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產階級家長來說，介入孩子的升學規劃，是很自然的

文／安妮特．拉蘿；譯／林佑柔

表面看來，中產階級、勞動階級，和貧窮父母幫助孩子的方法很相似。跟所有父母一樣，勞動和貧窮階級父母也希望孩子獲得成功，而在現代，成功的前提通常是取得大學學位。這些父母認為自己幫了孩子大忙，除了提供協助，也介入學校事務。如果有人說他們無法「替孩子奮鬥」，他們會覺得被冒犯。他們和中產階級父母一樣，會擔心孩子在學校的表現好不好。

深入來說，關於體制如何運作的非正式資訊存在著階級差異，其中也包括學校。舉例來說，社會階級塑造了父母對體制時程和時機的認知、介入的技巧，以及確保孩子獲得最佳利益的資源[35]。除了以上差異，社會科學文獻也沒有充分檢視其他家庭與體制談判時的重大階級差異。

中產階級父母欣然認為自己應「小心管理孩子上大學前的每一步，這是父母的責任」，特別是母親。她們蒐集資訊、提醒孩子報名考試，並注意潛在問題。勞動階級父母自認參與且幫助了孩子的在校表現，但他們覺得「有幫助」的行為和中產階級父母不一樣，勞工和貧窮階級的父母不認為持續監控很重要，他們也只會在特定情況下蒐集資訊。這很合理，因為他們認為孩子的命運與父母行為無關，而是與學校體制的專家緊密相關。除去可預期的經濟支出，這些父母普遍不知道申請大學的流程，與中產階級父母相比，他們對 SAT 分數、大學校名，和大學排名的認知都非常模糊。最後，每個年輕人的家庭待遇也有差異，無論是父母還是孩子，勞動和貧窮階級認為結束青春期的孩子都「長大了」，但中產階級的年輕人仍大量依賴父母，在關鍵事務上，父母通常也把他們當作小孩[36]。

非正式知識：中產階級家庭

在高中，校方鼓勵學生申請並就讀大學，但每間學校在提供給學生的幫助上各不相同。中上階級的年輕人就讀於私立學校和郊區菁英學校，這些學校通常會為申請大學的學生提供密集協助，但市區大型高中的協助非常受限[37]。即使是擁有強大諮詢計畫的市郊菁英學校，能提供的高等教育資訊和協助也不完整，校方邀請並期待父母參與孩子教育的重要領域。在體制背景下，如果父母擁有更多資訊並主動介入教育，便能把重要的優勢傳遞給孩子。

後續訪談揭示了高等教育系統與家庭獲得的非正式訊息有著極大差異。中產階級孩子和父母認為申請大學是重要的人生事件，他們覺得興奮、焦慮，因為過程充滿不確定和衝突[38]。申請流程長達數月，包括：蒐集大學資訊、參訪大學、篩選志願、填寫申請文件、繳交申請文件、等待放榜、收到放榜結果、處理失望情緒，以及決定就讀於哪所學校。

選定哥倫比亞大學的「提早決定」計畫前，亞歷山大拜訪了布朗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華盛頓大學、康乃爾大學，和達特茅斯學院。因為沒被史丹佛大學的籃球校隊徵召，蓋瑞得調適重大的失落感。因為父母不能讓史黛西上第一志願的學校，她得努力接受父母的決定。後續訪談中，中產階級父母和孩子清楚描述父母如何密集地介入，幫助孩子尋找、申請，和進入適合的大學就讀。父母明確地知曉社區大學和四年制大學的差異，也很清楚各大學的排名。但訪問勞動和貧窮階級父母以及想上大學但未果的青年時，他們似乎不太清楚這些細節。

中產階級父母擁有很多非正式知識，包括中學與高中的運作詳情。梅蘭妮讀中學時，她父母知道有學習障礙的學生需要建立個人化教育計畫（Individualized Educational Plan），並進行持續溝通。梅蘭妮的父親嚴格批評教育者，從字裡行間可以看出他對中等教育系統的詳細知識：

