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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明

當時我滿臉鬍髭,渾身髒髒的,又穿著破爛的工人服,在這住宅區很突兀,警察一看就走近來,其中一個對我查問說:「你來你來,你在幹嘛?」我回說在找朋友,他又問:「你從哪裡來?」我一時愣住,只好說是從下關來(因為從台灣來日本時,船都會停靠在下關),沒想到這個警察又說:「我也是下關人,你是下關哪裡?」因我有去過下關很有名的円山公園,所以我脫口而出,說是從円山那裡來的,那個很意外的警察又說:「那麼巧,我也是円山公園那兒的人,你這樣不行,趕快去整理一下儀容,換換服裝,不然會被別的警察捉去。」

兩個警察話說完就走了。然而,沒想到他們倆走沒幾步,其中一個警察又突然轉過頭來問我:「喂,你從下關怎麼來的?」我答說是坐火車來的,他接著問:「火車票多少錢?」當時,我剛到日本,並不知道什麼價格,內心想日本通貨膨脹厲害,就回答千餘円,這樣就壞了事,其實只要幾百円,警察一聽到我這麼說,兩人馬上走回來,開始搜索我的口袋,發現裡面又有金條又有美金,在這最後關頭我無法自圓其說,不得不向他們坦白說出:「對不起,我是台灣人,從台灣來的。」

他們馬上把我帶到神戶的「生田警察署」,以非法入國的罪名,將我拘留起來。我說我是因為從事台灣獨立運動,被蔣家國府追捕才非法入國,警察方面對我還算不錯,馬上通知我在神戶的朋友(平賀的哥哥,以及許炎亭、施隆一),施氏等隨即買衣服來看我。我在拘留所裡被關了二個多禮拜,七、八個人關在一起,其中有一個是「監獄主」,他在監獄裡相當凶惡,但他聽說我是台灣人政治犯,卻對我很好,一下子買這買那要我吃,但是我很謹慎,因為六、七天沒吃東西,所以剛開始兩天光喝水,不吃東西,後來,慢慢的把一個便當吃五分之一,漸漸增加,後來才恢復正常。

拘留十幾天後,受檢事官審問時,我向他說在台灣因為受到政治迫害,不得已才偷渡到日本。檢事官卻說:「這樣我們可以同情,但是你沒有任何證據可考,法律上我們無法知道你是不是因為殺人放火,才跑到日本來。」被拘留了二十幾天後,日本法院決定起訴我,就先讓我假釋,把我沒收的一些金條、美鈔也都還給我,這對我是相當好意的。我出了拘留所,看到朋友們來接我。

一直到十月,法院開庭審理,一庭結審,判四個月徒刑,三年緩刑。我非常開心,以為這樣就可以在日本住下來。但是我還是太天真,問題沒那麼簡單,我料想不到,以上是司法判決,然後還有行政管轄的問題,必須要經過法務省「出入國管理局」的處理,所以我一踏出法庭,「日本法務省出入國管理局」的官員,就等著將我送到神戶管理局收容所,繼續扣留,我才明瞭有可能從日本被送回台灣。

當初,在我要走出基隆時,就有做最壞的決死的覺悟,萬一事跡敗露時,就必須自盡身亡。不然,若被送回台灣,會遭蔣家國民黨的殘酷刑求,這是人所不能忍耐的,結果會吐出許多實情,獨立運動及同志們定受連累。所以,從那時起,我就把身上所穿的衣服(當時美軍將校所穿的軍衣給染成黑色),在上衣的衣角內裡,縫上兩片刮鬍刀片,以防萬一。可是我覺得會到這種最後的情況,是很不可思議的,心裡一點也不悲觀,也不覺得失望,只是天天都摸摸那兩片刀片,時時刻刻在等著事件的結果。

