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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喬許.弗爾;譯/謝佩妏

如果說我曾把記憶術看做一種孔雀開屏式的腦力炫技,那麼馬修將會證明我的想法是錯誤的。他訓練班上學生迎戰全美記憶大賽,期許這些學生成為「最優秀的十分之一」(Talented Tenth),他們參賽的目的是為了實現民權運動者、哈佛大學第一個取得博士學位的非裔美國人杜博斯(W. E. B. Du Bois)的理念,即讓黑人種族中有才能的十分之一接受完整教育,並由這群精英帶領非裔美國人脫離貧窮。

我在 2005 年全美記憶大賽上第一次遇到馬修,當時他正在後台緊張地走來走去,等待大會公布他們那一組隨機單字的成績。他有多名學生打進十強,但對他來說,學生真正面對的記憶考驗是兩個半月之後的紐約州會考。他期許學生能運用他們在全美記憶大賽上使用的技巧,把歷史課本上的所有大事、年代和觀點都背得滾瓜爛熟。他邀請我去學校觀看學生上課的情形,見證記憶術如何應用在「現實世界」。

為了不負他的期望,我得先通過一個金屬探測器並讓校警檢查我的包包,才能走進甘朋中學。馬修相信,記憶術可以幫助學生脫離這個社區。在這所學校,有 90% 的學生,閱讀和數學成績都低於平均水平;80% 的學生,家境貧困;將近 50% 的學生,無法畢業。馬修告訴學生︰「多學習名人的想法,也會讓人覺得你有想法。你們會佩服哪一種人:個人看法又臭又長的人?還是旁徵博引、博學多聞的歷史學家?」

馬修問了一個關於 19 世紀全球貿易的問題,一名學生回答這個問題時,完整說出了康拉德(Joseph Conrad)代表作《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書中一個段落。記憶能幫助學生吸收和保留事實性訊息,而這些事實性訊息正是理解與批判性思考的根基。馬修規定學生的作文至少要引用兩段名言,不過這只是他要學生學會的記憶小技巧之一。每天學校的課程結束之後,學生們還要繼續補課學習記憶技巧。

談起傳授給學生的記憶術時,馬修說︰「這就是只教學生乘法和給他計算機的差別。」過去四年來,所有接受記憶訓練的成員都通過了紐約高中畢業會考,其中有 85% 的學生都拿到 90 分以上的高分。這些「最優秀的十分之一」,所有成員都必須穿襯衫打領帶。他們在教室貼著美國黑人運動領袖賈維(Marcus Garvey)和麥爾坎.X(Malcolm X)的海報。畢業時他們會收到一塊肯特織布,上面繡著燙金字「最優秀的十分之一」。

這個成功案例點出了一個問題,即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麼。自從開辦學校以來,就有人提出這個問題,至今似乎從未消失。到底什麼才叫聰明,而學校又該教學生什麼?既然記憶的傳統功能已經消失,那麼在現代教育中,它的作用又是什麼?如果孩子終究要走入一個充斥著外部記憶庫的世界,又何必要求他們記住各種知識?

根據我自己的中小學經驗,無論在公立或私立學校,都要牢記三篇文章:林肯的蓋茨堡演說(三年級);熟背金恩博士的〈我有個夢想〉(四年級);馬克白的獨白〈明天,明天,再一個明天〉(十年級)。而比背書更不符合現代教育理念的活動就只有體罰了。

在課堂中,背誦這種授課方式逐漸消失,其實有其哲學根源。瑞士哲學家羅素在 1762 年出版的小說《愛彌兒︰論教育》(Émile: Or, On Education)中,虛構了一個接受自然教育法的自學孩子。羅素痛恨背誦,也痛恨體制教育的約束和限制。他寫道︰「閱讀是童年時期最大的痛苦。」

