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帶上遺書，以燃燒的肉身對抗一個帝國

文／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201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香港街景卻宛若戒嚴：禁止港人遊行，關閉地鐵站，馬路設崗哨安檢，大型商場停止營業，大批鎮暴警察部署守衛在西環中聯辦，但民眾仍無懼上街抗議，警察開槍重傷一個 18 歲的中學生。這一天，反送中運動讓中國國慶，成為不名譽的耀武揚威的秀場，讓這天變成了舉世震驚的香港國殤日。（此時，10 月 1 日深夜）

然而，北京極權迫壓不肯就此罷手，四天後，港中政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告，引用《緊急法》（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訂立《禁蒙面法》（禁止蒙面規例），於 5 日凌晨起實施。消息一傳開，激烈的抗爭行為勢必難免，憤怒的人們破壞了地鐵站、砸爛中資銀行營業處所及撐警撐中的商店，使得數日後的香港地鐵交通仍陷於半停頓狀態。這種破壞公物的集體行為（vandalism）（其中部分被懷疑有港警反串助攻），並沒有翻轉民意對勇武抗爭的支持，因為大部分香港人相信，單憑「和理非」已經無法帶來改變。

把遺書背在身上

《緊急法》這個潘朵拉盒子一旦打開，就難以關上，行政長官的權力已經形同帝國總督，擁有了立法權。更真確地說，掌握實權的總督是西環中聯辦與中方治港團隊。《緊急法》是英殖時代遺留下來的法律。港英政府最後一次使用這部法律是在 1973 年石油危機期間，再前一次是 1967 年的暴動。港府啟動這部《緊急法》，等於實施了未經頒佈戒嚴令的戒嚴狀態。北京正在以「分期付款」手法，奪取香港人長期享有的自由與法治，逐步拆除「一國兩制」門面，向「一國一制」過渡。香港自此從「混合政體」（半民主、半威權），正式落入「威權政體」範疇。打開了《緊急法》這扇門，若抗爭情勢持續，港府下一步便可能頒佈宵禁令、檢查管制通訊（禁網）、延長拘捕、驅逐及遞解離境等法令。

從另一角度，乞靈於《緊急法》，而不使用軍事鎮壓手段，是機巧的策略。北京若採取軍事鎮壓或直接宣佈戒嚴，將招致全球譴責與抵制，也將喚起1989天安門鎮壓對極權屠夫的記憶。尚且，香港經濟地位對中國仍相當重要。中國經濟正值內憂外患，北京為何會在此時做出明顯違反其經濟理性的決定？引用《緊急法》的政治成本相對低，而預期的經濟衝擊小於軍事行動與戒嚴。但無論如何，這仍是一個重大的政治決斷，為何北京非如此不可？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中共的「政治邏輯」凌駕了其他考慮。北京認定外國勢力藉香港圍攻中國。香港超過四個月的勇武抗爭，已經讓中共的社會控制出現了破口。如果香港抗爭繼續下去，這把火難保不燒到中國內地，而產生骨牌效應。前仆後繼的勇武青少年，抱持著「攬炒」（玉石俱焚）的心情，把遺書背在身上，可更令北京恐懼，而圖謀設局殲滅。

香港和中國的問題，本質上是政治身分的主觀選擇：香港人是否願意在專制威權下當順民（subjects）。鄧小平年代設計的一國兩制，允諾香港在中國主權下繼續擁有「境外」身分而迴避這個問題。2003 年之前，香港人大致不懷疑一國兩制的可行性。但 2003 年「基本法 23 條立法爭議」開啟了疑竇，從此便一路惡化，北京毀棄「雙普選」承諾而導致傘運，歷經魚蛋抗爭後的政權壓制，直到反送中運動，已經無法閃躲政治身分的質問。一個年輕上班族說：「如果我們這次失敗了，香港就註定滅亡。我不希望我的生活方式變得和在中國生活一樣。」

說到底，香港問題是：一個由「在地人」組成的傀儡政權在尊奉帝國中央的指令，執行對「在地社會」的鎮壓。這個結構是根本的制約。這個構造體不拿掉，就無法改變此時此地政治事務的本質。但是，要拆卸這個壓迫結構，卻必須先摘除強壓在這個「再殖民化」社會上的帝國頂蓋。但，香港的城邦規模如何挑戰量體巨大的中華帝國？因此，對壓迫的抵抗，陷入一個令人抑鬱的迴圈。北京對香港與臺灣的所謂「自信」，無非來自力量對比的傲慢。

