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201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香港街景卻宛若戒嚴:禁止港人遊行,關閉地鐵站,馬路設崗哨安檢,大型商場停止營業,大批鎮暴警察部署守衛在西環中聯辦,但民眾仍無懼上街抗議,警察開槍重傷一個 18 歲的中學生。這一天,反送中運動讓中國國慶,成為不名譽的耀武揚威的秀場,讓這天變成了舉世震驚的香港國殤日。(此時,10 月 1 日深夜)

然而,北京極權迫壓不肯就此罷手,四天後,港中政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告,引用《緊急法》(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訂立《禁蒙面法》(禁止蒙面規例),於 5 日凌晨起實施。消息一傳開,激烈的抗爭行為勢必難免,憤怒的人們破壞了地鐵站、砸爛中資銀行營業處所及撐警撐中的商店,使得數日後的香港地鐵交通仍陷於半停頓狀態。這種破壞公物的集體行為(vandalism)(其中部分被懷疑有港警反串助攻),並沒有翻轉民意對勇武抗爭的支持,因為大部分香港人相信,單憑「和理非」已經無法帶來改變。

把遺書背在身上

《緊急法》這個潘朵拉盒子一旦打開,就難以關上,行政長官的權力已經形同帝國總督,擁有了立法權。更真確地說,掌握實權的總督是西環中聯辦與中方治港團隊。《緊急法》是英殖時代遺留下來的法律。港英政府最後一次使用這部法律是在 1973 年石油危機期間,再前一次是 1967 年的暴動。港府啟動這部《緊急法》,等於實施了未經頒佈戒嚴令的戒嚴狀態。北京正在以「分期付款」手法,奪取香港人長期享有的自由與法治,逐步拆除「一國兩制」門面,向「一國一制」過渡。香港自此從「混合政體」(半民主、半威權),正式落入「威權政體」範疇。打開了《緊急法》這扇門,若抗爭情勢持續,港府下一步便可能頒佈宵禁令、檢查管制通訊(禁網)、延長拘捕、驅逐及遞解離境等法令。

從另一角度,乞靈於《緊急法》,而不使用軍事鎮壓手段,是機巧的策略。北京若採取軍事鎮壓或直接宣佈戒嚴,將招致全球譴責與抵制,也將喚起1989天安門鎮壓對極權屠夫的記憶。尚且,香港經濟地位對中國仍相當重要。中國經濟正值內憂外患,北京為何會在此時做出明顯違反其經濟理性的決定?引用《緊急法》的政治成本相對低,而預期的經濟衝擊小於軍事行動與戒嚴。但無論如何,這仍是一個重大的政治決斷,為何北京非如此不可?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中共的「政治邏輯」凌駕了其他考慮。北京認定外國勢力藉香港圍攻中國。香港超過四個月的勇武抗爭,已經讓中共的社會控制出現了破口。如果香港抗爭繼續下去,這把火難保不燒到中國內地,而產生骨牌效應。前仆後繼的勇武青少年,抱持著「攬炒」(玉石俱焚)的心情,把遺書背在身上,可更令北京恐懼,而圖謀設局殲滅。

香港和中國的問題,本質上是政治身分的主觀選擇:香港人是否願意在專制威權下當順民(subjects)。鄧小平年代設計的一國兩制,允諾香港在中國主權下繼續擁有「境外」身分而迴避這個問題。2003 年之前,香港人大致不懷疑一國兩制的可行性。但 2003 年「基本法 23 條立法爭議」開啟了疑竇,從此便一路惡化,北京毀棄「雙普選」承諾而導致傘運,歷經魚蛋抗爭後的政權壓制,直到反送中運動,已經無法閃躲政治身分的質問。一個年輕上班族說:「如果我們這次失敗了,香港就註定滅亡。我不希望我的生活方式變得和在中國生活一樣。」

說到底,香港問題是:一個由「在地人」組成的傀儡政權在尊奉帝國中央的指令,執行對「在地社會」的鎮壓。這個結構是根本的制約。這個構造體不拿掉,就無法改變此時此地政治事務的本質。但是,要拆卸這個壓迫結構,卻必須先摘除強壓在這個「再殖民化」社會上的帝國頂蓋。但,香港的城邦規模如何挑戰量體巨大的中華帝國?因此,對壓迫的抵抗,陷入一個令人抑鬱的迴圈。北京對香港與臺灣的所謂「自信」,無非來自力量對比的傲慢。

