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對童年的我來說是個高級的詞，「鑰匙兒童」也是

文／何景窗

我的飛行器降落在遠古時代的地球西元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三日，東經120度14’30″至120度23’30″，北緯22度30’30″至22度45’30″間交叉的一個小座標，台灣省南部西南隅，以人口計算是第二大城市，也是重工業最發達的地方。總統是蔣經國先生，戴一副黑框眼鏡，長得胖胖的，體型像黃皮膚黑頭髮的肯德基爺爺，他爸爸很有名，民眾稱呼他先總統蔣公，課本上寫蔣公是民族的救星同時也是世界的偉人，在蔣經國之前總統是他，我來的前一年他死翹翹，聽說那天天氣很糟，狂風暴雨。這個國家叫做中華民國，已經戒嚴二十七年了。

我滿臉是血從機艙探出頭，還沒有睜開眼睛，穿白袍的醫生迅速把我的身體拖出來。我哭喪著臉為這個「無可挽回的行為」懊惱了一陣子，沒有回頭的機會了。我的地球旅行將以此為起點，想到接下來的行程，我疲倦不堪，決定再睡一下。

隨後我被帶往高雄市左營區與楠梓區的交界處，一個叫做莒光的小新村。那裡的人主要由兩種族群組成，本省人（出生在台灣的人）與外省人（出生在中國大陸或者祖籍在中國大陸的人），當地使用的語言主要是河洛語與華語。打個比方：計程車司機和菜市場攤販主要講河洛語，軍人、老師和電視新聞播報員則使用華語。

我媽媽是一個胖胖的本省人大我三十七歲，職業是在菜市場賣水果；我爸爸是一個瘦瘦的外省人大我五十四歲，職業是退伍軍人，還有幫忙媽媽賣水果。我家生意還可以，因為我媽媽有金錢憂鬱症和點鈔機器人症，為了享受打烊之後短暫卻無比幸福的點鈔時光，她像機器人一樣工作，從不說累，我家可以說是全年無休。

爸爸配合度很高，年輕時代的他配合國仇家恨的潮流去當兵，入部隊做師爺，出入營區有人敬禮感覺滿舒服，而且收入還不錯可以幫忙養家。他說當時炸開黃河為了阻擋日軍侵略，我們河南省扶溝縣的農田農具牲畜屋子被大水一沖什麼都沒有了，嚴重鬧飢荒，沒有東西可以吃，只能吃樹皮和土。姑姑跟爸爸說她想吃水餃，爸爸說好，他把軍餉全部給奶奶存起來買水餃皮和餡料，自己跟著部隊走了很遠的路，換車搭船，民國三十七年隨國民黨政府搬遷來台。

在我尚未長出人類智能之前，每天被綁在三輪車上或爸爸媽媽的背上。可以自己走路和坐之後，改成每天關在家看電視或躺在水果箱發呆。家裡多的是裝水果的紙箱，它們有的拆扁了疊在一起，有的像口井，飄出寂寞，果蠅像禿鷹一樣在上面盤旋。

電視劇裡演的客廳沒一個像我家這麼多紙箱，只要賣水果，客廳永遠沒有像客廳的一天。我的心願是不要再賣水果了，若想擁有電視裡的那種中產階級的生活，除非他們上班。

「上班」在那時候聽起來是個有高級感的名詞，雖然爸爸媽媽自己當老闆，跟「穿制服的上班族」比起來，就是遜色了一點。造型也是。媽媽的家居裝就是她的工作服，歐巴桑樣式的連身裙，要不就是深色長褲加件絲質上衣，怎麼搭都少不了一顆長度不過肩的歐巴桑澎澎頭。

上班族就不是那樣了。鄰居姐姐每天早起上班，化淡妝和打理長頭髮，在摩托車上雙腿併攏抬頭挺胸。淺藍色條紋、繡著公司名的制服和上面化學藥劑味道，多麼迷人。我希望爸爸媽媽去上班，或是其中一個上班另一個在家陪我也可以，只要他們不賣水果，我們全家就可以下班後一起晚餐，一起上床睡覺，周末一起看電視，像電視裡幸福家庭生活的那樣。

我問爸爸：「為什麼你要賣水果，不去上班呢？」

爸爸說：「我年紀大了，沒有公司找我上班。」

我又問：「媽媽為什麼不去上班？」

我說；「穿制服去上班很乾淨很好，可以開車，很時髦。我們不要賣水果了。」

「鑰匙兒童」這個名詞不知道甚麼時候寫入我的潛意識，突然我就想到它。電視新聞說台北市夫妻兩人上班的狀況很普遍。他們的小孩變成鑰匙兒童，是當時很流行的社會現象。連續劇也有鑰匙兒童的角色，脖子掛了一串鑰匙，像好看的項鍊。他們放學後自己坐公車回家，自己熱飯菜吃，自己做功課，自己在家庭連絡簿的家長欄位簽名；他們堅強的樣子，使我長大也想加入他們的行列。

爸爸說：「快去把玩具收一收吧。」我的心願沒有人了解，家中如常賣著水果。紙箱與果蠅，井與寂寞。我對上班仍抱著樂觀的幻想。對了，鑰匙兒童也是，他們像果蠅一樣在腦海裡盤桓。

 ※ 本文摘自《想回家的病（十周年重編版）》，篇名〈非中產階級兒童的家庭生活〉，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