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知識聽過即忘，不是不想學習，而是沒有能力

文／喬許．弗爾；譯／謝佩妏

如果說我曾把記憶術看做一種孔雀開屏式的腦力炫技，那麼馬修將會證明我的想法是錯誤的。他訓練班上學生迎戰全美記憶大賽，期許這些學生成為「最優秀的十分之一」（Talented Tenth），他們參賽的目的是為了實現民權運動者、哈佛大學第一個取得博士學位的非裔美國人杜博斯（W. E. B. Du Bois）的理念，即讓黑人種族中有才能的十分之一接受完整教育，並由這群精英帶領非裔美國人脫離貧窮。

我在 2005 年全美記憶大賽上第一次遇到馬修，當時他正在後台緊張地走來走去，等待大會公布他們那一組隨機單字的成績。他有多名學生打進十強，但對他來說，學生真正面對的記憶考驗是兩個半月之後的紐約州會考。他期許學生能運用他們在全美記憶大賽上使用的技巧，把歷史課本上的所有大事、年代和觀點都背得滾瓜爛熟。他邀請我去學校觀看學生上課的情形，見證記憶術如何應用在「現實世界」。

為了不負他的期望，我得先通過一個金屬探測器並讓校警檢查我的包包，才能走進甘朋中學。馬修相信，記憶術可以幫助學生脫離這個社區。在這所學校，有 90% 的學生，閱讀和數學成績都低於平均水平；80% 的學生，家境貧困；將近 50% 的學生，無法畢業。馬修告訴學生︰「多學習名人的想法，也會讓人覺得你有想法。你們會佩服哪一種人：個人看法又臭又長的人？還是旁徵博引、博學多聞的歷史學家？」

馬修問了一個關於 19 世紀全球貿易的問題，一名學生回答這個問題時，完整說出了康拉德（Joseph Conrad）代表作《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書中一個段落。記憶能幫助學生吸收和保留事實性訊息，而這些事實性訊息正是理解與批判性思考的根基。馬修規定學生的作文至少要引用兩段名言，不過這只是他要學生學會的記憶小技巧之一。每天學校的課程結束之後，學生們還要繼續補課學習記憶技巧。

談起傳授給學生的記憶術時，馬修說︰「這就是只教學生乘法和給他計算機的差別。」過去四年來，所有接受記憶訓練的成員都通過了紐約高中畢業會考，其中有 85% 的學生都拿到 90 分以上的高分。這些「最優秀的十分之一」，所有成員都必須穿襯衫打領帶。他們在教室貼著美國黑人運動領袖賈維（Marcus Garvey）和麥爾坎．X（Malcolm X）的海報。畢業時他們會收到一塊肯特織布，上面繡著燙金字「最優秀的十分之一」。

這個成功案例點出了一個問題，即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麼。自從開辦學校以來，就有人提出這個問題，至今似乎從未消失。到底什麼才叫聰明，而學校又該教學生什麼？既然記憶的傳統功能已經消失，那麼在現代教育中，它的作用又是什麼？如果孩子終究要走入一個充斥著外部記憶庫的世界，又何必要求他們記住各種知識？

根據我自己的中小學經驗，無論在公立或私立學校，都要牢記三篇文章：林肯的蓋茨堡演說（三年級）；熟背金恩博士的〈我有個夢想〉（四年級）；馬克白的獨白〈明天，明天，再一個明天〉（十年級）。而比背書更不符合現代教育理念的活動就只有體罰了。

在課堂中，背誦這種授課方式逐漸消失，其實有其哲學根源。瑞士哲學家羅素在 1762 年出版的小說《愛彌兒︰論教育》（Émile: Or, On Education）中，虛構了一個接受自然教育法的自學孩子。羅素痛恨背誦，也痛恨體制教育的約束和限制。他寫道︰「閱讀是童年時期最大的痛苦。」

