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搭便車的人。用中文說起來，一直覺得有些彆扭

文／李易安

我是一個搭便車的人。

這句話用中文說起來，一直都讓我覺得有些彆扭。在中文語境裡，「hitchhiker」還沒有凝固成像「沙發客」（couchsurfer）、「鄉民」這些在不斷搬用之中反覆錘鍊、而逐漸落定的名號，只能用平鋪直敘而有點生硬累贅的方式指涉。這種窘迫除了反映出知識分類的社會建構性，或許也透露了「搭便車」這個概念對於臺灣人來說有多陌生。

我的第一次便車經驗，是在二〇〇九年還在西班牙交換學生的時候。當時我買了廉價航空的機票，飛抵目的地才覺得上了賊船：機票是很便宜，但機場遠在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偏鄉，離開機場的公共交通完全付之闕如，下了飛機的乘客，只能摸摸鼻子購買昂貴的巴士票前往市區。我嚥不下這口氣，看了地圖，發現機場外五公里處有高速公路經過，於是背起背包走去碰運氣。好不容易走近高速公路的匝道口，我在初冬的薄霧裡，模仿電影裡那些同樣站在路邊的人，豎起了我的大拇指。

每經過一輛加速駛離、把我拋在腦後的汽車，我高高舉起的拇指就向下退縮一些，直到臉上掛著的笑容都僵了。出乎意料地，最後為我停車的竟是一個頭髮花白的老婦人。上了車後，我說這是自己第一次搭上便車，老婦人聽了之後竟然說，她也是第一次讓陌生人搭上便車。有點矛盾的是，她停車的理由居然是她不相信在西班牙有人可以搭得到便車，所以如果她沒停車，我可能得等上一輩子，她覺得那太可憐了。

總之，我的第一次便車嘗試沒有鎩羽而歸，也沒有讓我遇上變態殺人魔，於是開啟了我的便車生涯。

移動總是迷人

移動這件事，總讓我特別嚮往。

我成長於一個美術課、電腦課會被數學老師「借走」的年代，就算是沒被借走的電腦課，通常也沒課可上，老師只是默默坐在講臺上的電腦後方，放任孩子享受沒有教材作業的自由時光。那個時代已有網路，大部分男學生都沉迷於一款可以連線的格鬥遊戲，但我都會打開當年中正機場藍綠色的網頁，盯著航班動態表看一整節課。當時被困在中學圍牆內的我，不知道為什麼航班表這麼吸引人，只覺得看著那些陌生的外國地名和航班號碼能讓我格外安心。

除了時刻表，我也很喜歡閱讀各種地圖，尤其沉迷於捷運公車的路線圖，以及高速公路交流道交岔和繞圓的方式。後來我又進了一所男校，裡頭什麼奇怪的人都有：有些同學以背誦公車路線為樂，有些則是鐵道迷，對全臺車站如數家珍，我才知道原來這種嗜好並非唯我獨有，甚至有個地理老師也是同道中人，偶爾會和我們在課堂上互相問答，抽考公車路線。（這到底是什麼奇怪的學校？）

再大了一點，我發現自己對於各種移動的人很有興趣。這種移動，不見得是每日通勤、假日慢跑這種，而是更大一點的尺度，比如移民、遷徙這類跨越邊界的人口流動。於是我跑去選修了「人口學」這門課，卻又覺得有點失望，因為授課內容全是數據和理論，沒有面孔，沒有故事。

後來搭便車搭上癮之後回想，時刻表、地圖這些事物之所以讓我如此迷戀，或許是因為他們總能讓我在其中摹想移動，探索未知。對我而言，它們都很像詩，用標準化的符號連結真實世界裡的無限意涵，遊走於想像的曖昧與真相的實現之間。面對地圖，你甚至沒有詩頭，也沒有指定的閱讀方向，更別提那在地圖上看似遺漏、你卻永遠知道「一定存在著什麼」的空白之處。

話說回來，我的人生之所以總在路上，或許也和我的名字不無關係。我小時候總覺得自己的名字很難唸，因為「易」和「安」兩個字都沒有聲母，唸起來無精打采。後來我在國文課本裡得知自己和宋代的一位女詞人同名，才開始覺得自己的名字好像沒這麼糟糕。再後來，我又在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裡看到「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這兩句話，才終於不再嫌棄自己的名字，甚至還可以坦然接受自己得過且過的安逸性格——就連我的名字，都要我安於只能容膝的陋室。

但關於「易安」這兩個字，我至今最喜歡的解釋是一個學識淵博的朋友提出的。他說我的名字正好是兩個反義字——「易」是變動的意思，「安」則有靜止之意。我當時語塞，從沒想過這兩個字還可以這樣解釋。後來想想，我之所以總在移動之中找尋安穩，不斷在移動和停留這兩種狀態之間來回轉換，大概也是託這個我嫌棄了好久的名字的福。

總而言之，長大之後的我終究還是不斷在移動之中尋找快樂。只有移動，才能讓我感覺安穩。

開始上路

第一次決定以搭便車方式做長期旅行，是在二〇一四年底。有點俗套地，我和當時的旅伴曾對這世界也對職涯和人生感到迷惘。當時覺得，人生大概就這樣了，有一條雖不致閃閃發光，但也夠明亮動人的路可以走，可以理直氣壯地汲汲營營，讓時間成為發展的刻度，似乎都能預見十年後自己的模樣：除了不快樂之外，一切都好。