帝國鬆手那一刻

但,為何,人們明明知道這個根本侷限,卻依然勇敢大無畏地邁開反抗的步伐前進,再前進。人類社會最大的秘密,或許深藏在此:對尊嚴的需求、對自由的追求、對壓迫的憎恨,讓人不再信奉唯經濟理性,再無法操作簡單明瞭的利害計算,而激發出反叛的動力。這個時刻,對國族血緣神話、對國家專制機器、對警察暴力的憎惡,決定了人們的抵抗意志。在槍林煙霧中騁馳街頭的黑衣少年,他/她們超越經濟理性的勇武行為,已經讓建立在血緣神話與威脅利誘手段的中華帝國顯露出窘境,讓中共七十國慶黯然無光,顏面盡失。搬用緊急法,即是明證。

帝國鬆手的那一刻,都必先發生帝國自身控制決心的崩盤。只要帝國意志不崩盤,即便明知道繼續鎮壓極可能加速自己未來的滅亡,它仍然會持續鎮壓下去。這是亙古的「帝國的悲劇」。這悲劇中更加荒謬的劇情是帝國子民和周邊弱小民族的陪葬……(10 月 6 日午夜)

徐承恩即將出版《思索家邦:中國殖民主義狂潮下的香港》,為他的著作寫序,此時尤感艱難。除了這段期間注意力都放在抗爭現場,心隨時懸著,更因為香港安危未卜,而港人犧牲已如此鉅大。

我和承恩結緣於中國因素氣旋下的港台交流情誼。幾年前,有次到港,承恩約我們在地鐵站,當時還有張秀賢和胡淑雯,我們走訪富有歷史的街坊,承恩逐一詳細介紹,終於抵達一家潮州火鍋店,店內人聲鼎沸,承恩點了滿滿一桌豐盛火鍋料,性格羞怯寡言但內心熱情周到的承恩食飯節奏緩慢,秀賢則埋頭滑手機,我和淑雯相視而笑。那是記憶深刻的一頓飯,如此吵雜,也如此靜默,味覺則全然失憶了。餐後,承恩又帶我們閒逛九龍寨城遺跡,在深冬冷風中,為我們娓娓補課香港史。

重新協商與中國政治關係

承恩習醫,復師承社會學者陳健民教授(佔中三子之一,此刻仍在獄中)。其後,選擇執業家庭醫生,夜間看診,半夜讀書寫作到清晨,儼然過著修道者研究生活。承恩的寫作位置,令他揮灑香港歷史、政治評論,放言批判無所忌諱,是不折不扣的「民間學者」。臺灣在戒嚴年代,學術思想自由遭禁錮,在此環境下誕生了多位曾具影響力的民間學者,例如史明、楊碧川、南方朔(王杏慶)、杭之(陳忠信)等人,他們的歷史觀與思想基底迥異,但皆直指國民黨黨國體制的不公不義,而激發了一代學子。他們影響力不亞於體制內學者。

依我的理解,承恩這本書藉由分析中華帝國與國族主義,討論一個根本問題:香港應該如何重新協商(negotiate)與中國的政治關係。這個問題纏繞著關於主體、國民身分與政治邊界的重劃。反送中運動讓中華帝國再殖民香港這個根本議題浮上檯面,本書即時介入了這場當代世界必須直面的辯論。(10月9日)

今天,香港抗爭者正在以肉身對抗一個帝國。攬炒做為策略,對港中政府、對中國政權具有威脅性,是因為香港年輕人的自我燃燒,但自燃的代價非常高。因此,自燃糾結著倫理難題。我們生活在目前仍安全的遠方,對血光激戰中的香港提出種種看法,因為香港戰鬥者對我們的期待與看重,我們的言詞也必然帶有深刻的責任倫理……(經常思索至此而困頓)

10 月 1 日那天,我曾藉一位中世紀人物寫道:「當城邦面臨生死存亡的時刻,在過激與犬儒之間,我選擇過激。」我想再一次告訴香港朋友:你們的抗爭,已經為自己的「政治身分」,向世界展示難以辯駁的存在。(10月12日)

※ 本文摘自《思索家邦:中國殖民主義狂潮下的香港》推薦序,原篇名為〈以自我燃燒抵抗帝國〉,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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