其實，羅素真正反對的是教育體制麻痺了心靈。他認為必須改變這種狀況。《愛彌兒︰論教育》出版百餘年後，專門揭露弊端醜聞的萊斯（Joseph Mayer Rice）博士考察了三十六個城市的公立學校，對所聞所見簡直不敢置信。他稱紐約某所學校是，「我看過最不人性化的機構，每個孩子被當作背書機器和演講機器，就好像每個人都具有這兩種天賦。沒有個性，沒有感覺，沒有靈魂。」在 20 世紀之交，死記硬背仍是孩童普遍用來吸收新知的方法，尤其是歷史和地理知識。學生要背詩、背演講稿、歷史年代、大事記、拉丁字彙、各州首府、美國歷任總統等。

不是不想學習，而是沒有能力學習

資訊之所以「左耳近、右耳出」，往往是因為沒有可以依附的對象。我不久前才有切身經驗。因為一篇訪問稿，我到上海待了三天，聽了一大堆導覽介紹，卻仍然對中國歷史連最基本的認識都沒有。我永遠搞不清楚明朝和清朝的差別，甚至不知道忽必烈是真實存在的人。我在上海到處溜達，像個十足的觀光客到處逛美術館，試圖抓到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皮毛，但實際上的認識卻很貧乏。

因為在我的大腦裡沒有任何關於這個地方的基本知識，也就沒有辦法聯想到其他知識，更無法欣賞這裡的文化了。也就是說，我並不是不想學習，而是沒有能力學習。

先累積知識，才能吸收知識。這聽起來很弔詭，針對這種弔詭現象，有專家做了研究。他們詳細寫下半局球賽的賽況，分別讓一群棒球迷（艾瑞克森會用「專家」這個詞）和一般觀眾閱讀，然後測驗他們能記得多少。

結果發現，棒球迷會以重點事件（如球員進壘、得分）組織自己的記憶。他們能清楚重建這半局的比賽，記住許多細節，有個測試員甚至感覺他們在大腦中閱讀著一份記分卡。但一般觀眾記得的重點事件較少，而且只記得一些表面上的訊息，例如當時的天氣情況。在他們腦中缺少詳細的球賽畫面，就無法處理大腦吸收的新資訊。他們分不清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不重要的，當然也就記不住重點。

如果你的大腦裡事先對某個訊息已有個概念性的框架，就可以比別人更容易植入新接受的訊息。但如果沒有可以供植入新知的認知框架，那麼很多東西當然看過、聽過，甚至學過就忘了。

在美國，有三分之二的青少年不知道南北戰爭在哪一年爆發，有 20% 不知道二次大戰中美國與誰作戰，44% 以為《紅字》（The Scarlet Letter）的主題，是女巫審判或是一封信件。教育改革確實完成了很多事，比方讓學校生活更愉快也更有趣，但也讓身為公民的我們付出了代價。藉由記憶，不僅可傳遞美德和價值，也共享了文化。

當然教育的目的並不只是把一堆事實資料塞進學生的腦袋，也要引導學生理解這些事實。學生要能獨立思考，而不只是重複老師教的。這些事實資料本身雖然無法引導學生理解，但是真正的理解離不開事實。最關鍵的是，掌握的知識愈多，就愈容易學到更多知識。

記憶就像是一張捕捉新知的蜘蛛網，你獲取的訊息愈多，這張網就可以編織得愈大；你的記憶之網愈大，就能比別人獲取更多有意義的訊息。

我崇拜的知識分子好像隨時都能旁徵博引、信手拈來，伸手從浩瀚學海中摘取所需的片段。智識不僅僅是記憶，這點無須費言（有些學者記得多但懂得少，就好比有些學者記得少但懂得多），但記憶和智識似乎常伴隨而生，就像體格強壯的人多半喜歡運動，兩者之間形成一個反饋迴路，彼此互相影響。

任何新資訊，如果能夠在大腦已有的訊息網絡中嵌入得愈牢固，就愈不容易忘記。大腦中儲存的新訊息連結點愈多，人就愈容易記住新訊息，這表示吸收得更多，能夠學到的知識也就更多。記憶的訊息量愈大，我們就愈能理解這世界，愈能理解這世界，我們記住的也就愈多。

※ 本文摘自《大腦這樣記憶，什麼都學得會》，原篇名為〈大腦特訓課，學習如何學習〉，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