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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廖偉棠

因為政治原因,也因為一代人思潮激盪難平的原因,在一九八九年前後中國的精英之中有一股「流亡潮」,那一代人中間最優秀的往往去國遠走他鄉,但近十年他們又紛紛回歸,人稱這是「流放者的歸來」。

其中走得最遠的、歸來最難的,卻是最鼎鼎大名的北島,「我想他骨子裏有一種驕傲,中國文化的驕傲,這驕傲陪他遠行,也伴他回歸。」他曾在寫及「流放前輩」熊秉明的散文中如此堅定地結尾,也似是說他自己。他十幾年來堅持的中文寫作,通過《今天》雜誌和網路流傳,一直不容迴避地進入我們的視野;雖然非議者也多,但北島一概不理,仍然寫着,自道是「一意孤行」。這就是驕傲,一個詩人的基本素質。

二〇〇六年,北島開始「回歸」香港,並未真正有心「回歸」,就像他在〈在中國這幅畫的留白處〉文中所寫:「如果說中國是一幅畫,那麼香港就是這幅畫的留白,而我就是這留白處無意灑落的一滴墨。」偶然中的偶然,造就了這個城市與這個詩人的相遇。

但四、五年後的今天,他說:「我承認我就是香港詩人了。」頗出人意表。新移民知識分子中,勇於自認自己是香港詩人的人,誰都想不到是最大的異鄉客:北島。二〇〇七年移居香港,是北島距離回不去的故鄉最近的一次遷移,正如北島說的:他早已沒有選擇的權利。但是漸漸地他會去閱讀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和呂大樂《四代香港人》這樣象徵了香港本土論述的經典之作,藉以了解他身處的奇特時空以及這時空中人與人的關係,無疑這樣的主動理解比自絕於世要積極得多。而且,當北島被香港中文大學延聘為教授之後,他牽頭策劃大型的「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和「國際詩人在香港」兩項計劃,更是浪漫主義之舉——試問要在一個被定性為商業至上社會的城市舉辦貌似最不食人間煙火的詩歌節,幾乎是堂吉訶德的行為,北島硬是以自己的號召力辦成了。

北島居港數年,最重要的文學創作是散文集《城門開》,我常想像他在相對香港市區清靜的馬鞍山的工作室埋首回憶他那失去的老北京的情景,山水迥異,故人白頭,他獨力為那個理不清的時代編織回憶的迷宮。現在他在香港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詩歌節的籌辦以及《今天》的事務上,自己的詩寫得少了,這次採訪中欣聞他已暫停一切散文寫作和專欄,重拾詩筆,令人頗生期待。

在國內生活的時候,你有接觸香港文化嗎?

一九八五年到深圳,在中英街遙望過香港,那次是真正跨入了香港。現在我還想再訪一次中英街,那裏太有意思了,不知還是否存在?

但對香港文化接觸得很少,我們已經屬於老一輩,基本不聽流行音樂。除了鄧麗君——如果這也算香港文化的話。七十年代中後期,我們認識北京語言學院一個黑人學生,他有一個四喇叭的手提錄音機,我們常去頤和園聚會。他帶來鄧麗君的歌聲。我們和香港文化保持距離,可能那時我們在「幹革命」——辦《今天》雜誌,連當時風行的交際舞都沒有學會,只忙於自己心目中認定的大事。

你有沒有像顧城、歐陽江河他們那樣,和香港詩人有接觸?

在七十年代,我認識老詩人蔡其矯,因為他是華僑,認識很多香港作家,他帶給我們一些書,比如說舒巷城的,後來才知道是陶然給他的,但看得最多的是香港、台灣出版的翻譯書。真正交往較多的是也斯,一九九一年在芝加哥認識,我們那時常常在各種外國的詩歌節碰面,一九九五年我更約他為《今天》編了一個香港文化專輯,據說在香港反應很大。

一九九七年你曾參與策劃香港國際詩歌節,其中感受如何?

