入檢驗基因序列時,還發現抗體與加勒比海地區(尤其是海地)發現的愛滋病毒株類似,但又有一定程度的差異,顯見病毒自1970年以來,便已經在美國東西兩岸散播、突變。科學家將血液檢體與杜加斯的血液加以比對時,發現在病毒的親緣關係樹(phylogenetic tree)上,杜加斯的愛滋病毒基因體就在這些病毒株的中間,證明他沒有將愛滋病傳入美國,他的性生活也不是導致愛滋病在美國蔓延的主要因素。

杜加斯被妖魔化著實是引人同情的故事。其實早在1982年初,CDC手中就握有足夠證據,指出同志不是愛滋病的唯一受害者,性行為也不是唯一傳播途徑,但卻無法修正自己偏狹的眼光,堅信愛滋與同志危險性行為的關聯。第一個線索出現於1981年9九月,當時在邁阿密市的傑克森紀念醫院(Jackson Memorial Hospital),傳染科醫生注意到不論男性或女性海地籍病患,都出現了類似症狀。同一個月,邁阿密市與紐約市的小兒科醫師,也在海地裔兒童身上注意到同樣症狀。然而,醫生向CDC通報這些個案時,官員卻不太願意採信。隔年夏天,CDC工作小組接獲愈來愈多卡氏肺囊蟲肺炎的個案通報,病患都是有注射藥癮的同志,讓他們推測同志相關免疫缺乏症候群也可能透過靜脈注射傳染。幾乎在同個時間點,CDC首度接獲血友病患者感染嚴重卡氏肺囊蟲肺炎的個案通報。3名男性血友病患者來自科羅拉多州的丹佛郡,以及紐約的韋斯切斯特郡(Westchester),但兩個區域當時都還未傳出疫情。更引人不安的是,3名男性都不是同志,也沒有共用針頭的經驗,不過3人都曾多次注射補充第八凝血因子(Factor VIII),也就是以美國上千名捐贈者的血漿為原料,濃縮製成的凝血因子製劑。接著,1982年7月,一份報告指出34名海地移民都罹患了一種免疫缺乏症候群,多數人都是異性戀男性,在過去兩年內相繼來到美國。此外,海地首都太子港(Port Au Prince)更傳出11個卡波西氏肉瘤案例。即使線索接連冒出,CDC還是視而不見。直到1982年9月,CDC得知加州大學醫學中心(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edical Center)的小兒科醫生,正在治療一名感染卡氏肺囊蟲肺炎的嬰兒,而且這名年僅兩歲的兒童在出生時曾接受多次輸血。在那之後,CDC終於放棄使用「同志相關免疫缺乏症候群」一詞,將其正名為愛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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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晚期,全美半數的血友病患者都感染了愛滋病毒,而且70%的個案都是重症,專家因此一致認定愛滋病也是一種血體液傳染病。不過,這並沒有解釋病毒到底從何而來,又如何躲過醫學界的耳目,悄悄感染了同志、海地人、海洛因成癮者、血友病患者等如此迥異多元的族群。當時,全球每個區域都至少有一例愛滋病個案,世界衛生組織因此認為愛滋病疫情同時在三大洲出現,但是沒什麼人相信這個理論,主要原因是愛滋病在非洲的傳播速度最快。此外,在1980年代的尾聲,科學家針對歷史血清檢體進行檢測,發現1970年代時,薩伊(Zaire,剛果民主共和國舊稱)與烏干達就已經有愛滋病毒的蹤影,而且感染者包含女性與兒童,表示愛滋病毒在傳到美國的幾十年之前,主要感染對象是中非的異性戀族群。這些證據,加上愛滋病好發於海地人的事實,都將愛滋病的源頭指向非洲。

第一個支持證據出現於1983年。當時,在剛果首都金夏沙的瑪瑪.那模醫院(Mama Yemo Hospital)婦產科病房中,一名女性患者的血清檢體在檢測後,呈現淋巴腺病相關病毒陽性。蒙塔尼耶得知這項消息後,開始針對1970年代以來,來自薩伊的血液檢體庫存做進一步檢測,結果發現許多檢體也對病毒有陽性反應。同一時間,加洛使用ELISA篩檢,開始檢驗由國家癌症研究院於1972及1973年採集的血液檢體。這些檢體來自烏干達的學童,原本蒐集的目的是用於布凱特氏淋巴瘤研究。結果顯示,三分之二的烏干達兒童都感染了第三型人類T細胞白血病病毒,讓加洛大吃一驚。

1983年,比利時微生物學家彼得.皮奧特[注意字元有顯現](Peter Piot)發現,他在安特衛普(Antwerp)開設的熱帶疾病專科診所中,有愈來愈多有錢的薩伊人病患出現免疫缺乏的症狀。他覺得情況不太對勁,決定著手調查這個問題在薩伊究竟有多嚴重。早在1970年代晚期,瑪瑪.那模醫院的醫生便首度注意到病患出現像愛滋病一樣的消瘦情形,皮奧特因此鎖定瑪瑪.那模醫院,發現在短短三週之內,醫院裡竟有大量病患感染愛滋病。之後,前CDC流行病學家,後來成為世界衛生組織全球愛滋病防治計畫(Global Program on AIDS)主持人的強納森.曼恩(Jonathan Mann)加入皮奧特的團隊,兩人開始蒐集其他流行病數據,展開非洲第一個且規模最大的愛滋研究計畫「Project SIDA」。到了1986年,兩人斷定薩伊與盧安達的愛滋疫情逐漸升溫,高達18%的捐血者與懷孕婦女都感染了愛滋病毒。他們也發現男性及女性罹患愛滋的機率差不多,而且多數受訪的男性患者表示自己是異性戀。另外有研究報告指出,在金夏沙與盧安達首都吉佳利市(Kigali),高達88%的性工作者都遭到病毒感染,尋芳客感染愛滋的比率也高得嚇人,這些證據都足以破除愛滋是同志瘟疫的迷思。

※ 本文摘自《瘟疫啟示》,第6章〈美國與非洲,愛滋兩樣情〉,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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