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德至上的社會裡，前幾志願學生多半不願承認自己比較幸運

文／邁可．桑德爾；譯／賴盈滿

二○一九年三月，全美高中畢業生都在等待大學招生結果出爐，聯邦檢察官卻在此時投下一枚震撼彈，起訴了卅三位有錢家長，指控他們涉嫌舞弊讓子女進入包括耶魯、史丹佛、喬治城和南加州大學在內的一流學府1。

這起詐欺案的主角，是一位名叫威廉．辛格（William Singer）的大學入學顧問，服務對象全是操心兒女前途的有錢父母。近幾十年來，美國頂尖大學已經成為年輕人日後飛黃騰達的主要管道，而辛格的公司專門玩弄競爭慘烈的大學招生制度。他靠著賄賂替學業成績並不耀眼、未達名校要求的學生廣開側門，包括收買學術評估測驗（SAT）和美國大學入學測驗（ACT）等標準化測驗的監考員，以竄改試卷拉高學生成績，或賄賂教練將根本不會某項運動的學生列為體育特招生，甚至偽造運動專長證書，再用後製將證書上的大頭照換成學生的相片。

辛格的非法入學手段並不便宜。某知名律師事務所的總裁花了七萬五千美元，讓女兒到監考員被辛格收買的大考中心接受大學入學測驗，以拿到所需的成績。某富豪家庭更是付給辛格一百二十萬美元，讓從來沒踢過足球的女兒以足球特招生資格進入耶魯大學。辛格用四十萬美元賄賂耶魯的足球教練，這位教練後來也遭到起訴。一名電視女星和她的時尚設計師丈夫付給辛格五十萬美元，讓兩個女兒以假造的賽艇選手身分進入南加州大學。因電視影集《慾望師奶》走紅的女演員菲麗西提．霍夫曼則是拿到特價，只花了一萬五千美元就讓辛格替女兒搞定 SAT 分數2。

八年詐欺下來，辛格總共賺進了兩千五百萬美元。

這起醜聞引發了全民公憤。在這個政治極化時代，美國人幾乎什麼事情都吵，都沒有共識，唯獨這起醜聞引來媒體大幅報導，而且不分政黨派別一致譴責，從福斯新聞、MSNBC、《華爾街日報》到《紐約時報》無不例外。所有人都同意，靠賄賂舞弊進入菁英大學該當指責。然而，民眾的憤怒並不只是針對特權家長利用非法手段幫助兒女進入一流學府，而是還有更深刻的理由。所有人都明白，只是不知該如何表達，這起醜聞其實充分象徵和凸顯了一個更大的問題，那就是誰能出人頭地，還有為什麼。

無可避免地，民怨最終還是染上了政治色彩。川普總統的支持者利用推特和福斯新聞奚落捲入醜聞的好萊塢自由派。「你們看那些人，」總統的兒媳蘿拉．川普告訴福斯新聞：「那些好萊塢和自由派的菁英，整天大談人人平等，人人都該擁有相同機會，結果卻是頭號偽君子，私下砸大錢舞弊，讓自己的兒女進好學校，擠掉原本應該獲准入學的孩子3。」

自由派同意詐欺入學傷害了有資格的孩子，剝奪了他們的權利。但他們認為這起醜聞清楚顯露了另一項更普遍的不公，那就是即使沒有涉及不法，財富及特權仍然左右著大學招生。聯邦檢察官公布起訴內容時，提到自己秉持的原則就是「不該存在專屬於有錢人的大學招生制度」4。然而，媒體社論及評論隨即指出，金錢向來就會影響招生審查，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許多美國大學都會給校友和慷慨捐贈者的子女特殊考量。

為了反擊總統支持者將招生醜聞歸咎於自由派，自由派引述公開報導，指出總統女婿傑瑞德．庫許納雖然學業成績平平，卻在他房地產富商父親捐贈了兩百五十萬美元之後，獲准進入哈佛大學。此外，據傳川普總統本人也在女兒伊凡卡和兒子小唐納德就讀賓州大學期間，捐贈了一百五十萬美元給華頓商學院5。