當時有一個香港文學中心(現在已經不存在了),一個外國朋友介紹我認識了文學中心的負責人,我們計劃在香港回歸前辦一個詩歌節,主題是「過渡中的過渡」。南非作家 Breyten Breytenbach 和他的香港女友也參與策劃,我們商量說在香港這個微妙的時刻做一個詩歌活動。但是不成功,來的人特別少,可能就是因為那時期太特殊了,人們沒有閒心關注詩歌。最大規模是開幕式,但加上詩人才有四、五十人參與。

唯獨最大的收穫是,我在臨走前一天見到黃永玉,他一高興就捐給《今天》一幅六尺的大畫,他說這張畫不能低於三萬美元賣掉。我帶回美國賣掉了,《今天》靠這張畫維持了好一陣子。

當時對香港印象最深的是,年輕人的手機已經非常普及,人們到處都在忙着打手機——和當時西方不一樣。沒有一個年輕人向我們談及詩歌,人心惶惶。

什麼時候有移居香港的念頭?移居香港的過程是怎樣的?

這完全是帶有命運不可知的神秘色彩,二〇〇五年「六四」那天我在韓國參加一個論壇,在新聞發佈會上談到六四問題,因此又失去了回國的可能。當時我兒子兜兜剛剛出生不久。當時我母親和甘琦(北島妻子)在北京,我們只好商量一個離中國最近的相聚之地,只有兩個選擇:首爾和香港,最終選了香港,對老人來說更容易適應。那年十一月甘琦帶着兩個老人、一個嬰兒從北京到香港,與從美國飛過來的我會合。我們在都會海逸酒店租了一個套間,在香港住了十天,漫遊香港,連海洋公園都去了。

快要走的時候,因為我寫的《時間的玫瑰》是談翻譯問題的,中文大學翻譯系系主任方梓勳問我有沒有興趣第二年來翻譯系教一門暑期課程,於是第二年我來用英文講授了中國古代和當代文學,那是二〇〇六年夏天,我在香港住了兩個月。正好趕上中文大學推廣國際化,校方突然問我是否有興趣長期搬到香港,後來回到美國就收到他們的聘書。

有否耳聞香港是一個文化沙漠之類的批評,可能並不適合作家生存?

我沒這個顧慮。這麼多年來,我沒有選擇的權利,只有「隨波逐流」的命運。那些年我基本上都是靠在美國不同的大學任客座教授維生,包括美國南方那些最偏僻的地方。剛到一個新地方,我先得去租車、再去找中國雜貨店,買醬油之類,這成了多年來我的生活習慣。我本來可以留在芝加哥附近的聖母大學,他們要給我永久教職,但那是一個很可怕的小鎮——別說文化,那裏什麼都沒有。

來港定居後,發現香港與想像中有什麼出入嗎?

敢說三道四的,都是到那個地方時間最短的人,住久了,反而不敢妄加評論了。搬到香港後,我不斷調整自己的認識,最初也做過某些很簡單的判斷,後來才發現香港問題遠比我想像的複雜得多。在這個過程中我開始讀陳冠中關於香港的書和呂大樂的書等,也逐漸認識了一些香港朋友,正是通過閱讀、與香港朋友的交往加深了我對香港的認識。

我覺得香港基本上是個紙上的官僚主義社會,靠文件來維持,沒有人真正負責,都是通過簽字劃押。剛來大學,幾乎每天看到的很多文件,上面都寫着「Confidential」,我不僅認真讀,還用碎紙機粉碎,後來一個外國教授問我幹什麼?我說這不是說機密嗎。他說哪有什麼機密,香港什麼都說是機密。

其實,香港最重要的是它在地理、政治文化上的獨特性,這是我們留在這裏的最大理由。如果沒有香港,中國大陸就是另一個局面了。因為香港相對獨立的自由空間,給中國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

最喜歡香港的什麼方面?有寫過關於香港的詩嗎?

