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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多米尼克.弗斯比;譯 /王曉伯

任何事都無法確定,除了死亡與稅賦。[1]
克里斯多弗.布拉克(Christopher Bullock),《普雷斯頓的修鞋匠》(一七一六)

稅賦的歷史就和文明一樣久遠。

即使是在依賴狩獵與採集的原始社會,都存有貢獻群體的認知,因此當人類在一萬年前定居下來時,首領就會徵用勞力與生產。自此之後,沒有一種文明是不需要課稅的。

但是我們對稅賦的討論與思考到底有多少?在啟蒙時代,有關稅的道德倫理與實用性經常受到討論,然而時至今日,這些討論不知怎麼地都消失了。稅賦已然成為專屬於會計師與經濟學家的枯燥玩意。在我們對稅賦的關切退化到該繳多少稅的同時,政治人物對稅賦的興趣也僅止於哪兒該增加多少或是減少一些。許多稅目的道德觀,特別是所得稅,都鮮少遭到質疑。重大的稅改就留待以後再說。

我著作本書的目的是要讓大眾重新思考與討論稅賦問題。當你透過稅賦稜鏡來看這個世界──我們當今、過去與未來的世界──一切都會變得十分明朗:事情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未來會如何展開──我們需要怎麼做才能形成改變。文明又是如何經由他們受到課稅形塑而成。國家的命運──不論人民是富有還是貧窮,自由還是奴役,快樂還是痛苦──有很一大部分都是由稅制來決定。

徵稅就是權勢。不論是國王、皇帝,還是政府,如果他們失去稅收,他們就失去權柄。此一法則古今通用,從古代蘇美(Sumer)[2]的第一位國王到今天的社會民主黨,都是如此。稅收是一國施政的能源。限制稅收,就等於是限制統治權。

每一場戰爭,從古代的美索不達米亞到現代的伊拉克,都是由某種形式的稅收來支付的。稅收使得戰爭得以發動。如果你想結束戰爭,就停止課稅。從亞歷山大大帝到拿破崙,以及其他所有的征服者,他們的目的都是控制稅基:土地、勞工、生產與利潤。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在其劇作《凱撒》中指出,「稅收是世界征服者最主要的事業。」當成吉思汗攻下中國後,他的計畫是殺光所有人。這可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因為當時的中國就和現在一樣,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幸好他的一位軍師,不太為人熟知的耶律楚材指出,死掉的農民繳納的稅金要比活著的少許多。成吉思汗聽進去了,於是數以百萬計的生命得以存活。

革命與暴動也是如此。不公平的稅賦幾乎總是潛藏在人民的心中。「無代表,不納稅!」就是美國革命者發起的口號。沙皇對農民苛捐雜稅導致俄國大革命。最鮮明的例子或許是菲律賓革命,導火線正是普加德.勞林的吶喊(Cry of Pugad Lawin)呼籲人民撕毀他們的稅單。從斯巴達克斯、布狄卡(Boudicca)、羅賓漢到聖雄甘地,史上最偉大的反抗暴政行動往往都是以抗稅為旗幟。

透過稅賦的鏡頭來看歷史會有所不同。有一則關於稅賦的故事──往往遭到忽略──貼近幾乎所有人類的心靈。耶穌之所以在伯利恆出生,只是因為約瑟與瑪麗亞來這兒繳稅。人類踏上月球的經費也是來自稅收。即使是看來毫不相干的事情之間,也潛藏著稅賦的因子。例如婦女的選舉權,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婦女加入勞動力,並且繳納所得稅,這也是日後婦女獲得投票權的主因之一。甚至天災也隱含稅賦的故事。例如瘟疫結束了歐洲的封建制度,同時帶動納稅勞工階層的興起。倫敦大火之後,該城市重建的經費大都是來自對煤炭的課稅(甚至有傳言指出倫敦大火是因為人民的逃稅行為而引發──當時為逃避壁爐稅,民眾將自家的壁爐偷接到鄰居的煙囪這類詐騙事件並不罕見)。

我們許多偉大的建築物,從金字塔到白宮,都是在稅收的支撐下興建的。有些興建的目的純粹就是為了徵稅。我們認為中國的長城是為抵禦外侮──確實也是如此──不過在巔峰之際,曾一度有百萬人駐紮其上,長城的興建也是為了對進出中國的貨物課稅,尤其是絲路一帶。因此,換句話說,這也是為了保護政府的稅收。古羅馬帝國的哈德良長城(Hadrian’s Wall)興建目的也是如此。

