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人借我用，疫情之下的「共享員工」在中國成型

文／波波夫

「今天的主要工作是從倉庫揀貨，然後擺上架。」二○二○年三月十二日，在成為家樂福成都八寶街店，和溫莎 KTV 成都門市「共享員工」半個月後，劉林在超市做事的熟練程度已不遜於正式員工。在八寶街門市，劉林經過面試、培訓、辦薪資卡後上工，工作時間一般每天八小時左右。

據《四川日報》報導，在家樂福工作期間，KTV 方負責給劉林發基本薪資，並購買社會保險，而家樂福按每小時十七．八元標準計算兼職薪資。在借出員工時，KTV 和共享的商超[36]簽訂了共享員工協議，員工必須持有健康證，在面試合格後也分別和商超簽訂了兼職協議，還特別請律師對協定的合法合規性進行了審查：「員工在工作期間，因工在工作地點受到傷害，由甲方（商超）負責[37]。」

此前一個月，成都市電子商務企業協會、成都市食品商會等發起共享員工招工令，向有無薪假員工的企業發出合作邀約。三天時間收到五百份簡歷，蘇寧易購電商平臺就要走了一百五十多人。「前來應徵的有網約車司機、個體從業者、餐飲服務員等。」成都市電子商務企業協會祕書長吳蕾介紹說。

另據零售企業沃爾瑪統計，沃爾瑪在四川與鄉村基餐飲有限公司、音樂派 KTV、大米先生等企業合作，共享員工模式已在成都、樂山、遂寧等地門市落地。截至二○二○年三月中旬，沃爾瑪全國門市已入職共享員工超過五千人；成都盒馬鮮生的資料顯示，成都十四家門市在月初迎來超過三百名共享員工，他們主要在盒馬的前場和後倉從事打包分揀類工作。

成都只是共享員工興起的一個縮影。二○二○年農曆春節後，可能是最近半個世紀以來，餐飲、酒店等服務行業遭遇的最艱難時刻。

作為中餐龍頭企業老闆，西貝董事長賈國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大吐苦水：「算來算去最大的一個變數就是人事費用。但是國家政策規定，這些人假期都是要有薪水的，我們也認，而且我們身為一個負責任的品牌也想對員工好一點。但這樣短期沒問題，長期是扛不住的。我們一個月薪資發一．五六億，兩個月就三億多，三個月就四、五億了。哪個企業儲備那麼多現金流？[38]」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許多餐飲企業被迫歇業，即使開業的餐廳大部分收入來源也是外帶業務，因此如何解決現階段餐飲行業無薪假員工的收入問題，變得棘手起來。疫情暴發後，海底撈的市值相較於高位時，跌了將近三百億港幣（約新臺幣一千零八十三億元，港幣與新臺幣的匯率約為一比三．六一元）。而剛上市不久的餐飲集團九毛九也是一路下滑。賈國龍也後悔當初沒有選擇上市。恒大研究院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發布的《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分析與政策建議》，估算餐飲零售額光二○二○年春節七天就有五千億元的損失。

餐館無人問津的同時，生鮮電商的訂單紛至沓來，遠遠超出日常負荷。據中國網路產品競爭分析平臺易觀千帆統計，春節疫情期間，各大生鮮平臺訂單均比同期大幅增長，成交額均比同期增長二○○％以上：京東到家糧油副食以及肉品成交額，比同期增長均超過了七○○％；多點mall在一月的成交總額創新高，超過了四十二億元；盒馬周活躍人數首次突破千萬。但生鮮電商也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難題：一方面是需求增加，訂單暴漲；另一方面是人員短缺，交通阻塞。疫情為生鮮平臺帶來特殊機遇，也對其商品供應以及配送運力造成嚴重考驗。

海底撈賦閒的員工、盒馬無法滿足的訂單，最終促成了共享員工的創意。據人民網報導，春節期間，盒馬全國門市在職員工只有七○％，不少一線員工犧牲掉了原本正常的排班和休息，但是仍難以面對激增的訂單需求，員工缺口仍有六千人左右。在此背景下，盒馬最早提出了向暫時歇業的餐飲企業「借調」無薪假員工的想法。

透過北京商委和烹飪協會，盒馬找到雲海餚，雙方當場達成協議，次日便開始有員工陸續到盒馬上班了，借調的員工主要從事店內排面整理、倉庫整理、打包整貨等業務。兩天，盒馬就從雲海餚、青年餐廳等處招募了近五百名員工[39]。此後，沃爾瑪、生鮮傳奇、京東、蘇寧、聯想等企業也相繼跟進，推出類似的共享員工措施。

註釋
[36] 商場裡的超級市場。
[37] 〈疫情過後，「共用員工」會成為常態嗎？〉，《四川日報》，二○二○年三月十七日。
[38] 田牧：〈西貝賈國龍：疫情致兩萬多員工待業，貸款發薪資也只能撐三月〉，投中網，二○二○年二月一日。
[39] 王政淇、馬昌、劉融：〈記者調查：盒馬「借兵」一千八百人「共用員工」抱團戰「疫」〉，人民網，二○二○年二月十二日。
[40] 保證負責。
[41] 〈期待疫情下的「共用員工」模式走向常態化〉，《寧波日報》，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 本文摘自《倦怠，為何我們不想工作》，原篇名為〈你的人借我用，疫情催生出「共享員工」〉，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