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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伊凡.克雷斯戴;譯/劉道捷

我們大都沒有親身經歷過戰爭、軍事政變或宵禁,但直覺告訴我們,遇到重大危險時,公民會衝動地贊成關閉國界。政客會藉著這種行動,宣告自己已經準備好,要為國內發生的事件負責。大家除了在自己的國家裡尋求庇護,也會回到祖國尋求庇護。心理學家已經證明,大家處在極度危難時,會說自己的母語。我在保加利亞度過童年,在觀看大量蘇聯製二戰電影中學到了寶貴的一課。對於在希特勒第三帝國中活動的蘇聯女間諜來說,她們最危險的一刻就是生產時,因為她們會不由自主地以母語俄語叫喊。
 
敦促大家「待在家裡」的訊息,不只鼓勵大家把家看成最好的生活和工作地點,也帶有一種形而上的意義。家是我們碰到嚴重危險時最想待的地方。讓我驚訝的是,我的家人發現社交距離無法在短時間內結束,因而決定回到保加利亞。從各方面來說,這絕對不是理性的抉擇。我們在維也納生活和工作了十年,也熱愛這個城市;奧地利的公共衛生系統遠比保加利亞可靠多了,而且我們在這個城市裡,也有碰到危機時可以依靠的朋友。然而,「待在家裡」的想法才是我們回保加利亞的真正原因,對內人和我來說,保加利亞才是家。我們在危難時期,希望更靠近我們認識了一輩子的人和土地。我們並不孤單,有二十萬個旅居國外的保加利亞人做了相同的選擇。
 
關閉國界並不僅僅是歷史本能,也是打擊疫情最傳統的做法,是國家之間實踐「保持社交距離」的方式。一七一○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約瑟夫一世決定,在哈布斯堡帝國南部和奧圖曼帝國接壤的邊界上,建立防疫封鎖線,防堵來自巴爾幹半島的疾病擴散。他的行動大致上成功,卻無法挽救自己的生命,在一七一一年死於天花。無論如何,神聖羅馬帝國的遷徙禁令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中葉。
 
「到十八世紀中葉,大約每隔八百公尺,就會有一座經過加固的瞭望塔,中間點綴著十九座過境設施,負責登記、收容每一位入境的人,並隔離至少二十一天,然後才會發給他們入境帝國領土的護照。街坊社區每天用硫磺或醋消毒,貿易貨品依據是否容易傳播微生物而分級。派駐鄂圖曼帝國領土的哈布斯堡王朝間諜,會向相關官員提供調整隔離期間、甚至暫時停止隔離的情報。哈布斯堡王朝嚴格執行這些規則。一位英國觀察家指出:「如果你膽敢違反隔離法令,你會受到快如軍事法庭般的審判,法官會在四十五公尺外的法庭上,向你大聲吼出判決……接著你會發現自己被小心地射殺、粗心地埋葬。」[3]
 
二○一五年歐洲難民危機那段日子裡,民族主義偽裝成文化戰爭,形成具有侵犯性和排外性色彩、等於「我們」對抗「他們」的戰爭。民族主義分子焦慮地宣稱,本國文化即將遭到外國人摧毀。旅外的保加利亞人也是「我們」的一分子,很多世代居住保加利亞的少數民族,反而被視為外國人。新冠肺炎藉著以疆域為本質、又比較具有包容性的反向仇外心理,以公衛導向的民族主義,取代這種文化民族主義。外國人不再指不在本地出生的人,而是現在不在這裡的人,重要的東西是你的居住地,而不是你的護照。
 
哈佛歷史學家查爾斯.麥爾 (Charles S. Maier)在大作《曾在邊界之內》(Once Within Borders)[4]一書中,主張疆域是一種社會政治的產物,讓國民可以據此接受統治、獲取身分,而不是依據出生地。他還寫道:「所以疆域是一種決策空間,建立了立法和集體決策所能影響的特定範圍。同時,疆域規定了強大集體忠心的領域……在全球化的年代裡,疆域喪失了一部分作為『決策空間』的重要性。」[5]我們中間有很多人,搬到國土以外的地方工作和生活,但疆域仍維持其作為「身分空間」的吸引力。新冠肺炎激起的「居家民族主義」把疆界重建為兼具決策空間和身分空間的東西。
 
就像我在拙作《歐洲之後》(After Europe)中說的一樣,二○一五年的中歐難民危機中,反對外國人的歇斯底里根植於移民創傷:冷戰結束後,很多東歐年輕人遷徙到西歐生活和工作。在目前這場危機中,人口減少的恐懼和土地遭到遺棄的意識,一樣顯而易見,新冠肺炎使醫療專業人士從中歐和東歐出走的潮流,明顯得令人難過。結果造成保加利亞之類國家裡幾乎半數的醫生與護士,年齡都超過五十歲。雖然在難民危機爆發時,保加利亞人、羅馬尼亞人和波蘭人都幻想著這些同胞會回國,到了疫情流行的黑暗日子裡,他們卻希望同胞在戰勝病毒後才回國。從疫區返國的同胞跟外國人一樣不受歡迎,政府也明確表示,他們在疫情期間,只為選擇留在本國境內的公民負責。政府不再把因為任何原因、而選擇待在國外的保加利亞公民,視為是政府的責任。
 
以此觀之,新冠肺炎危機爆發後,第一波的發難不是「本地人」對外國人的批評,而是鄉村居民對「度假式避難者」入侵的憤慨。媒體經常報導富有的都市人從危機震央拔營,前往他們在海岸或山脈附近的度假屋,一則減少禁令帶來的不適,二則還可以利用適當的網路連線,可以從事遠距工作。但是他們的到來激怒當地居民,因為當地人害怕他們帶來病毒,傳播給醫療能量不足,無法承受病人、當地老年人收入有限而激增風險的偏鄉。法國的三、四百萬棟度假屋,是中產階級決定逃離都會中心避居的明顯例子,更是有錢人傲慢自私的另一個鮮明寫照。
 
令人難堪又諷刺的是:歐洲的度假屋本來就是瘟疫的歷史遺跡。十四世紀最初幾次的黑死病爆發後,很多文藝復興時代的義大利城市居民開始投資鄉間的不動產,原因之一是為了確保危機期間,獲得可靠的食物供應。他們待在鄉間的時間愈來愈長,疫情最嚴重的夏天尤其如此,別墅生活在比較富裕的家庭中開始流行。在此次疫情中,度假屋再次成為安全的避風港,不過這次本地人並不是很開心。

註釋
[3]A. Wess Mitchell and Charles Ingrao, ‘Emperor Joseph’s Solution to Coronavirus’, Wall Street Journal, 6 April 2020: https://www.wsj.com/articles/emperor-josephs-solution-to-coronavirus-11586214561.
[4]Charles S. Maier, Once Within Borde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5]同上

※ 本文摘自《後疫情時代的關鍵趨勢》,原篇名為〈不在國內,就是外國人〉,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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