甚至我們的名字也與稅賦有關。在十三世紀之前,不列顛諸島與若干歐洲地區的人民都沒有姓氏,直至十四世紀末才有,主要是根據他們的職業,例如「史密斯」(Smith),或親子關係「傑克遜」(Jackson)、「馬修」(Matthews)、「麥克唐諾」(MacDonald);有些則是根據他們居住地的地理特徵,像是「希爾」(Hill)或「福特」(Ford);或者是和我一樣,根據我所來自的村子「弗斯比」(Frisby)。有的時候,尤其是蓋爾人文化(Gaelic),姓名會取自身體特徵,例如「卡麥隆」(Cameron)是歪鼻子,「甘迺迪」(Kennedy)是毛茸茸的大頭,「康納利」(Connolly)則是強悍英武。為什麼要有姓氏?是為了課稅時可以方便分辨民眾。

在中國,姓氏歷史久遠,據說可以回溯至公元前二八五二年的伏羲氏。而姓氏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也是一樣:為了方便課稅。

「稅」(tax)這個字直到一三○○年代才在英文中出現,主要是因為貨幣開始流行。在此之前,我們是使用來自古法語的「工作」(task),稅賦通常是以實物或服務來支付──統治者拿走一部分的收成,或是要人民以勞動來償還債務。無論我們是稱作稅賦、負擔、責任、貢品、什一稅、收費、勞役、進口稅,還是關稅,本質都是一樣的。在語言的進化中,稅賦與自由具有密切的關係。審查制度(censorship)與徵稅估價〔例如「人口普查」(census)〕的字源都是來自同一個拉丁文。審查官就是古羅馬的行政官,負責人口普查、監督公序良俗,以及視察政府若干部門的財政。審查制度與課稅都牽涉到自由的限制──不論是在經濟還是其他方面。

領導人會利用稅賦來做為控制手段──影響人們的行為與決定。彼得大帝一心要推動俄羅斯的現代化;他認為鬍鬚不夠時尚,因此對鬍鬚課稅。在此一政策下,俄國人民要嘛剃掉鬍子,不然就要繳稅。為了證明已經繳稅,俄國人民必須在他們的鬍子上掛一個銅製標誌,上面寫著「鬍鬚是多餘之物」。這一類的稅賦往往會改變人們的行為,但是有時卻並非有意的。如果你對香菸課稅,有些人會選擇戒菸,但是也有人會從事走私的行當。對燃料課稅,有人會改變旅行的方式,然而也有人從此不再旅行。對勞工徵稅,有人會更加辛勤工作,但是也有人會遷居海外或是乾脆不再工作。我之後還會談到稅賦甚至會影響人們決定要生幾個孩子。儘管談論了這麼多,稅賦仍有一項道德上的爭議:國家扮演什麼角色?有人可能會將其視為政府合理的規劃,但是也有人可能認為這是已超越政府職權範圍的保母式干預手段。

今天的課稅毫無選擇的餘地,往往是在祕而不宣,自源頭以武力取走的情況下進行。我的經紀人很不喜歡我這麼說──「他們並沒有靠武力來徵稅。」她說的沒錯,政府並沒有派武裝士兵來課稅,但是如果你拒絕繳稅,你就會有牢獄之災。在許多情況下,你連拒絕繳稅情願去坐牢的機會都沒有,因為政府早已自源頭就替你扣繳了稅金。正如諧星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所叫嚷的,「你甚至不必繳稅,他們早已拿走。你只會拿到一張支票,但是錢已經不見了,這只是一張紙牌。」

在古希臘,許多稅賦都是自願繳納的。而在另一極端,例如蘇聯與北韓等專制極權的社會,人民根本就沒有自己的勞動力、產出與利潤。政府取走了他們所有的一切。已開發世界則是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扣除通膨(我稍後會講到,這是另一種型式的稅賦)之後,如果你是美國人,你所賺得的三八%左右都是用來繳稅。英國是四五%、[3]法國則是叫人淚漣漣的五七%。這類高稅率都是最近才發展出來的。在二十世紀之初,稅賦在我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無足輕重。政府支出(大部分是由稅收衍生而來)都很少。在美國,僅占GDP的七%左右、英國是九%,法國是一三%。在近代的國家中,一八七○年的瑞典,政府支出最低,僅有GDP的五.七%。不過如此低的稅率在第一次大戰結束後,就不曾再出現過。

