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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江毅中

有些語言學者認為思想不全然由語言決定,但因為思想離不開語言,且當前高中學科的教育都與學生的生活斷裂,學生無法將數學、物理等科目應用在生活中,所以「思想」這一區塊的教學任務就不知為何落到了文科,如國文、公民,國文這科還要承擔起大考的責任。

只要是中文系的學生就知道,傳統中文系並未有真正的思想的訓練,頂多中國哲學史。當前國文老師都面臨相同問題:如何教學生思想?這個問題其實更是在問:有什麼思想是國文老師該教的?

公民科的教學內容其實比國文科還要更切合生活,有段時間我把一些哲學議題引入國文教學,學生都會覺得這是公民課而不是國文課,差別只是公民的課程規劃中,語文表達不是主要區塊。在中學階段,大部分的公民課事實上也不強調思想,仍是著重在認知上的掌握,比如政治制度、法律、經濟問題等。公民教師當然可以在這些學科中導入當前議題,如此便能將教學著重在思考,在課程安排上應不困難。相較之下,國文教師並未受過相關訓練,若要走與公民教師相同的路線,那麼不僅在課程上會有重疊,要額外閱讀過於龐大的文本,也會使得備課非常艱難。

如果課文不侷限在傳統教科書,不一定要是中華文化經典教材,那麼國文課應該要教什麼思想呢?或是說,在當代社會中,什麼思想是值得教,且是包含在國文課中,能與其它科目區別的?

我覺得國文課應該教授的思想,不是某位學者或學派的固定思想,而是「思考的方式」。因為國文課除了思想,還有文學,若暫把語言和思想視為表裡關係,那麼國文老師要賦予學生的能力就是「如何思考文本,並且用自己的語言表達出來」。學生需要的是批判性思考的方式、後設思考的能力,而不是把某一家之言奉為圭臬。閱讀柏拉圖,並不是從此相信有一個理型世界,閱讀尼采,也不是要反基督。而是要從這些哲學家的作品中,抽繹出他們的思考模式,然後能以這些思考模式去分析其他文本。

在理想的課程規劃中,這些思考方法是必須經過課程安排,循序漸進的。有些思考方法可能比較抽象,比如一些形上學的命題;有些則比較貼近生活,比如道德哲學。當教師清楚自己要教哪些思考方法,自然會尋找相關的文本作為材料,使這些方法得以應用。那麼,教師就可以直接在課程中編入思想方法的主題課程,以及有助於思考訓練的文學作品。

例如某些常見的二元思考方式:理性/經驗;真實/虛假;主體/客體;群體/個人⋯⋯這些思考方式也許太過簡略,但對還不知該如何二分的學生而言,這是一個能分離混沌的開始。像練習數學一樣,當教師帶領學生經歷過思考後,還必須有充分練習。

若要兼顧思想與語文的訓練,那就必須選擇相關文本配合。如何選擇適當的文本則是另一個問題。除了傳統國文課出現的諸子百家,也可以考慮讓學生具有閱讀不同書寫模式的經驗,比如蒙田的散文、卡繆的〈薛西佛斯的神話〉等,從高一至高三循序漸進。

一些更與真實情境有關的思想,若要閱讀該文本,可能必須對某些歷史脈絡、社會議題有些背景知識。這時候就需要跨科協同教學,例如︰漢納.鄂蘭《平凡的邪惡》與歷史科協同;馬克思《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與公民科協同;班雅明《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與美術科協同。

但現實是在極有限的教學時數中,教學內容必須被教科書綁定,且全年級要共同考一份試卷。先排除教師的惰性,願意教授學生思想的教師,可能一開始會覺得很難以下手,因為 通常教師不覺得思想是需要教的,認為思想總是在不經意中傳遞給學生的。但在教學的立場,若教師希望學生具有批判能力,自己就必須掙脫這樣的思維。

從我當老師以來,讓學生學到在思考時的某些態度,就是教授思想的起點。如果不是技術性、工具性的知識,身為國文老師,有很大的機會把一些文本中的「人生哲學」介紹給學生。這時候,最應該注意的並不是讓學生記得這個作家的思想,而是要學生把這思想視為可隨時置換、討論的「眾多思想模式的一種選擇」。當教師教〈訓儉示康〉這一課,要達到的教學目標,正好不是了解節儉有多重要,或是司馬光如何以這種價值觀成為宋代名臣。而是要逆向操作,在把本課的條理爬梳完之後,就必須讓學生提出質疑,用當前的主流價值批判這一課的思想,然後教師再站在文本的立場重新建構出足以反思主流價值的思想。

當教師自己不把國文課的價值觀融貫為單一價值體系的時候,學生至少就不會認為國文老師是個老古板。他們會覺得老師總是開放討論,且樂於討論的。

※ 本文摘自《暫停抄寫:高中國文課的哲學》,原篇名為〈思想在幽微處蔓生〉,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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