上大學的道德意義

招生詐欺案主嫌辛格表示，慷慨解囊有時確實能讓及格邊緣的申請者走「後門」進入大學。但他標榜自己所用的方法是「側門」，不僅划算而且有效。他告訴客戶走後門比他的舞弊手法「貴上十倍」，而且變數更多。巨額捐款給學校無法保證入學，但他靠賄賂及偽造測驗成績走「側門」可以。「許多家長就要保證。」他解釋道6。

雖然從後門或側門都能用錢買到入學資格，但兩者的道德意義並不相同。首先，後門是合法的，側門則否。聯邦檢察官說得很清楚：「這個案子不是捐錢蓋大樓，讓學校更可能允許你子女入學，而是欺瞞、詐騙、偽造測驗成績、偽造運動專長證書、偽造相片和賄賂大學人員7。」

聯邦政府起訴辛格、辛格的客戶及收賄教練，目的不在告誡校方不准出售大學入場券給申請者，而只是取締詐欺。除了合法與否，後門和側門還有一點不同：當家長慷慨捐款替兒女買下入學資格，錢是進到學校戶頭，可以用來提升軟硬體，全校師生都能受惠。但辛格的詐欺手法，錢是進到第三方人士口袋，對學校就算有幫助，也是微乎其微（辛格賄賂的教練裡，至少有一位史丹佛大學帆船教練將錢用在帆船隊上，其餘教練則都中飽私囊）。

然而，從公平的角度看，後門和側門就沒什麼區別了。兩者都讓有錢人的小孩比實際符合資格的小孩更有利，讓金錢凌駕於才德（merit）之上。

根據才能或品格決定錄取資格才是走「前門」。用辛格的話說，走前門就是「靠自己擠進去」。這是大多數人認為公平的入學方式，申請者應該憑藉自身能力入學，而非家長的財富。

當然，現實並非如此單純。金錢的影子不僅在後門盤旋，也常在前門徘徊。能力表現始終難以擺脫經濟優勢的影響。SAT 之類的標準化測驗宣稱可以客觀評量能力，家境普通的學生也能有光明未來，但 SAT 成績其實和家庭收入密切相關。學生家境愈好，SAT 成績往往愈高8。

有錢家長不只會讓兒女報名補習班加強 SAT，還會聘請私人顧問美化兒女的入學申請資料，讓兒女去上舞蹈和音樂課，參加菁英運動，例如擊劍、壁球、高爾夫、網球、賽艇、袋棍球和帆船，以便進入校隊。凡此種種都是有錢又積極的家長才動用得起的昂貴手段，以此協助子女搶奪入學資格。

此外，學費也是問題。全美夠有錢的大學屈指可數，可以在審核入學許可時不將學生的經濟狀況納入考量。無後顧之憂的申請者比需要學校奧援的弱勢學生更有機會拿到入學資格9。

基於上述種種理由，常春藤盟校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學生來自全美收入前百分之二十的家庭也就不足為奇了。在普林斯頓和耶魯大學，來自全美收入前百分之一家庭的學生比來自後百分之六十家庭的學生還多10，其間的不平等令人咋舌。而其原因不只包括校友禮遇及捐款回報之類的後門手段，也包括有錢家庭透過前門給予兒女的各種優勢。

批評者認為，這證明了高等教育並非如其所宣稱的只看才能。在他們看來，大學招生醜聞只是極端的例子，反映其背後更普遍的不公平，導致高等教育無法做到其所標榜的才德至上（meritocracy）＊原則。