她的成績愈來愈糟，愈來愈難過，因為功課愈來愈難。我們看著她越發辛苦的樣子……起初，我們收到一封信，說〔七年級後〕梅蘭妮會留級。我說：「等一下，個人化教育計畫沒有通知我們，我什麼都沒聽說。」我們經歷了一堆怪事。為什麼我第一次聽到這件事？誰都不能糟蹋我女兒……她已經很慘了，你不能這麼糟蹋她，〔這〕不該發生……我們付錢給這些「專家」……要他們辨識學習障礙，但他們跑去哪了？

注意，韓德隆先生沒有說教師對女兒有成見，也沒有說他們不喜歡梅蘭妮，但他表達了自己的擔憂，提到「受過訓練的教育者沒有完成任務」。

中產階級年輕人的父母上過大學，因此擁有更多的高等教育經驗，也能從上過大學的朋友、親戚，和同事等人際網路中取得資訊。塔林格女士有個「好朋友」任職於常春藤聯盟大學的入學服務處，她從朋友那裡學到了小技巧：

我聽說競爭比較激烈的大學會看學生在高中修過什麼課程。如果不修最嚴格的課程，在審查成績單時，他們會認為這是種缺失。所以我希望蓋瑞在他的能力範圍內……修習最嚴格的課程。

她也提到，其他父母偶爾會提供有用的資訊：

〔我〕跟某位帶女兒參訪耶魯大學和杜克大學的家長聊天，他跟我說了個好笑的故事。參觀杜克大學時，有人向入學討論會的主持人提問。一個學生問：「嗯，在榮譽微積分課程拿到 B 比較好，還是在普通微積分課程中拿到 A 比較好？」那個人回答：「修榮譽微積分課程且拿到A比較好。」

即使如此，美國高中提供了撲朔迷離的課程，以及模糊又不完整的高等教育資訊。學校鼓勵父母參與，但不會獎勵服從專業人士的勞動和貧窮階級父母，反而獎勵積極監控、介入教育的中產階級父母，並合理化他們的行為。

想想訪談中塔林格女士提到的後續行動，她知道榮譽微積分課程的資訊，也知道自己身為家長，需要注意攸關孩子利益的事情，帶著這些力量，她跟學校諮詢人員討論蓋瑞是否需要修習榮譽課程。除此之外，如果課程出現衝突，蓋瑞因此無法上某堂進階課程時，塔林格女士會去學校和教師「吵架」，堅持進階微積分不該和進階文學開在同個時間段，這樣兒子（和其他傑出學生）才能「抓住機會」。要申請大學時，蓋瑞上過三個領域的進階課程，以及另外兩個領域的榮譽課程。

中產階級父母了解高等教育系統的課程、成績，和經濟補助，加上他們本身擁有學位，對孩子的指導也因此受到影響。馬修家知道史黛西非常想去常春藤聯盟大學，她被那裡的籃球隊教練選中，但收到學校的錄取信時，他們還是拒絕了，馬修女士解釋這是為了女兒好，不會年紀輕輕便累積債務。史黛西想當醫生，所以她必須去讀醫學院，這可是巨大的開銷。史黛西的父母說，既然有名的公立大學要為史黛西提供全額獎學金，就不必增加學費的負擔。之後，史黛西決定去馬里蘭大學，馬修家對此感到「高興」，該校的學術能力很強，女子籃球隊的實力也很好。馬修女士說：「那是間具有挑戰性的學校，她會面臨很多挑戰。」聽到史黛西的大一生物學只拿到兩個 C 時，她非常擔心地說：「她前方的道路很艱難。」她知道女兒成績不理想，可能會影響醫學院的申請。

在引導女兒的教育上，馬修女士擷取了廣泛的非正式訊息，包括大學和研究所的財務補助系統、不同類型大學的學術挑戰、大學的全國排名，和醫學院的入學標準[39]。公立高中只會為父母和學生提供一部分訊息，但中產階級父母能應用自己的經驗，詢問社會網路中其他人的意見，他們與教育者互動時，也會積極地蒐集相關知識[40]。

