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ollowing two tabs change content below.

文/李易安

我是一個搭便車的人。

這句話用中文說起來,一直都讓我覺得有些彆扭。在中文語境裡,「hitchhiker」還沒有凝固成像「沙發客」(couchsurfer)、「鄉民」這些在不斷搬用之中反覆錘鍊、而逐漸落定的名號,只能用平鋪直敘而有點生硬累贅的方式指涉。這種窘迫除了反映出知識分類的社會建構性,或許也透露了「搭便車」這個概念對於臺灣人來說有多陌生。

我的第一次便車經驗,是在二〇〇九年還在西班牙交換學生的時候。當時我買了廉價航空的機票,飛抵目的地才覺得上了賊船:機票是很便宜,但機場遠在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偏鄉,離開機場的公共交通完全付之闕如,下了飛機的乘客,只能摸摸鼻子購買昂貴的巴士票前往市區。我嚥不下這口氣,看了地圖,發現機場外五公里處有高速公路經過,於是背起背包走去碰運氣。好不容易走近高速公路的匝道口,我在初冬的薄霧裡,模仿電影裡那些同樣站在路邊的人,豎起了我的大拇指。

每經過一輛加速駛離、把我拋在腦後的汽車,我高高舉起的拇指就向下退縮一些,直到臉上掛著的笑容都僵了。出乎意料地,最後為我停車的竟是一個頭髮花白的老婦人。上了車後,我說這是自己第一次搭上便車,老婦人聽了之後竟然說,她也是第一次讓陌生人搭上便車。有點矛盾的是,她停車的理由居然是她不相信在西班牙有人可以搭得到便車,所以如果她沒停車,我可能得等上一輩子,她覺得那太可憐了。

總之,我的第一次便車嘗試沒有鎩羽而歸,也沒有讓我遇上變態殺人魔,於是開啟了我的便車生涯。

移動總是迷人

移動這件事,總讓我特別嚮往。

我成長於一個美術課、電腦課會被數學老師「借走」的年代,就算是沒被借走的電腦課,通常也沒課可上,老師只是默默坐在講臺上的電腦後方,放任孩子享受沒有教材作業的自由時光。那個時代已有網路,大部分男學生都沉迷於一款可以連線的格鬥遊戲,但我都會打開當年中正機場藍綠色的網頁,盯著航班動態表看一整節課。當時被困在中學圍牆內的我,不知道為什麼航班表這麼吸引人,只覺得看著那些陌生的外國地名和航班號碼能讓我格外安心。

除了時刻表,我也很喜歡閱讀各種地圖,尤其沉迷於捷運公車的路線圖,以及高速公路交流道交岔和繞圓的方式。後來我又進了一所男校,裡頭什麼奇怪的人都有:有些同學以背誦公車路線為樂,有些則是鐵道迷,對全臺車站如數家珍,我才知道原來這種嗜好並非唯我獨有,甚至有個地理老師也是同道中人,偶爾會和我們在課堂上互相問答,抽考公車路線。(這到底是什麼奇怪的學校?)

再大了一點,我發現自己對於各種移動的人很有興趣。這種移動,不見得是每日通勤、假日慢跑這種,而是更大一點的尺度,比如移民、遷徙這類跨越邊界的人口流動。於是我跑去選修了「人口學」這門課,卻又覺得有點失望,因為授課內容全是數據和理論,沒有面孔,沒有故事。

後來搭便車搭上癮之後回想,時刻表、地圖這些事物之所以讓我如此迷戀,或許是因為他們總能讓我在其中摹想移動,探索未知。對我而言,它們都很像詩,用標準化的符號連結真實世界裡的無限意涵,遊走於想像的曖昧與真相的實現之間。面對地圖,你甚至沒有詩頭,也沒有指定的閱讀方向,更別提那在地圖上看似遺漏、你卻永遠知道「一定存在著什麼」的空白之處。

話說回來,我的人生之所以總在路上,或許也和我的名字不無關係。我小時候總覺得自己的名字很難唸,因為「易」和「安」兩個字都沒有聲母,唸起來無精打采。後來我在國文課本裡得知自己和宋代的一位女詞人同名,才開始覺得自己的名字好像沒這麼糟糕。再後來,我又在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裡看到「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這兩句話,才終於不再嫌棄自己的名字,甚至還可以坦然接受自己得過且過的安逸性格——就連我的名字,都要我安於只能容膝的陋室。

但關於「易安」這兩個字,我至今最喜歡的解釋是一個學識淵博的朋友提出的。他說我的名字正好是兩個反義字——「易」是變動的意思,「安」則有靜止之意。我當時語塞,從沒想過這兩個字還可以這樣解釋。後來想想,我之所以總在移動之中找尋安穩,不斷在移動和停留這兩種狀態之間來回轉換,大概也是託這個我嫌棄了好久的名字的福。

總而言之,長大之後的我終究還是不斷在移動之中尋找快樂。只有移動,才能讓我感覺安穩。

開始上路

第一次決定以搭便車方式做長期旅行,是在二〇一四年底。有點俗套地,我和當時的旅伴曾對這世界也對職涯和人生感到迷惘。當時覺得,人生大概就這樣了,有一條雖不致閃閃發光,但也夠明亮動人的路可以走,可以理直氣壯地汲汲營營,讓時間成為發展的刻度,似乎都能預見十年後自己的模樣:除了不快樂之外,一切都好。