其實,羅素真正反對的是教育體制麻痺了心靈。他認為必須改變這種狀況。《愛彌兒︰論教育》出版百餘年後,專門揭露弊端醜聞的萊斯(Joseph Mayer Rice)博士考察了三十六個城市的公立學校,對所聞所見簡直不敢置信。他稱紐約某所學校是,「我看過最不人性化的機構,每個孩子被當作背書機器和演講機器,就好像每個人都具有這兩種天賦。沒有個性,沒有感覺,沒有靈魂。」在 20 世紀之交,死記硬背仍是孩童普遍用來吸收新知的方法,尤其是歷史和地理知識。學生要背詩、背演講稿、歷史年代、大事記、拉丁字彙、各州首府、美國歷任總統等。

不是不想學習,而是沒有能力學習

資訊之所以「左耳近、右耳出」,往往是因為沒有可以依附的對象。我不久前才有切身經驗。因為一篇訪問稿,我到上海待了三天,聽了一大堆導覽介紹,卻仍然對中國歷史連最基本的認識都沒有。我永遠搞不清楚明朝和清朝的差別,甚至不知道忽必烈是真實存在的人。我在上海到處溜達,像個十足的觀光客到處逛美術館,試圖抓到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皮毛,但實際上的認識卻很貧乏。

因為在我的大腦裡沒有任何關於這個地方的基本知識,也就沒有辦法聯想到其他知識,更無法欣賞這裡的文化了。也就是說,我並不是不想學習,而是沒有能力學習。

先累積知識,才能吸收知識。這聽起來很弔詭,針對這種弔詭現象,有專家做了研究。他們詳細寫下半局球賽的賽況,分別讓一群棒球迷(艾瑞克森會用「專家」這個詞)和一般觀眾閱讀,然後測驗他們能記得多少。

結果發現,棒球迷會以重點事件(如球員進壘、得分)組織自己的記憶。他們能清楚重建這半局的比賽,記住許多細節,有個測試員甚至感覺他們在大腦中閱讀著一份記分卡。但一般觀眾記得的重點事件較少,而且只記得一些表面上的訊息,例如當時的天氣情況。在他們腦中缺少詳細的球賽畫面,就無法處理大腦吸收的新資訊。他們分不清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不重要的,當然也就記不住重點。

如果你的大腦裡事先對某個訊息已有個概念性的框架,就可以比別人更容易植入新接受的訊息。但如果沒有可以供植入新知的認知框架,那麼很多東西當然看過、聽過,甚至學過就忘了。

在美國,有三分之二的青少年不知道南北戰爭在哪一年爆發,有 20% 不知道二次大戰中美國與誰作戰,44% 以為《紅字》(The Scarlet Letter)的主題,是女巫審判或是一封信件。教育改革確實完成了很多事,比方讓學校生活更愉快也更有趣,但也讓身為公民的我們付出了代價。藉由記憶,不僅可傳遞美德和價值,也共享了文化。

當然教育的目的並不只是把一堆事實資料塞進學生的腦袋,也要引導學生理解這些事實。學生要能獨立思考,而不只是重複老師教的。這些事實資料本身雖然無法引導學生理解,但是真正的理解離不開事實。最關鍵的是,掌握的知識愈多,就愈容易學到更多知識。

記憶就像是一張捕捉新知的蜘蛛網,你獲取的訊息愈多,這張網就可以編織得愈大;你的記憶之網愈大,就能比別人獲取更多有意義的訊息。

我崇拜的知識分子好像隨時都能旁徵博引、信手拈來,伸手從浩瀚學海中摘取所需的片段。智識不僅僅是記憶,這點無須費言(有些學者記得多但懂得少,就好比有些學者記得少但懂得多),但記憶和智識似乎常伴隨而生,就像體格強壯的人多半喜歡運動,兩者之間形成一個反饋迴路,彼此互相影響。

任何新資訊,如果能夠在大腦已有的訊息網絡中嵌入得愈牢固,就愈不容易忘記。大腦中儲存的新訊息連結點愈多,人就愈容易記住新訊息,這表示吸收得更多,能夠學到的知識也就更多。記憶的訊息量愈大,我們就愈能理解這世界,愈能理解這世界,我們記住的也就愈多。

※ 本文摘自《大腦這樣記憶,什麼都學得會》,原篇名為〈大腦特訓課,學習如何學習〉,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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