不論你認為這起醜聞完全背離了標準入學審核程序，或覺得它只不過反映了招生制度的大勢所趨，其實都認同一個前提，那就是應該根據申請者的能力與天賦，而非他們自身之外的因素來決定其入學與否。換句話說，不論你持何種意見，都同意入學資格應該取決於才能與才德，並至少隱然同意憑才能錄取的人是靠自己掙得入學許可的，因此配得後來的種種好處。

倘若這個耳熟能詳的看法是對的，那麼才德至上的問題就不在於原則有錯，而在我們未能確實做到。美國保守派與自由派的政治對立證實了這一點。雙方的爭論焦點不在「才德至上」本身，而在如何達成。譬如，保守派認為將種族和族裔納入考量的平權措施有違只看能力的錄取原則，自由派則是捍衛平權措施，認為它可以修補長年累月的不公平，並主張唯有先抹平特權階級與弱勢者的差距，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才能真正做到才德至上。

然而，保守派和自由派的爭辯忽略了一點，那就是才德至上的問題可能沒那麼單純。

讓我們再回到大學招生醜聞。許多民眾氣的是舞弊和不公平。然而，激發舞弊行為的態度同樣有問題。這起醜聞其實蘊含了一個想法，只是我們太習以為常了，以致幾乎沒人察覺，那就是進入一流大學是人人垂涎的獎品。這起詐欺事件之所以受人矚目，不僅由於涉及明星名人和私募基金大亨，更因為他們追求的是人人想要的入學許可，是所有人搶破頭的東西。

這是怎麼回事？進入一流學府哪時候變得如此炙手可熱，讓有錢有勢的家長寧可舞弊也要讓小孩去讀？就算不用騙的，也會花上幾萬美元聘請私人入學顧問，讓小孩去上補習班，將高中生活變成壓力不斷的軍備競賽，選讀進階先修課程、打造學習歷程，為了提高入學機會而拚死用功？進入頂尖大學哪時候變成社會上的頭等大事，連聯邦調查局都出動大批人力查緝詐欺，招生醜聞可以連續數個月攻占媒體頭條，從起訴到判刑無一不吸引民眾關切？

大學窄門的搶手始於過去數十年來日益加劇的貧富不均，反映了「誰擠進哪裡」變得愈來愈重要的事實。美國最富裕的百分之十人口不斷拉大和其他人的距離，使得進入菁英學府的重要性也水漲船高。五十年前申請大學還沒那麼競爭，就讀四年制大專的美國人不到五分之一，而且往往選擇就近的學校，大學排名也不如現在重要11。

然而，隨著美國社會愈來愈不平等，擁有和沒有大專文憑的所得差距愈來愈大，大學就變得更重要，選擇學校也是。如今學生在所有進得了的大專院校裡，往往選擇入學門檻最高的就讀12。家長教養兒女的方式也改變了，尤其是專業階級。所得差距愈來愈大，向下流動的恐懼也愈來愈強。為了減少風險，家長開始大幅介入子女的生活，管理小孩的時間、關切成績、為小孩安排活動，並規畫入學準備13。

這套掌控一切的直升機教養方式其來有自，且如今變得相當普遍。它是焦慮的家長面對日益惡化的不平等所產生的自然反應，也是有錢人家希望後代兒女保有得來不易的中產階級生活的本能舉動。對渴望提升社經地位的人來說，名校學歷是向上流動的主要管道；對希望維持舒適生活的人來說，名校學歷是避免向下沉淪的最佳保障。正是這份心態讓不知所措的有錢家長選擇了讓子女舞弊入學。

不過，經濟焦慮只是原因之一。辛格的客戶買的不只是防止向下流動的保險，還包括另一樣東西。這樣東西更隱晦，卻更有價值。當這些家長替兒女掙得一流學府的入學資格，他們其實買下了「才德」這個借來的光環。

