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惠美;譯/陳品芳

一、「當代蟻族」考試院的人們二○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國日考試院火災

這是一棟外牆貼著老舊象牙色磁磚的三層樓建築,最高的三樓窗戶正冒著濃濃的黑煙。國日考試院一直到二○一八年十一月九日上午,都還「存在於」鐘路二街與鐘路三街之間,距離清溪川最近的馬路角落。

必須要勉強抬起頭才能注意到的建築物、必須低下頭才能注意到的人們,在火災那天被宣告死亡。無論是考試院本身,還是居住在那裡的七人,生命都因這場火災告終。火災後兩天,二○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警察與採訪團隊聚集在國日考試院前,還有在隆冬中僅穿著拖鞋,在家門口閒晃的考試院火災倖存者。

這些平常在城市裡像透明人一樣不會被看見的人們,彷彿不明白自己的生命會在瞬間消逝一樣,將整條街渲染成一片黃色。從人力仲介所走回來的他們、沒有餘裕籌措三萬元租屋押金的他們,為了避免流落街頭而委身於考試院,那個棲身之所的入口,如今被拉上「禁止進入—POLICE LINE—調查中」的黃色警戒線,嚴密地封鎖。入口旁有用於祭祀罹難者的桌子,上頭放著一顆可口的黃橙橘子與兩顆柿子。如同人類消逝的生命一般飄落在地面的黃色銀杏,厚實地堆疊在白色的菊花上頭,令人看不清究竟有幾束菊花放在那裡,同時也掩蓋了花朵帶來的悲戚感。七名罹難者不曾反抗過這個世界,靜靜地待在令人不敢置信的底層社會中。

唯有貼在柏油路上的追思文句所傳達出的悲傷,在告訴人們這裡有許多人因火災失去性命。行人走過寫有「我們需要的不是『房地產』政策,而是『居住』政策」「敦促政府預防不斷發生在蟻居村、考試院、旅店這些貧民居住區的火災慘案」這些句子的紙張前面,短暫停下腳步並抬頭看了看這棟燒成焦黑的三層建築物。這裡距離滿是大企業辦公室招牌、摩天大樓櫛比鱗次的鐘閣一帶不過一個街區,卻有一群只能勉強避免自己流落街頭,天天領著微薄日薪的計時工人聚集。行人似乎也對此感到難以置信,只有偶然路過注意到時才小小聲地說「這裡好像就是失火的考試院」。

下午兩點,終於有人打破這片平靜。某政黨代表跟同一政黨的政治人物一起來到火災現場,坐在地板上的記者們有條不紊地起身,將政治人物所說的話一一記錄下來。喀嚓喀嚓的快門聲與敲擊鍵盤的聲音此起彼落,黨代表將代表政黨的黃色衣服穿在外套底下,默哀結束後站在記者面前大聲說「如實展現了我國貧困階層面臨的居住問題」,並大聲表示將提出對策,過沒幾分鐘他們離開,這條街上再度只剩下倖存者與記者。

失火考試院正前方的樂透攤商店面的牆上,貼有寫著「增加『公共住宅』,改變無宅市民的生活」等空虛口號的公益廣告,如今卻顯得可笑。

326號房,洪阿某,五十九歲

「太太跟小孩不知道我住在考試院,我也沒有因為失火跟家人聯絡,問我為什麼沒跟他們住在一起,只能說這是私人家務事,無可奉告……總之,請千萬不要寫出我的名字,別讓我的家人知道。」

326號房,就是327號房李明道先生隔壁的洪先生(五十九歲),不斷叮囑我說千萬不能讓他家人知道這件事。他在住戶當中,屬於相當「年輕」的一群,他是在四年前落腳於國日考試院。

他是個一輩子都夢想「東山再起」的人,但在不容許「敗部復活」的韓國社會,所謂的再度挑戰,其實就像是每個星期六不抱太大期待地去買樂透,等著總有一天會「中獎」的機率差不多,但他還是為了省錢,租了間考試院的房間充當住處兼辦公室使用。

「三十年前我經營聲色場所,後來幾次想嘗試創業,但都失敗了,尤其在一九九七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介入國內經濟的時候,我就再也沒有機會東山再起。當時我從比利時進口了十五噸的原料想做洗潔劑事業,但放置原料的龍仁大雨成災,讓整批原料報銷。之後我雖然火的時候也是,有很多人因為沒有行李,只要人跑出來就沒事了。」

在二○一九年的大韓民國,仍有極度貧窮者為了最低限度的生存、為了獲得「一小片」能夠棲身的空間掙扎著。但卻有人利用他們的「貧窮」「困頓」獲取暴利,接近剝削的租賃業堆積出一座財富高塔,我將之稱為「貧困經濟」。

二、住在蟻居房

「在密閉的房間中,想法也會變得封閉。」(愛德華‧卡耳)

