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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慶樺

讀維也納大學哲學系教授李斯曼(Konrad Paul Liessmann)的《非教養論》(Theorie der Unbildung)一書,他提到當代教養階級與知識份子養成的問題。在討論當代如何衡量知識之「重量」時,以康德為例,說明評量知識價值之不易。

康德一開始的學術路途並不順利,一輩子沒離開過家鄉,不曾當過交換學生,不曾留學,沒有任何學術界國際交流經驗,進入大學任教後也只能找到很邊緣的講師位置,或者只能擔任圖書館員。更糟糕的是,他四十幾歲終於千辛萬苦在大學獲得正式教職後,有十年的時間,除了發表在柯尼斯堡的報上的兩篇文章外,他的學術著作幾乎空白,哲學界稱之為「沉默的十年」。

也就是說,放在當代學術社群中,康德早該被淘汰。

但是這十年內,他其實沒有閒著,除了教學,他擔任了哲學院院長,學術院院士,以及柯尼斯堡大學校長。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在這十年內不斷思考《純粹理性批判》的內容,累積無數草稿,最後才一口氣出版這部驚世巨作,並且接著以相當快的速度出版處理倫理學的《實踐理性批判》以及關於美學的《判斷力批判》,可說十年磨三劍,一氣呵成,水到渠成。

因此,李斯曼認為,這「沉默的十年」,也許是人類知識史上最富創造力的十年。此語雖稍嫌誇張,但我們確實不得不承認,有時候沉默,不一定是空白,而是正在累積之後的能量。

不過說是驚世巨作,也是後見之明。因為康德的批判巨作有違當時的哲學立場,甚至還被教會列為禁書(這點可以理解,他以理性論證我們可以信仰什麼的方式,與教會立場絕不相容)。另外,那本書以極為艱澀的語言寫成,以致於他的當代學術同僚幾乎全無反應,同時代的哲學家孟德爾頌甚至抱怨那是「噬食神經的作品」。因此,如果他生活在現代的學術社群,也是會被遺忘的學者。

李斯曼是要反思當代學術共同體建立在發表與評比機制上運作的弊病,我也贊同如果康德生活在當代幾無存活空間,也承認現在的學術遊戲規則是很有問題的,已經不太可能養成康德那樣的大師以及生產那樣的巨作。不過,我覺得我們的知識訓練過程,最好還是別把自己當成康德,那是極端的特例。他沉默十年,可能是思想史奇蹟出現前、富有創造力的十年,可是我們一般人沉默十年後,應該只會繼續沉默。

※ 本文摘自《維也納之心》,原篇名為〈沉默的十年 Zehn Jahre des Schweigens〉,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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