今天,稅賦已滲透到你從事的每一件事裡,幾乎所有的活動或多或少都牽扯到稅賦。思考與性愛是少數幾種得以免稅的活動。在古羅馬時代,甚至連小便都要課稅。[4]感謝上蒼,還好今天沒有這種稅。

發展至今,身處二十一世紀的你不論是住在哪個已開發國家,你一生中所購買最貴重的物品,不是如多數人所認為的住宅,而是你的政府。就一個英國典型的中產階級來說,他一生繳給政府的稅金達三百六十萬英鎊(五百萬美元)──比一棟房子還要貴。你等於是要花整整二十年,甚至更多的生命來為國家提供服務。[5]就時間而言,國家擁有你的勞動力,誠如中世紀封建時代的領主擁有農奴一樣,在一週的工作時間裡,農奴有一半的時間都得為領主耕地種田,以換取領主的保護。在今天,你則是以稅金來換取政府對你與其他人的保護與服務:國防、健保與教育等等。有些人滿足於眼前的狀況,有些人則否,但是不論你的政治傾向為何,你都沒有選擇餘地。如果你要工作謀生,你就必須同時為國家與自己工作。我們其實並不如我們所認為的那麼自由。

如果你反對政府使用你所繳納的稅金的方式──例如在中東發動戰爭,或是進行一些無用的公共建設,又或是實施一項你認為不道德的法令──該怎麼辦?你就別介意了。除了每隔四年或五年進行一次效果有限的選舉之外,你其實對你的稅金該如何使用並無置喙餘地。美國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國稅局大樓牆上刻有一段文字:「稅賦是我們文明社會的代價」,[6]但這真的是文明嗎?以一種強迫的形式來從事你在道德上反對的事情?

社會民主主義人士視稅賦為促進社會均衡的方式:財富重分配、提供均等的教育與福利,以及消除市場經濟的扭曲。社會主義人士儘管也具有同樣的觀念,但是其態度更為極端。自由主義人士則是認為,課稅就是盜竊:是對個人自由的侵犯,並且違反了他們的財產權;政府的支出是浪費且不道德的行為,還是由個人花自己的錢比較好。

沒有稅賦,就沒有政府:環環相扣。儘管晦澀難解,但稅賦往往是每一場政治辯論的重心:政府該把錢花在哪兒?該花多少?誰來買單?錢從哪裡來?

我們今天面臨的許多問題,特別是貧富間與世代間的財富差距,都可以追溯到我們的稅制。稅賦改革是政治人物真正可以改變世界的少數幾種途徑之一。如果我們有考慮未來,有考慮到我們的子孫輩應該住在什麼樣的世界,我們就必須思考我們該如何課稅。

在本書中,我們將漫步於歷史之上,尋訪在稅賦演進過程中的一些故事。我們將從中思索現今許多政府所處的困境,進而展望稅賦的未來。

註釋
[1] 世人一直將此一成語歸功於班傑明.富蘭克林。此句出自他八十三歲時以法文寫給科學家尚-巴蒂斯特.羅伊(Jean-Baptiste Leroy)的一封信中之內容。不過該句首次見諸文字其實是在富蘭克林之前七十三年,出自一七一六年一部名不見經傳的滑稽劇《普雷斯頓的修鞋匠》。
[2] 史上第一位蘇美王阿魯利姆(Alulim)據說與亞當和夏娃是同代人,他在位時間長達二八八○○年。
[3] 精確數字難以計算。Booth and Bourne認為是四四%,前國會議員道格拉斯.卡斯維爾(Douglas Carswell)認為英國是四六%。網站Simple Financial Solutions則是認為該數字應接近六五%。
[4] 從前尿液可用來做日光浴、洗衣服,甚至刷牙。收集尿液成為一項頗為賺錢的生意,尼祿於是決定對其課稅。
[5] 亞當.史密斯研究所的政府成本日是在六月二十四日,大約是在年中,免稅日是在三周前左右。假設一人的工作壽命是四十五年,有二十年以上都是為了繳稅在工作,不過並沒有精確的數字。
[6] 此一名言據信是出自美國最高法院法官小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 本文摘自《光天化日搶錢》,原篇名〈為什麼要課稅?〉,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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