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很多個身分，其中一個身分叫做流浪博士

文／李律

我有很多個身分，其中一個身分叫做流浪博士。

這個身分從我二○一五年博士班畢業一直維持到現在。

流浪的意思，從字面上直接瞭解，就是「沒有固定居所」。流浪博士的意思也可以依此類推，指的是「沒有找到正式教職，只能在很多學校當兼任流浪的博士」。

我博士畢業後，當過母校的博士後研究員，也為了心愛的母校Ｘ書院降級領「碩士級研究助理」的薪水，也做過完全不需要博士學歷的公務員。簡單地說，我沒有成為博士階段之後理當轉換的角色：大學專任助理教授。

可能我不優秀，可能我是土博士沒有喝過洋墨水，可能我研究發表太少……總而言之，十五年前為了大學教職而決定去念博士班，以結果論來說，還真是完全搞砸了呢。

但是我的運氣一直很好，總會有許多貴人老師給我機會（仔細想想我目前的人生都是靠貴人老師們的幫忙走過來的），所以這學期（二○二○年）我有了一個新身分，是北部某國立大學的兼任助理教授。

你或許會有點好奇，兼任助理教授薪水有多少？嗯，其實就是鐘點費，每小時七百三十元。

這個數字，我猜絕大多數的人，甚至包括學生，大概都不知道。俗話說「吃米不知米價」，但老實說學生真的也沒必要知道，那個在台上講到嘴角全泡的人，他到底實拿多少錢。

那個七百多元（零頭我就先去掉了，總之不會超過一杯珍奶），意思是你這學期如果開了一堂兩學分的課，那麼你這學期實拿的薪水就是：

學分數*週數* 700
2*18*700=25,200
兩萬五千兩百元不是月薪喔！是這學期二月底到六月中之間，我實際拿到的薪水。

當然學校會付我車馬費，但是是實報實銷，我一毛錢也不會賺到，而是把這些錢拿去貢獻給交通業者（在這個疫情谷底中也算好事一樁）。

一堂課一小時七百，算是合理嗎？好，大概比便利商店與麥當勞多了一兩倍，但是；我的勞動不會只有在上課而已。

我每次去大學上課，往返要花四小時通勤。

我每一堂課上課前，我需要花幾個小時不等的時間來備課、製作教材。

我每一次下課後，學生只要來問我問題我就會留下來解答到學生滿意為止。

以這個禮拜為例，我花了兩個多小時說服一個學生不要再遇到問題就假裝沒事繞過去，要好好直面內心的傷痛與問題，好好與它對話，而對方的頑強與否定則好幾次令我都想要禱告呼叫任何一個可以得來速的神明了。但我又完全可以理解，畢竟我就是逃避與繞過問題二十多年堅決否定問題存在的高手。

然後我又花了兩小時陪另一個學生好好談話，試圖去理出為什麼他的生命中總是覺得自己不配遇到好事、得到好的對待，聽他說生命中每一個覺得這世界否定了自己的存在的時刻，然後陪他去解開每一個曾經糾纏的結，試圖找到最原初的問題癥結。

總之，四點下課，我回到家的時候已經超過十點。

當然這些我花去的時間，我是一毛錢也領不到的。

這種聊勝於無的金錢，絕對不可能支撐一個單純把教書視為一份工作的人。當賣滷味、做水電，賺的錢都狂電一個流浪博士的時候，還願意拿這種薪水做累人的教育工作的，就只能是因為真心喜歡教書了。

因為我真心喜歡教書，我真心喜歡我的學生；所以我真心看待每一個我所主持的課堂，以及坐在課堂裡的每一個人。那些心靈交流與信任，對我來說是品質很精純的時間流逝，是付出生命中一段時間的方式裡最寶貴的一種。

不過我也同意，這種超值的售後服務（？）並不是要求一個老師的共同標準。

一個教書的老師，跟做炸雞的攤商、重機具的操作員、公車司機、養鴨場的鴨農、交通警察、房屋仲介、清潔隊員、uber-eat 外送員……或許也沒什麼太大的不同，他們都會有倦怠的時刻、想要放空的時候、看著眼前的對象（炸雞、生產線、打結的交通、鴨、雞掰客戶、垃圾……）感到厭煩，只剩下身體的勞動，或是在一天的情緒勞動後對自己徹底厭棄。

老師撇開了聖職的光環，都是一個一個正常的人，有喜怒哀樂、有弱點、會說謊、有時會做卑鄙的事、有時也看不起自己。

一個對教學沒有熱情的人可以當老師嗎？不行嗎？為什麼呢？

有一位拍過許多好電影、才華令我相當傾慕的導演，日前因為兼任講師的升等問題，覺得遭受了很大的汙辱，因而這個事件引發了熱烈的討論。

兼任教師存在的問題，我不陌生。我試著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解釋。

大學需要很多兼任老師，因為，學生沒課上。

學生沒課上，因為，專任老師的基本授課學分是一學期六到九學分（可能因校而異），但是行政主管職以及科技部研究、產學合作等等對學校有貢獻（要嘛帶錢進來要嘛為學校省錢）的老師可以減少授課；很多老師減到一學期三學分、甚至不需開課，當然一個系開不出什麼課，每堂課又有修課人數上限，導致一堆學生修不到課。

為什麼會有減授制度，就是因為，對大學來說，有許多事情都比教學重要；所以，接科技部案子最重要、招生最重要、評鑑最重要，為了這些目標，讓老師們不要太辛苦，可以心無旁騖做研究也是應該的，教學呢？沒辦法就犧牲吧！

為什麼老師那麼少呢？不是一大堆流浪博士嗎？有的私立大學為了節省經費，老師退休了遇缺不補，用原有師資強迫分擔或是花前面提到的六、七百元去外面找業師來補。國立大學則是牽涉到複雜的人事安插與布局問題，在校內搶缺嚴重、各個派系山頭在人事上相互掣肘的情況下，導致沒有候選人能在三級三審制通過而從缺，是稀鬆平常的事。

那這些問題又是誰要負責呢？校長嗎？主祕嗎？三長嗎？院長嗎？系主任嗎？

擔任這些職務的人，都是教授、都是學者；我並不會說因為是教授所以他們都是聖人；但最起碼，在學校的環境裡，大多數接任行政職的教授們，都有身為學者與知識分子的學養、人品，甚至還有改造大學的熱情，絕大多數的人都不會是壞人。

這些問題的出現，一路推到源頭，是大學資源分配的遊戲規則。

台灣的高等教育這十幾年來一直在效法美國新自由主義轉向的作法，學校資源愈來愈少，學校越開越多，為了搶錢，大家就只好搶破頭。而評鑑的標準，又只偏重發表數量、數字指標，為了擠進全球幾百大的排名而重研究輕教學（結果名次還是一直掉），藉由升等的標準綁架老師們只能埋頭做研究完全放掉教學（還是有很多老師仍然重視教學但是對升等毫無幫助純粹佛心來著），導致有許多每學期皆被學生選為優良教師的老師照樣因為研究發表不出色而不續聘。學生的受教權、教學的品質，都在這些考量中被犧牲了。

※ 本文摘自《顯示更多》，原篇名為〈流浪博士〉，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