在十一月的某天,出入國管理處處長差管理員來叫著:「施朝暉,出來,處長叫你去參見!」我一聽到,覺得事情終於來了,要被送回台灣了,精神有些緊張,把衣服一捆帶著,默默的跟他出去。但是,真沒想到,我一進入處長室,處長一見到我反而站起來,很溫和的伸出手來握我的手,對我說:「おめでとう,おめでとう(恭喜恭喜)。」一時之間我被搞得一頭霧水,聽處長說明後才知道:「蔣介石中華民國政府警備總司令部,經過外交途徑蔣家大阪領事館,向日本政府提出施朝暉逮捕令狀,說是叛亂反國民黨政府第一司令,要求日本政府把施朝暉政治犯遣送回台灣。」這卻證明我真的是政治犯,因此我才能得到日本政府的政治庇護。這種天堂地獄似的大變化救了我,終於可以住在日本了,真使我感慨萬千。其後,出入國神戶管理局把我送到橫濱出入國管理所,一個禮拜後辦理手續,遂釋放我於東京。

我在人生強壯佼好、春秋正富的時代,歷盡種種險惡,多次險遭不測,如此的磨練,終使我所抱的抽象革命意識,一步步成長為具體的革命行動。

獲得日本居留權,擺攤子、賣餃子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我被釋放後,通知我弟弟林朝陽(歸化日本籍,取名松本一男),他再通知我的許多台灣人朋友來接我。他們一見到我,大體上都說「先輩,好極了,恭喜!恭喜!」其中卻有人跟我這麼說:「先輩,我們現在已是外國人,不是日本人了,賺錢要緊,現在最好做的是開柏青哥(Pachinko)店,可是一本萬利。」我聽到時很不爽,立即回他說:「我是要為台灣獨立打拚,哪裡能做賭博生意?」他們聽了後一愣,無言以對。

神戶警察署還給我的金條、美鈔,我就拿給松本,叫他替我換日幣,已剩不多,然而他卻將其花完,我不得不經他的手,從台僑處借來日幣四十萬円(月息五分)。

一九五二年年底,我拿了這筆錢,就在東京山手線鐵路的池袋站西口站前,擺一個攤子,賣起餃子、炒豚肝、高粱酒等食攤。雖然只是小攤子,但在一九五○年代的東京,賣餃子的我算是第一家。會考慮賣這些東西的原因是,從中國華北、東北地方歸國的日本人,將近一千萬人,他們都習慣吃水餃(鍋貼)、喝高粱酒(白乾兒)。

為什麼我會做很辛苦的飲食店呢?我確實是可以找商社當職員,但是我想到為了革命經過千山萬水,往後又要繼續從事台灣獨立革命,就一定要有自己的店,以方便台灣來的人能自由的出出入入,也才可以與台灣島內做聯繫工作。

然而,開飲食店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說起來,我對料理根本是外行,從來是儘管吃而沒有做過,腦筋裡都是想怎麼做才能做出與北京餃子的味道一樣,根本沒有考慮如何才能賺錢,只有拚命幹。尚且在當時,攤子是連瓦斯都沒有,要燒餃子、炒小菜等,只能用點石煤煉炭的烘爐,而且要一邊搧火一邊操鍋子才能做菜燒餃子。每天都要使用十幾公斤的羊肉做餃子餡兒,同時餃子皮也要自己擀,然後捏成北京式薄皮水餃子。

然而一開始,日本人相爭來吃餃子,一開賣當天就熱鬧滾滾,買賣相當不錯,座位只有六個,從傍晚五點開店,不但是一直都滿座,後面客人都排列在等著。買賣就愈做愈好起來,天天都是這樣到夜裡十二點才閉店。做了快半年,一九五三年的初夏,不但把重利息的借款都還完,手裡也剩下不少錢。

此時,我與平賀的生活相當艱苦,兩人天天都睡在寬一坪半(三個榻榻米大小)的攤子上面板子,沒浴室、便所,凡是洗臉、洗澡、大小便等日常生活的事情,都利用山手線車站裡頭的廁所,也真不簡單。這在當時的東京還不是很稀罕,因為第二次大戰時,東京被美軍轟炸得幾被夷為平地(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我擺攤子時的昭和二十七年,東京池袋復興的日本人住宅,差不多都是板仔厝,問題是沒有自己的廁所或洗澡間,所以那時我們睡在攤子上面,一般而言,也並不覺得有什麼稀罕,每天都利用車站的廁所如廁或洗臉,天天到「洗湯」(セントウ,大眾澡堂)去洗澡。