競標才德

在不平等社會裡脫穎而出的人，往往渴望可以正大光明表示自己的成功在道德上站得住腳。放到才德至上的社會來說，就表示贏家必須相信成功完全是個人才能與努力的結果。

弔詭的是，這正是作弊家長想送給兒女的禮物。這些家長如果只是希望兒女繼續享受富裕生活，只要替孩子成立信託基金就行了。但他們想要的不是這個，而是進入一流大學所代表的才德勳章。

辛格正是明白這點，才會說走前門就是「靠自己擠進去」，而他的詐騙手法是僅次於前門的最佳選擇。當然，靠假 SAT 成績或假運動專長證明上大學並不是靠自己，所以才會有那麼多家長瞞著孩子私底下進行。只要非法手段隱藏得好，從側門進大學就和走前門沒兩樣，都能贏得「憑能力入學」的光環。沒有人會自豪地說，「我是靠爸爸媽媽賄賂帆船教練進史丹佛的」。

憑才能入學的申請者就不一樣了。那些名符其實表現耀眼的入學新生會以自己的成就為傲，覺得自己是靠真本事進去的。然而，其實並不盡然。儘管錄取大學確實代表他們非常努力，卻不能說百分之百是他們自己的功勞。一路上幫助他們的父母與老師呢？不能完全算是他們自己養成的天賦與才能呢？還有他們碰巧擁有的天賦正好受到社會重視與栽培呢？

那些憑著努力與天分在才德至上體制中勝出的人，往往是托他人之福才能成功，只是被激烈競爭所掩蓋。當能力至上的競爭變得如此殘酷，讓人完全陷入拚搏的泥淖，我們就會看不見他人的功勞。如此一來，即便一個才德至上的環境再公平，沒有舞弊賄賂也不偏袒有錢人，還是會造成錯誤印象，讓我們以為一切成就都是自己的本事。由於錄取一流大學需要長時間努力不輟，使得絕大多數入學者都深信是自己的功勞，失敗也只能怪自己。

這對年輕學子是沉重的負擔，也會破壞公民情感。我們愈覺得一切都是個人成就，只憑自己即可，就愈難學會感激與謙遜。而少了感激與謙遜，就再也難以在乎共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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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才德的討論不只限於大學招生制度。當代政治領域充斥著「誰應該得到什麼」的辯論。表面上，這些爭論關注的是公平：民眾在追求想要的物品或社會地位時，是否真的人人機會平等？

然而，對於才德，我們不只在公平這一點上意見不同；在如何定義成敗與輸贏，以及勝者又該用什麼態度對待較不成功的人等方面，我們也沒有定論。這些都是極為敏感的話題，我們總是逼不得已才會討論。

面對當前的極化政治，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才德方能找到出路。過去數十年來，才德的意義是如何被改寫，導致工作尊嚴遭到破壞，許多人感覺菁英瞧不起他們？全球化的贏家認為成功全是自己掙來的，因此配得獎賞，這樣的看法站得住腳嗎？抑或是才德至上者的傲慢？

當反菁英的怒火燒得民主制度岌岌可危，才德的問題就變得更加迫切。所有人都必須捫心自問：想解決政治的紛擾惡鬥，我們是要更加堅守才德至上原則，還是超越篩選與拚搏，一起追求共善。

＊譯註：meritocracy一詞為英國社會學家麥可．楊恩（Michael Young）的發明，和貴族制（aristocracy）互為對比，指的是不看出身血統，只依據個人表現（merit）給予獎賞與報償的制度，因此一般譯為功績制度或菁英社會，先覺出版的桑德爾前作《正義：一場思辨之旅》也如此翻譯。不過，由於「merit」原意是指個人所擁有值得讚賞獎勵的能力與特質，加上桑德爾在本書提到當前社會的成功者往往自認為一切都出於個人的能力（才能）與努力（德性），因此譯者選擇將 meritocracy 譯為才德至上、菁英制度或才德至上的菁英社會，視前後脈絡而定，在此先行說明。

※ 本文摘自《成功的反思》，原篇名為〈楔子：擠入窄門〉，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