首先是香港的方便。舉個例子:今年三月,我到紐約朗誦,在九十二街朗誦完了,朋友們開車去找地方吃飯,才十點鐘,中國城所有的中餐館都關門了,到了中國城也都關門了,只好到很差的夜間餐廳。過了幾天我回到香港,下飛機已十一點了,候機廳所有的餐館都開着門。

還有香港的自然環境。離開都市區,就是另一個香港,綠色的香港,可行山、遊船、野餐。我們請外國詩人來,他們也為這綠色的香港驚歎。我暈高,不暈海,所以我常帶朋友和孩子去西貢坐船出海。

我的詩很少與地方有關。但不少重要的文章都是在香港寫的,比如《城門開》。有人說,這個環境適合寫作,那個環境不適合寫作,我認為對作家來說都不成為理由。在任何環境中都應該能寫作,甚至監獄,只要有紙和筆。我年輕當建築工人時條件極差,但也沒有影響我的寫作。而今我居然有自己單獨的書房,這在香港算是很奢侈了。

你寫《城門開》,文本內外、北京與香港的差異有什麼影響?

我的北京早就不存在了,這個距離、時間的差異比什麼都大。記憶是可以被喚醒的,在寫作過程中,一道道門被打開,通向一個個暗道。對於香港讀者,《城門開》這種經驗應該有普遍性——因為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

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的構想是怎樣慢慢成型?那個詩歌節給你最大啟發是什麼?

來香港前,我就想到了辦詩歌節的可能性。香港的好處是這裏有某種純粹性,你可以完全獨立,你可以與給你資助的機構完全不發生其他關係。在大陸的話,如果你拿了某個房地產商的贊助,很可能就要拉你到他的樓盤去做宣傳。在香港這樣高度商業化的社會,完全可以做非商業化甚至反商業化的藝術活動。

再有,既然決定在這裏生活,我們的孩子要在這裏長大,我們應設法不斷改變這裏的文化環境。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在香港有這樣想法的朋友不少。比如第一屆「香港國際詩歌之夜」,那時經費上有很多困難,大家幾乎都是義務幫忙。這也體現了香港人的職業道德,讓我佩服。每向前走一步,環境就會隨之發生變化,這證明了我們可以讓文學藝術在這裏生根。

覺得香港的詩歌讀者有沒有進步?年輕的讀者如何?

香港八十後的政治熱情,是在別的地方很難看到的,這是一種青春的能量,我們也應該同時發掘他們的文化潛力。在香港早期詩歌教育是很重要的,甚至應該從中小學開始。這幾年,在香港參加詩歌活動的人越來越多,其中有不少是通過自由行從國內來的。但詩歌同時必須保持其小眾意識,變成大眾的流行文化形式也會很危險。

而觀眾是有各種各樣的。北京有句老話,林子大了什麼鳥兒都有。香港也有不少人選擇過另類生活,詩歌恰恰應該和這樣的人掛鈎。我在香港遇到不少年輕人,他們對文化藝術很有激情。我相信,商業化總會讓某些年輕人產生逆反心理,要給他們機會拓展創造與想像的空間。

現在香港對你意味着什麼?異鄉感有沒有消除?

漂泊這麼多年,我早就沒有異鄉感了。現在我覺得香港就是家,香港人也是我的身份之一。其實從小我就有離家的願望,這可能與反叛與藝術的衝動有關係,我八歲隨母親第一次離開北京去上海,就產生了有一天遠走高飛的衝動,後來「大串聯」、下鄉、出國、流亡,越走越遠。

將來還有沒有可能會離開香港?

有這個可能,但十年內應該不會,漂泊那麼多年,為了孩子也該過一種穩定的生活。阿根廷詩人胡安‧赫爾曼(Juan Gelman, 1930-)說過,他有兩個承諾,一個是對詩歌的承諾,一個是對社會的承諾。香港恰好讓我把這兩個承諾結合在一起。

║宣告║
也許最後的時刻到了
我沒有留下遺囑
只留下筆,給我的母親
我並不是英雄
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裏, 我只想做一個人。

寧靜的地平線
分開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選擇天空
決不跪在地上
以顯出劊子手們的高大
好阻擋自由的風
從星星的彈孔裏
將流出血紅的黎明

點評
寫給「文革」的殉難者遇羅克,也是寫給一代不願屈從於獨裁和思想禁錮的青年的讚歌。通篇的力量在內容本身,人道主義代替了英雄主義,是對人的價值的真正認同,這也是遇羅克等人殉難的意義。最後用一個有力的意象收結,不做解釋,卻蘊含了多層對比,作者的信念和選擇昭然。

※ 本文摘自《浮城述夢人:香港作家訪談錄》,原篇名為〈留白處墨香四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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