反而在東京的台灣人,差不多有二、三萬人,被稱作「第三國人」,生活上都受到美軍麥帥的特別照顧,加上自己搞出來的做為戰勝者的特權關係,大家都有錢,大體上都住在東京郊外的日本住宅,所以像我這樣與日本人同樣住板仔厝的台灣人,大概很少吧。

平賀是怎麼離開台灣而回到日本的呢?當時,蔣家國民黨正在金門、馬祖與中共軍打砲戰,蔣介石利用日本舊軍人來台組「白團」(日本將校群),及日本侵略中國時擔任華北日本軍滿蒙軍司令官並兼任北支那方面軍司令官(一九四四─四五年駐張家口)的陸軍中將根本博等,援助國民黨軍作戰,所以對日本人很禮遇,這些人都住在淡水、北投等地。平賀到北投區公所去申訴她是日本人想要回日本時,恰巧碰到這些日本軍人,在他們的幫助之下,蔣家政府才允許她回日本,她比我早回到日本(當年八月,我還被收容在神戶出入國管理所)。

我的攤子在西池袋火車站正前面,另一方面可以去橫濱利用香港定期船次,透過船員,從香港辦來皮蛋、白酒(高粱酒)或茅台酒,給客人喝中國酒吃鍋貼或中國小菜等,客人是開心得不得了。後來,客人之中漸漸增加了一些文化界、雜誌媒體界的人。一盤六個餃子五十円,白酒一小杯五十円,就這樣從小錢慢慢地賺起來。

因為這樣,我才能在擺攤子三年後,就在靠車站附近買下十七坪大的店面(花了五百六十多萬円,後來受到東京都的市區改革,縮減成為十一坪的店面),起先是兩層樓,後來改建為五層樓,就是過了六十餘年以來到現在的「新珍味」,樓上當成住所使用。客人很多,生意非常繁榮,每個月都能賺一、二百萬日幣,不但是路過的普通客人,到了一九六○、七○年代,有些新聞記者、雜誌編輯、或者學校的教師教授,都聽說「珍味」的餃子好吃(後來又增加北京的「大滷麵」等),高粱酒純濃香郁,所以成群頻繁來店,特別是武者小路實篤(日本現代文豪)、佐藤春夫(著名詩人)、逸見梅榮(著名佛教美術學者)、石川淳(著名作家)、開高健(著名作家)等文人學者……

撰寫《台灣人四百年史》

一九五○、六○年間,舖子裡頭欣欣向榮,熱鬧無比,所以,我乃天天都得從中午十一點起,操鍋子到隔天凌晨三點,忙碌得幾乎無閑暇做其餘的事情。生活艱辛,每天都很緊張疲憊。但是在最困苦時,我都告訴自己,「這是為了革命在吃苦」,對革命而言似乎有點可笑吧。但這樣堅持下來,店裡員工最多時達十三人,在賺錢及漸有積蓄的情勢下,使我多年來全靠自己的力量,舉凡從事台灣獨立運動或是寫作《台灣人四百年史》,皆無後顧之憂,無須外援。

生意安定之餘,我就慢慢開始重新學習馬克思主義,漸漸騰出時間,也用幾個打工學生,從日本國會圖書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等借出有關台灣歷史及馬克思主義的資料,反覆研讀、整理之後,在一九六二年出版了《台灣人四百年史》(日文版),那年我四十四歲。

我在中共解放區時,體驗了同為漢人,台灣人和中國人卻有很大的差異,重新恢復了「台灣人意識」(先前就有,但未深入探究)。逃回台灣後,認識到要打倒外來殖民體制,台灣人一定要瞭解自己的歷史才行,乃開始學習台灣史。所以在組織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期間,也跑去找當時任職台大圖書館的曹永和(小我兩歲,台北二中畢業,小時玩伴),借閱台灣歷史的書籍。流亡日本後,更是廢寢忘食地閱讀、整理各式台灣史資料,常在舖子打烊後,徹夜讀書、寫作到早晨四、五點。

