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社交場合上，我們的第一個提問，總是對方的工作

文／詹姆斯．舒茲曼；譯／葉品岑

傾向將壓力與焦慮病態化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今天人們普遍接受「工作成癮」（workaholism）是一種真實的、可診斷的疾病一事，可能會帶來潛在的致命後果。

韋恩．歐茲牧師（Pastor Wayne Oates）於一九一七年出生在南卡羅來納州的格林維爾（Greenville）。大蕭條期間，他的母親在當地一家棉紡織廠上長時間的班以維持生計，他則在祖母和姊姊的照顧下，盡可能地善加利用自己貧困的童年。他堅定的基督教信仰教會他知足感恩，後來更使他立志將世俗的精神病學與心理學和他的宗教信念彼此調和。歐茲牧師是位多產的作家，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Louisville）的美南浸信會神學院（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奠定傑出的講師生涯之餘，筆耕不輟地撰寫了五十三本書。

工作狂的症頭

與此同時，他還從自己輔導的一些酗酒者的行為中，看到了自己「持續不停工作的……衝動」，於是創造了「工作狂」和「工作成癮」兩個單字來描述它。現已絕版的《工作狂的自白》（The Confessions of a Workaholic）最早於一九七一年出版，書中充滿關愛口吻的建議大抵已被人遺忘，但他創造的新詞「工作狂」卻立即被納入我們日常使用的詞彙中。

在他創造了「工作成癮」一詞後不久，這個術語成為心理學中一個熱議的小眾領域，儘管學界對於它的定義或衡量標準（遑論治療）缺乏共識。有些人堅稱，工作成癮是像賭博或購物一樣的某種「癮頭」；有些人認為它是病理性的，像貪食症那樣；有些人則認為它是一種行為模式；還有些人說它是一種症候群，源自「高追求」和「低工作滿足感」的不幸結合。

由於缺乏對工作成癮實際定義的普遍共識，可用來顯示其盛行程度的統計數據少之又少。只有挪威曾在這方面做過系統性的統計，該國的卑爾根大學（University of Bergen）研究人員發展出一套評估方法，稱之為「卑爾根工作成癮量表」（Bergen Work Addiction Scale）。[8]

「卑爾根量表」令人想起候診間中擺放的生活風格雜誌會收錄的大眾心理學小測驗；它根據你對七個簡單陳述的標準化回答給分數，譬如「如果被禁止工作，你會感到焦慮不安嗎？」或「你覺得工作比嗜好和休閒活動更重要嗎？」。如果你對這些問題的多數回答為「總是」或「經常」，開發測驗的設計者便推斷，你可能是一個工作狂。

卑爾根研究小組取用來自一千一百二十四份調查的數據，並將這些數據與一系列性格測驗做交叉參考。最後他們得出結論，發現百分之八點三的挪威人是工作狂，工作成癮在十八至四十五歲的成年人之間最為普遍，而最可能變成工作狂的是「個性親和」、「受知識驅動」和／或「神經質」的那些人。他們還指出，工作成癮的盛行率高到足以被當作一個公衛問題予以關注。

就像盧伯克認為縝密的科學研究和撰寫長篇專著是一種休閒，對我們很多人來說，工作和休閒的唯一差別在於我們是受雇從事某活動，還是出於自己的選擇去做某件事──而且在很多情況下，我們甚至是拿正規工作賺的錢，自費做這件自己想做的事。

工會有助凝聚城市人的集體意識

心理學家難以定義和衡量工作成癮的另一個原因是，只要人們聚集在城市裡，許多人就會覺得他們的工作不單單是一種謀生手段。涂爾幹在沉思對付失序的可能解決之道時，他意識到在職場建立的關係，可能有助形成過去曾將人們凝聚在合作無間的小型農村社區裡的「集體意識」。事實上，他提議用來處理城市內社會疏離問題的其中一個解決辦法，就是組成和古羅馬數百個工匠聯盟類似的行業工會。