帝國鬆手那一刻

但，為何，人們明明知道這個根本侷限，卻依然勇敢大無畏地邁開反抗的步伐前進，再前進。人類社會最大的秘密，或許深藏在此：對尊嚴的需求、對自由的追求、對壓迫的憎恨，讓人不再信奉唯經濟理性，再無法操作簡單明瞭的利害計算，而激發出反叛的動力。這個時刻，對國族血緣神話、對國家專制機器、對警察暴力的憎惡，決定了人們的抵抗意志。在槍林煙霧中騁馳街頭的黑衣少年，他／她們超越經濟理性的勇武行為，已經讓建立在血緣神話與威脅利誘手段的中華帝國顯露出窘境，讓中共七十國慶黯然無光，顏面盡失。搬用緊急法，即是明證。

帝國鬆手的那一刻，都必先發生帝國自身控制決心的崩盤。只要帝國意志不崩盤，即便明知道繼續鎮壓極可能加速自己未來的滅亡，它仍然會持續鎮壓下去。這是亙古的「帝國的悲劇」。這悲劇中更加荒謬的劇情是帝國子民和周邊弱小民族的陪葬……（10 月 6 日午夜）

徐承恩即將出版《思索家邦：中國殖民主義狂潮下的香港》，為他的著作寫序，此時尤感艱難。除了這段期間注意力都放在抗爭現場，心隨時懸著，更因為香港安危未卜，而港人犧牲已如此鉅大。

我和承恩結緣於中國因素氣旋下的港台交流情誼。幾年前，有次到港，承恩約我們在地鐵站，當時還有張秀賢和胡淑雯，我們走訪富有歷史的街坊，承恩逐一詳細介紹，終於抵達一家潮州火鍋店，店內人聲鼎沸，承恩點了滿滿一桌豐盛火鍋料，性格羞怯寡言但內心熱情周到的承恩食飯節奏緩慢，秀賢則埋頭滑手機，我和淑雯相視而笑。那是記憶深刻的一頓飯，如此吵雜，也如此靜默，味覺則全然失憶了。餐後，承恩又帶我們閒逛九龍寨城遺跡，在深冬冷風中，為我們娓娓補課香港史。

重新協商與中國政治關係

承恩習醫，復師承社會學者陳健民教授（佔中三子之一，此刻仍在獄中）。其後，選擇執業家庭醫生，夜間看診，半夜讀書寫作到清晨，儼然過著修道者研究生活。承恩的寫作位置，令他揮灑香港歷史、政治評論，放言批判無所忌諱，是不折不扣的「民間學者」。臺灣在戒嚴年代，學術思想自由遭禁錮，在此環境下誕生了多位曾具影響力的民間學者，例如史明、楊碧川、南方朔（王杏慶）、杭之（陳忠信）等人，他們的歷史觀與思想基底迥異，但皆直指國民黨黨國體制的不公不義，而激發了一代學子。他們影響力不亞於體制內學者。

依我的理解，承恩這本書藉由分析中華帝國與國族主義，討論一個根本問題：香港應該如何重新協商（negotiate）與中國的政治關係。這個問題纏繞著關於主體、國民身分與政治邊界的重劃。反送中運動讓中華帝國再殖民香港這個根本議題浮上檯面，本書即時介入了這場當代世界必須直面的辯論。（10月9日）

今天，香港抗爭者正在以肉身對抗一個帝國。攬炒做為策略，對港中政府、對中國政權具有威脅性，是因為香港年輕人的自我燃燒，但自燃的代價非常高。因此，自燃糾結著倫理難題。我們生活在目前仍安全的遠方，對血光激戰中的香港提出種種看法，因為香港戰鬥者對我們的期待與看重，我們的言詞也必然帶有深刻的責任倫理……（經常思索至此而困頓）

10 月 1 日那天，我曾藉一位中世紀人物寫道：「當城邦面臨生死存亡的時刻，在過激與犬儒之間，我選擇過激。」我想再一次告訴香港朋友：你們的抗爭，已經為自己的「政治身分」，向世界展示難以辯駁的存在。（10月12日）

※ 本文摘自《思索家邦：中國殖民主義狂潮下的香港》推薦序，原篇名為〈以自我燃燒抵抗帝國〉，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