日本國會圖書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日比谷圖書館等所藏有關台灣的史料,不輸給台灣本地的圖書館。因為日治時期台灣設有台北帝國大學,日本可以藉此收集非常多南方的資料,荷蘭統治時代的資料特別多,例如《熱蘭遮城日誌》也在收藏之列,甚至清朝統治台灣時期的史料,也比台灣的圖書館多,是我研究的重要來源。不過,日本圖書館關於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史料較少,我必須透過地下管道,才能蒐集到如台灣人口、物質生產數量等外界難以精確掌握的國民黨內部資料,有些重要資料甚至是花了大筆錢賄賂「貪官污吏」才輾轉獲得的。此外,台灣銀行出版了非常多跟經濟統計有關的刊物,我每期都加以研讀引用。

但《台灣人四百年史》最與眾不同之處,還是在於它的立場。因為歷來關於台灣的史書與文獻,毫無例外的,都是由外來統治者,即荷蘭人、日本人、中國人及其他外國人所寫,都是站在外來統治者的立場。即使是身為台灣人的連橫所寫的《台灣通史》,也是以中國人、北京當局的立場來寫,像林爽文這些台灣大眾眼中的抗暴義士,都被他寫成匪徒。

《台灣人四百年史》是第一本站在四百年來從事開拓、建設台灣而備受外來統治者欺凌壓榨的台灣人的立場,來探索「台灣民族」的歷史發展,以及「台灣人意識」的形成過程的著作,其堅持的寫作方針是:

(一)站在台灣勞苦大眾的立場,
(二)以分析基層結構(即社會經濟)為出發點,來觀察台灣社會各階段的形成發展,
(三)以文獻、傳說、逸聞等史實為根據,
(四)著重於台灣社會各時代的國際形勢與時代潮流,以及外來統治者的國內情況及其殖民政策。

除了堅持「站在台灣勞苦大眾的立場」外,這本書所描述的二二八大革命情景,大概也是當時最全面、最具體的。我是在一九四九年才從中共解放區回到台灣,並沒有親身經歷二二八大革命,但我在日本蒐集了很多資料,而且我的姨丈王水柳,就是遭暗殺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宣傳組長王添灯的哥哥,他曾對我口述二二八事件有關台北的部分。我父親那邊的親戚林西陸(我叫他西陸叔),則是領導二七部隊的謝雪紅的秘書(兩人也曾同居過),他在一九四八年年底被釋後放,也對我述說過台中、嘉義一帶的見聞。此外,我有朋友認識蔣渭水的三子蔣時欽,我也透過管道跟他詢問過有關二二八的情形。所以我經由這些人,以及許多名氣較小的參與者和見證者,得知不少重要內情。

撰寫《台灣人四百年史》期間,我也在重新閱讀馬克思與社會主義,所以這本書也詳細整理了日治時期台灣社會主義思想傳播、台灣共產黨發展沿革等資料。日治時期台灣左派運動的歷史,有其可歌可泣的反抗努力,以及值得保留發揚的理論成就,但眾領導者之間,也有借理論爭論之名而行爭權奪利之實的陰暗面,我寫的固然是歷史,但對照自己正在從事的革命工作,以及當時海外獨立運動陣營的種種現況,這些文字不免也有自我警惕、自我鞭策的意涵在。

《台灣人四百年史》出版前,國民黨已經掌握到有人在寫台灣史的情報,一直試圖與各家出版社聯絡,想要買斷版權,阻止出版。所以我費了很多心力找出版社,最後才找到由早稻田大學學弟經營的音羽書房。一九六二年的日文版印了三千冊,我寄了很多本回台灣,像在台灣的美國大使館就買了一、二十本,放在美國新聞處的圖書館。我用「史明」這個筆名出版這本書,一方面是想凸顯「把歷史弄明白」的含意,另一方面也是想保密,因為我當時已經開始進行台灣島內的地下工作,常有人到店裡找我,我不希望讓人知道這本書的作者就是施朝暉。但後來王育德走漏風聲,大家還是知道史明就是新珍味的老闆。

※ 本文摘自史明回憶錄》,原篇名為〈政治亡命日本〉,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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