住在蟻居房,並不只代表在僅僅一‧二五坪的狹窄空間裡「躺下」而已。住在蟻居房必須努力撐著不讓自己被趕出去,能往上爬一階的機會少之又少,若有機會千萬不能猶豫,像是在受一種類似薛西弗斯式的懲罰。蟻居房是幾乎不見天日的房間,大多數居民只要進來便再也出不去。約有百分之二十八‧三的蟻居房居民表示自己「在蟻居房住了十五年以上」,二○一六至二○一八年之間,給出這個回答的比例分別為百分之二十四‧二、百分之二十六‧四、百分之二十八‧三,數字逐年增加當中。隨著蟻居房居民的年齡越來越大,這個比例也只會越來越高,要找到「脫離」這個地方的人並不容易。

「先不說搬家了,只要不要生病就好。在戶頭幾乎沒有任何存款的情況下生病,真的就是生活陷入『緊急』狀態。我要每天出去工作才有錢吃飯,但像去年冬天我有好幾個月因為肩膀受傷無法工作,結果把好不容易存下來的錢花光了。」

最先給我蟻居房「貧困經濟」這個線索的朴先生,最大的目標是在蟻居房「撐到最後」,他已經在昌信洞蟻居村同一個房間裡住了二十年。

雖然他一輩子都沒有休息過,但人生卻有三分之一的時間住在昌信洞這一‧五坪的蟻居房裡。小時候他曾在老家京畿道議政府跟父親一起務農,但這對改善經濟情況沒有太大的幫助,也使得他無法上學。二十幾歲時,他在南大門市場的中國餐館從事外送工作、在廚房擦拭碗盤。一九八七年南大門市場的一間職業介紹所告訴他「海苔養殖場會提供食宿」,於是他便前往全羅道莞島,這就是他在搬進首爾鐘路區昌信洞蟻居房之前的故事。

「在海苔養殖場工作的時候真的很棒,一個月月薪是五千七百元到八千五百元不等,供吃住之外還提供香菸。在海苔養殖場工作一段時間之後,我又改到木浦的烤肉店工作兩年。」

他也曾經體驗過像棉花糖一樣甜蜜溫軟的新婚時期。他在莞島的岳母介紹下,娶了年紀相差十九歲的年輕太太。當時前妻帶著年幼的兒子嫁給朴先生,雖然分開已經十年,但朴先生依然稱前妻為「孩子的媽」,並稱沒有血緣關係的兒子是「我的孩子」,甚至還珍藏他們的照片。一九九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是他們的結婚紀念日,但這段婚姻生活卻撐不過十年,在二○○九年畫下句點,那是「孩子」十歲的那一年。

在蟻居村鄰居無微不至的關愛之下,他們也算是過了還不錯的新婚生活。雖然房間不過一‧五坪大小,但也因此有更多近距離接觸的機會,空間狹窄這件事並沒有造成太大的問題。當時他們沒想過要辦結婚典禮,只辦置了一些生活用品,他以為那句「沒關係」是前妻的真實心聲,之所以會得知前妻心裡覺得可惜,是因為她到蟻居諮詢中心去抱怨「連結婚典禮都沒辦」,也因此朴先生想盡辦法,在二○○五年辦了結婚典禮。「龍山有一間全人類教會,教會幫了我很多忙,我們還拿到三星電子送的洗衣機,但蟻居房哪有地方放?所以這台雪白的家電,就放在公共空間跟其他人一起使用,後來壞掉了。我們還去雪嶽山玩了三天兩夜度蜜月,那或許就是我人生最幸福的一段時期。」

四年之後,二○○九年一個炎熱的夏天,他出門工作回來,發現前妻已經打包好行李在等他。相差十九歲的年輕太太丟下一句「離婚吧」讓朴先生彷彿就要崩潰,但也不能不讓她走。從還是個嬰兒就抱在懷裡疼、幫忙把屎把尿的「沒血緣的兒子」則已經十歲,村子裡的人都知道朴先生是「成天只想著兒子的傻瓜」,所以這件事對他來說真的如晴天霹靂。離婚的失落感使他整整三個月沒走出房門,整個人窩在房間裡,也沒有出去工作,就像不曾活在這個世界上一樣。而讓他再次踏出房門的,是那些在貧窮之中仍然互相扶持的蟻居房鄰居。

「孩子離開之後,剛開始我連睡覺都會夢到他,有整整三年的時間都在思念他,後來還刻意把照片都丟掉,因為一直看就會一直想起他。鄰居們覺得這樣不行,於是開始來探望我,希望我可以振作起來。」

跟十歲的兒子分離之後,雖然不曾接過他一通電話,但偶爾還是能聽到一些兒子的近況。

「他好像讀高尺洞棒球場旁邊的什麼大學,之前我有在這社區的入口遇到他,他媽媽現在還住在蟻居村,像我們這種窮人,哪有機會離開蟻居村?雖然碰到面會很難過,但還是會聽到消息、持續見面,也只能這樣過一天算一天。」

本文介紹:
剝削首爾:是炒房者造成我們的貧窮!寄生下流殘酷史,蟻居村全貌紀實》。本書作者/李惠美;譯者/陳品芳;出版社/大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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