而搭便車旅行,或許就是我們任性地,在尚未完全麻痺之前做的一次掙扎。說穿了,我們前進的力量,就是逃離的力量;之所以搭便車上路,沒有什麼冠冕堂皇的理由,更沒有什麼追逐夢想的勇氣。

起初,旅費拮据是搭便車的首要理由,但到後來,搭便車本身,以及便車途中各種稀奇古怪、事後可以拿來說嘴的經歷,反客為主地成為了旅行的主要目的。我逐漸發現,搭便車的人其實並不少。偶爾在公路上遇到「競爭對手」我們會彼此寒暄,交換搭便車的路況與情報。

有時候,搭便車也像一張我們主動爭取來的「邀請卡」,讓我們得以闖入那些旅遊場景的後臺,在駕駛的善意和協力下理解當地文化。雖然這樣說好像是偷窺癖,但卡車司機的生活、單身男子的住所,或是物流運輸和大老闆跑業務的路線,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很吸引人,還讓我們可以想像自己的旅行,不只是停留在景點地標打卡的表象層次。

漸漸地,搭便車又變成一種癮頭、一種無意識的堅持。我們在疲憊與刺激中冷熱交替,讓搭便車最終麻痺成為儀式。我們把自己放置在權力如此不對等的情境之中,讓自己在旅途上的移動幾乎完全丟失主動(有時候連目的地都無法自己決定),像人們在儀式中重複熟練舉止、忘卻意義,藉此把自己完全交給天命。在公路上的被動情境,簡直是我們當時所處人生階段的一個縮影,我們把自己置身一場迷你版的人生遊戲,學習迎接未知,也試探彈性。

最神奇的是,雖然搭便車旅行看似處處受限、高度仰賴運氣,我們卻感到無限自由。

每次成功攔下便車,跳進車廂、噓寒問暖之後,我們最喜歡問駕駛:為什麼你願意為我們停車?有些人的回答淡得像白開水、完全不帶感情,「因為我一個人開車,路途遙遠,想找個伴。」也有些人幾乎是出於天性地過分熱情,「我想幫你們!」

還有一種人很有趣,他們曾經也是在路邊等便車的人。「我年輕的時候也常常搭便車。看到你們,就想起以前身無分文、在路邊等車的我。」也許他還有好多其他的年輕記憶,就這樣被我們在公路邊的身影給喚起了。

搭便車這種旅行方式,不但不受拮据的預算限制、也沒有太多可以失去的東西,而這種缺乏經濟自由,卻又在精神上感到無比解放、不受物質與現實牽絆的情境,或許也是許多成年人回望年輕的自己時,經常懷念的「自由」。

搭便車作為一種「田野調查」的方法

換個角度想,搭便車帶給我們的自由與浪漫,並非只是漫無止境的發散。

人類學家李維史陀在進入學術殿堂前,曾經在巴西進行過一場以今日眼光來看未達標準、幾乎可以用「散漫」來形容的田野調查。在那八個月之間,李維史陀蜻蜓點水、打游擊般地在幾個部落間漫遊。後來,他在跨文化的神話之中,提煉出神話的各種「原型」。

雖然無意自比李維史陀,但我們在公路上一頭栽進的各種經驗,無論如何隨機,也都總是鑲嵌在廣大的社會結構之中,交織在共通的人性裡頭。於是我們後來也把搭便車當作一種不嚴謹的田野調查方法、一種開啟際遇的入口,讓每個司機成為我們在「田野」中的「報導人」。在智利,我們跟著滿車的農產品由南到北細數各個農業帶;在希臘,貨廂裡塞滿了要送去給西歐人消費的菲達起司;在巴爾幹半島,我們則是總會遇上土耳其人來此度假。

除了卡車司機和觀光客之外,我們也跟建築師和土木工程師特別有緣。在土耳其東北部山區,載我們一程的不是參與水庫新建計畫的土木工程師,就是設計安置社區的土木工程師。在蒙特內哥羅這個二〇〇六年才獨立的國家裡,則是彷彿每個人都在蓋房子,我們在那裡遇到的駕駛經常是四處奔走、巡視新建案的建築師,而家具建材店前門庭若市的停車場則是我們攔便車的好地點。由此,石匠(mason)這個職業在英文裡,在過去有時會加上「free」(自由)這個前綴寫成「freemason」,01好像也不無道理。

一位韓國電影製片人曾說,電影劇情裡絕對不能出現「巧合」。然而我想他的意思並不是電影之中絕對不能有巧合的元素,而是所有巧合的元素都必須被賦予意義、能夠前後連貫成某種因果關係,進而由「元素」變成「橋段」。再說,任何巧合無論再怎麼像是天外飛來一筆的存在,背後也必定都有成因,也都可能像蝴蝶振翅那樣捲起暴風。

搭便車大概也是這樣。論刻板印象,這世界大概少有活動像搭便車一樣,如此隨機、如此巧合。然而在和無數位便車司機相遇、又和更多司機在公路邊擦身而過之後,我們發現搭便車其實並不如想像中的隨機,而這本書想做的,就是在各種便車故事之中,嘗試找到隨機背後的那些因果,為那些際遇賦予意義。誰願意為我們停車,我們在路上遇到什麼人,或許都不是「命運」兩個字就能簡單解釋的。

註釋
01 不過 Freemason這個字若字首大寫,今日則專指「共濟會」成員。共濟會據稱是世界上最神祕的組織之一,成員多半是富人或權貴。

※ 本文摘自《搭便車不是一件隨機的事》,原篇名為〈序章 Intro 公路上的遊牧者:我們為什麼搭便車〉,立即前往試讀►►►

  • 用Line傳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