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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余奕德

「從小媽媽就會帶我去一個叫做『公廨(kong kài)』的地方拜拜,這和其他的廟是不太一樣的。」柏瑜回憶跟著媽媽來到公廨時,唸起祭祀前的三向咒語:

namu-naina inomu kitinai namu kikulapahu namu-kikulijun saw saw bei beia bu bu abiki taitai t mu, ki si imu i ya na hi taka kuwa alili[1]

他們手捧著檳榔跪在地上,向阿立母告知他們的到來,接著嘴裡含著米酒,向面前放著阿立矸的祭台以及身後噴灑。雖然這段咒語的語意已經不可考,但仍是一個重要的祭拜程序。阿立矸裡插著一種很重要的植物──澤蘭,吉貝耍人都叫它 ihing,代表著阿立母的力量。「我媽總是說:『ihing 一定要帶,這很重要。』」柏瑜想起讀幼稚園到現在,每次要去遠足或是出遠門的時候,媽媽一定會摘一把 ihing 放在她的背包裡面。

「其實,阿立母的信仰在我們吉貝耍是很強烈的。」

一九九八年,當時柏瑜的父親是吉貝耍的村長,和部落裡一些關心阿立母信仰的人們開始擴大舉辦吉貝耍的夜祭,並邀請外地人共同參與、認識吉貝耍的西拉雅族文化。然而,部落最初是反對這件事的。對於吉貝耍長期以來一直承受鄰近村莊的嘲笑,說吉貝耍人是「番仔」的不堪過往,族人始終懷抱恐懼、害怕。這是一股難以掙脫的歧視壓力。

「他們不會承認,甚或會排斥這個身分,但是對於阿立母信仰,卻一直都堅持著,不會因為遭受歧視而中斷。」

雖然一開始部落還處在不願受歧視氛圍中,但經過許多人的努力奔走,隔年又將夜祭辦得更盛大了。部落族人看到更多外地人來到吉貝耍就為了參與夜祭,漸漸地感覺到部落的文化的價值,甚至為此感到驕傲,部落的意識也因而開始凝聚。除了夜祭的舉辦外,吉貝耍人亦開始對部落的地景與文史進行調查與建立。為了要將吉貝耍的驕傲持續傳承,更結合吉貝耍國小的課程,讓當地的孩子們學習吉貝耍部落的知識。柏瑜的媽媽也在部落擔任導覽員,帶領遊客認識部落。耳濡目染之下,柏瑜才明白自己特殊的身分。

「我知道,我們的文化不同於吉貝耍以外的大眾。只是我那時候還不知道自己真實的身分、確切的族群是什麼?只隱隱約約地知道我是原住民。」

我是原住民,我是西拉雅族

柏瑜大學考上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德語系。大一時,系上舉辦德國啤酒節,要準備德國傳統舞蹈的演出,但剛好與夜祭的時間撞期。經過一番掙扎,她決定向學姊請假:「每一年的祭典對我們來說都非常重要,所以我可能沒有辦法參加系上的活動。」雖然婉拒了學校的活動,但柏瑜仍想讓系上的老師、同學認識吉貝耍的夜祭,於是送出了數封正式的邀請函,可是結果卻令她感到非常挫折。

「沒有人有回應,我那時還滿受傷的。我覺得身為教外文的老師,有國際觀卻沒有本土意識是非常嚴重的。不論是在教授或是同學的身上,我看到的都是這種情況──大家對自己的文化是不了解的。」

後來,同學看到了柏瑜在臉書上分享有關吉貝耍的動態,並好奇地向她詢問起這些事情。可是柏瑜覺得:平埔族是甚麼?平埔族群包括哪些?似乎不是他們關心的重點,他們仍只停留在知道柏瑜是原住民這件事情上。

「許多朋友會說:『我覺得我也是平埔族。』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會覺得,這才是對我最大的歧視,但也很難為此多解釋什麼。那時候為了手臂有一條線、指甲有折痕,就說自己是平埔族之類的說法,鬧得沸沸揚揚。但要怎麼去跟持這種論調的人辯駁說:那不是。他們會說那是研究指出的,但我就反問他們:你知道你的文化嗎?你有去看你們家族在日治時期的戶籍謄本嗎?謄本的種族欄登記的是『熟』嗎?你對於平埔族的認知到底是什麼?」

但礙於大家都是朋友的關係,再加上這些人似乎也沒有認真地想要多加探明,所以柏瑜也就不願再與他們深究這些問題。後來有幾個比較要好的同學,注意到柏瑜投注了很大的心力在自己的部落上,於是開始對吉貝耍產生好奇。

「曾經有幾次,同學都遠從外地來到吉貝耍了,卻對吉貝耍豐富的西拉雅文化毫無興趣。想帶他們聽部落導覽解說,卻表現出興趣缺缺的樣子。最後,索性就只帶上山喝咖啡、泡溫泉了。」

聽到柏瑜帶著無奈的表情說起這些經驗,並不令人感到意外,這無疑是整個台灣的主流/非原住民社會的縮影,彰顯出對原住民族想像的貧乏與不重視。如何突破這個困局?仍是原住民族不斷努力的方向。

註釋
[1] 這段咒語的拼音可能參雜了羅馬、英文與德語的拼音,是柏瑜過世的姨婆祖教她媽媽的。根據柏瑜媽媽的說法,現在除了祭司外似乎沒有老人家能唸這麼長的三向祭詞。

※ 本文摘自《沒有名字的人》,原篇名為〈出走,是為了回家:Karai Akatuang 段柏瑜〉,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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