而搭便車旅行，或許就是我們任性地，在尚未完全麻痺之前做的一次掙扎。說穿了，我們前進的力量，就是逃離的力量；之所以搭便車上路，沒有什麼冠冕堂皇的理由，更沒有什麼追逐夢想的勇氣。

起初，旅費拮据是搭便車的首要理由，但到後來，搭便車本身，以及便車途中各種稀奇古怪、事後可以拿來說嘴的經歷，反客為主地成為了旅行的主要目的。我逐漸發現，搭便車的人其實並不少。偶爾在公路上遇到「競爭對手」我們會彼此寒暄，交換搭便車的路況與情報。

有時候，搭便車也像一張我們主動爭取來的「邀請卡」，讓我們得以闖入那些旅遊場景的後臺，在駕駛的善意和協力下理解當地文化。雖然這樣說好像是偷窺癖，但卡車司機的生活、單身男子的住所，或是物流運輸和大老闆跑業務的路線，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很吸引人，還讓我們可以想像自己的旅行，不只是停留在景點地標打卡的表象層次。

漸漸地，搭便車又變成一種癮頭、一種無意識的堅持。我們在疲憊與刺激中冷熱交替，讓搭便車最終麻痺成為儀式。我們把自己放置在權力如此不對等的情境之中，讓自己在旅途上的移動幾乎完全丟失主動（有時候連目的地都無法自己決定），像人們在儀式中重複熟練舉止、忘卻意義，藉此把自己完全交給天命。在公路上的被動情境，簡直是我們當時所處人生階段的一個縮影，我們把自己置身一場迷你版的人生遊戲，學習迎接未知，也試探彈性。

最神奇的是，雖然搭便車旅行看似處處受限、高度仰賴運氣，我們卻感到無限自由。

每次成功攔下便車，跳進車廂、噓寒問暖之後，我們最喜歡問駕駛：為什麼你願意為我們停車？有些人的回答淡得像白開水、完全不帶感情，「因為我一個人開車，路途遙遠，想找個伴。」也有些人幾乎是出於天性地過分熱情，「我想幫你們！」

還有一種人很有趣，他們曾經也是在路邊等便車的人。「我年輕的時候也常常搭便車。看到你們，就想起以前身無分文、在路邊等車的我。」也許他還有好多其他的年輕記憶，就這樣被我們在公路邊的身影給喚起了。

搭便車這種旅行方式，不但不受拮据的預算限制、也沒有太多可以失去的東西，而這種缺乏經濟自由，卻又在精神上感到無比解放、不受物質與現實牽絆的情境，或許也是許多成年人回望年輕的自己時，經常懷念的「自由」。

搭便車作為一種「田野調查」的方法

換個角度想，搭便車帶給我們的自由與浪漫，並非只是漫無止境的發散。

人類學家李維史陀在進入學術殿堂前，曾經在巴西進行過一場以今日眼光來看未達標準、幾乎可以用「散漫」來形容的田野調查。在那八個月之間，李維史陀蜻蜓點水、打游擊般地在幾個部落間漫遊。後來，他在跨文化的神話之中，提煉出神話的各種「原型」。

雖然無意自比李維史陀，但我們在公路上一頭栽進的各種經驗，無論如何隨機，也都總是鑲嵌在廣大的社會結構之中，交織在共通的人性裡頭。於是我們後來也把搭便車當作一種不嚴謹的田野調查方法、一種開啟際遇的入口，讓每個司機成為我們在「田野」中的「報導人」。在智利，我們跟著滿車的農產品由南到北細數各個農業帶；在希臘，貨廂裡塞滿了要送去給西歐人消費的菲達起司；在巴爾幹半島，我們則是總會遇上土耳其人來此度假。

除了卡車司機和觀光客之外，我們也跟建築師和土木工程師特別有緣。在土耳其東北部山區，載我們一程的不是參與水庫新建計畫的土木工程師，就是設計安置社區的土木工程師。在蒙特內哥羅這個二〇〇六年才獨立的國家裡，則是彷彿每個人都在蓋房子，我們在那裡遇到的駕駛經常是四處奔走、巡視新建案的建築師，而家具建材店前門庭若市的停車場則是我們攔便車的好地點。由此，石匠（mason）這個職業在英文裡，在過去有時會加上「free」（自由）這個前綴寫成「freemason」，01好像也不無道理。

一位韓國電影製片人曾說，電影劇情裡絕對不能出現「巧合」。然而我想他的意思並不是電影之中絕對不能有巧合的元素，而是所有巧合的元素都必須被賦予意義、能夠前後連貫成某種因果關係，進而由「元素」變成「橋段」。再說，任何巧合無論再怎麼像是天外飛來一筆的存在，背後也必定都有成因，也都可能像蝴蝶振翅那樣捲起暴風。

搭便車大概也是這樣。論刻板印象，這世界大概少有活動像搭便車一樣，如此隨機、如此巧合。然而在和無數位便車司機相遇、又和更多司機在公路邊擦身而過之後，我們發現搭便車其實並不如想像中的隨機，而這本書想做的，就是在各種便車故事之中，嘗試找到隨機背後的那些因果，為那些際遇賦予意義。誰願意為我們停車，我們在路上遇到什麼人，或許都不是「命運」兩個字就能簡單解釋的。

註釋
01　不過 Freemason這個字若字首大寫，今日則專指「共濟會」成員。共濟會據稱是世界上最神祕的組織之一，成員多半是富人或權貴。

※ 本文摘自《搭便車不是一件隨機的事》，原篇名為〈序章 Intro 公路上的遊牧者：我們為什麼搭便車〉，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