這不是輕率的建議。羅馬人的工匠聯盟不只是為了成員的利益而進行遊說的行業組織，它們在幫助下層階級（humiliores）以工作為基礎建立公民認同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並將他們融入羅馬社會更大的階層制度裡。在許多方面，工匠聯盟就像城市中的自治村莊。每個地方各有各的習俗、儀式、服飾風格和節日，以及各自的庇護者、政務官，還有仿效負責頒布法令的羅馬元老院的成員代表大會。有些工匠聯盟甚至擁有自己的私人民兵團。但最重要的是，它們是社會組織，根據工作、價值觀、規範和共同的社會地位，將人們聯繫在一起，形成緊密的微型社會，內部通婚頻繁，成員及其家人們主要和彼此往來。

許多人如今已習慣城市生活，而城市中的大眾運輸系統使我們能比羅馬人更快速地從城市一隅移動到另一隅。許多人如今也習慣電子裝置就在觸手可及之處，使人們能組成動態的、活躍的共同體，而不受到地域限制。即便如此，多數現代城市居民仍傾向把自己嵌入非常小且往往很鬆散的社群網絡，讓這個社群網絡成為他們各自的圈子。

職場戀情

當古人類學家鄧巴主張，八卦和梳毛對人類演化祖先語言能力的發展有重大作用，他的論點有一部分是依據檢視不同靈長類大腦容量及其組成，以及各物種通常保有的活躍社交群體的規模及複雜性之間的關係。他發現大腦特徵與社交網絡存在明顯的相關性。鄧巴用其他靈長類的數據做推斷，算出人類的大腦容量能讓多數人只能與約莫一百五十人建立長期聯繫，而且很難再應付更多，因為追蹤他們的人際互動和人際關係的工作太複雜了。當他拿這個數字和世界各地人類學家在村莊所蒐集的數據做對比，譬如芎瓦西族與哈德札族等採集者的社交網絡規模，甚至是人們在社群媒體（如臉書）上積極互動的「朋友」數量，結果證明他基本上是對的：多數人至今依然只和約莫一百五十人保持積極聯繫。[9]

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社交都是僅透過與身邊的人直接接觸，也就是根植於相同地域的多世代社會。人們透過緊密的親族關係、共同的宗教信仰、儀式、實踐和價值觀發聲，並因為成員在相同的環境裡工作與生活，又有類似經歷而得到滋養。但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多數人的社交範圍則不會局限於身邊的人，而是由我們在從事截然不同的興趣和嗜好時所產生的錯綜人際關係拼湊起來的。不過，對許多人而言，我們平時的社交網絡是由一起共事或在工作中遇到的人所組成，這點大概不令人感到意外。

除了多數人和同事相處的時間遠比和家人相處的時間多，而且日常生活也會圍繞著工作去規劃之外，在社交場合上，我們的工作也經常成為焦點，進而影響我們的志向、價值觀和政治傾向。在城市裡的社交聚會上，當我們試探陌生人時，往往會先問對方從事什麼工作，然後再根據他們的回答，對他們的政治觀點、生活方式、甚至社會背景做相當可靠的推斷。這是情理之中的事。

一項關於職場戀情的定期調查發現，有近三分之一的美國人和透過工作認識的人至少發展過一段長期的性關係，另有百分之十六的人則在職場遇到了他們的配偶。[10]

這幾乎不教人意外。一個人的職業道路通常由個人的成長背景、學校教育和隨後的培訓選擇決定。因此，我們常會慢慢地將自己的世界觀和期望變得和師長同事一樣，而且傾向和氣味相投的人一起工作，並在可能的情況下，利用既有的社交網絡來達成目標。

註釋
[8]C. S. Andreassen et al., ‘The prevalence of workaholism: A survey study in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Norwegian employees’, PLOS One, 9 (8), 2014, doi: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02446.
[9]Robin Dunbar, Gossip Groom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96.
[10]http://www.vault.com/blog/workplace-issues/2015-officeromance-survey-results/

※ 本文摘自《為工作而活》，原篇名為〈一名上班族之死〉，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