和父母一樣，中產階級年輕人對高等教育體制的了解非常詳細。蓋瑞知道，就算他的 GPA 分數很高，如果沒被籃球隊徵召，便不可能上史丹佛大學。亞歷山大知道，「提早決定」計畫的申請過程錯綜複雜。史黛西知道獎學金包含哪些費用，她父母得支付其他的開銷。相反的，即使溫娣想要上大學，她似乎連學校的名字都搞不清楚，她也不知道學習障礙的正確名字，她總是說「L.D.」，也就是學習障礙（Learning disorder）的簡稱。即使考了檢定考試，勞動和貧窮階級的年輕人也無法不假思索地說出自己 SAT 成績和 GPA，遠遠不如中產階級年輕人那般快速輕鬆。

非正式知識：勞動階級和貧窮家庭

勞動和貧窮階級父母認為自己應該主動參與孩子的學校經驗。除此之外，本研究的幾個年輕人從高中輟學，他們的母親卻對此感到不滿和焦慮。不同家庭的父母在擔憂孩子學習和「參與」教學上也很相似，後續研究也揭示，勞動階級和中產階級父母對「提供消息」和「幫助」有著不同的看法。

對比利、凱蒂、哈若德⋯⋯等勞動與貧窮階級的年輕人來說，上大學不是嚴肅的考量，他們的重點是從高中畢業，或取得 GED 證書。這些孩子試著進入高等教育，但他們在這方面的非正式知識有限，像是勞動階級的父母和年輕人會用「大學」概括職業學校和研究型大學。這些家庭不太了解高等教育系統的複雜度，這和中產階級父母和孩子相差甚遠。教育人員普遍認為 GED 證書不如高中畢業證書，在高度競爭的就業市場，人們認為那不過是一份認證，不是畢業證書。大學學歷的地位也比高中學歷更高。勞動和貧窮階級認為畢業證書沒有等級之分，他們覺得所有證書都一樣。得知兒子從高中輟學時，亞尼里先生倍感失望，但比利考過 GED 時，全家人喜極而泣。亞尼里女士回憶：

證書寄到的那天，他〔在海灘上〕。我打電話到他的手機上，打了大概五次，我說：「拜託打電話給我，我收到你的證書了，我們以你為榮。」我的天啊，我們真的覺得很自豪，大比利還流眼淚了。我們實在感到非常自豪，我們家從來沒有人受過教育，從來沒有人畢業。

在亞尼里先生的訪談中，他說希望比利能去上大學，但他很驕傲兒子能「畢業」。對亞尼里先生來說，GED 和大學畢業證書之間的差異相對輕微，重要的是比利擁有「證書」。

勞動和貧窮階級父母對教育體制的細部知識所知較少，他們不知道該問什麼問題，也不知道該用什麼標準來找出「適合」孩子的學校。除此之外，這些父母大多沒有讀完高中，他們把教育的責任交給學校，等孩子成為青少年，他們又把責任交給孩子。這些父母較不優渥，他們不會堅定地管理學校經驗的核心層面，也不太熟悉學區內公立高中的學術狀態。布林達女士擔心女兒的人身安全，希望凱蒂待在家附近，不希望凱蒂去其他社區的學校就讀，但這間學校的排名比布林達女士要女兒去的學校還高。凱蒂解釋：

我想去〔菁英學術高中〕。但是我媽說只能去華盛頓高中或富蘭克林高中，因為就在我們這個社區。

勞動和貧窮階級父母也沒有獨立的消息來源，所以打聽不到關於學校的資訊，只能完全依賴教育人員的建議。校方不會直接與父母或學生分享關鍵資訊，因此勞動和貧窮階級的父母常得到錯誤訊息。亞尼里夫婦非常希望比利能去上亨利職業學校，這是備受尊敬的磁鐵高中，但亞尼里女士不了解入學過程，她對此感到震驚：

亨利職業學校大概是這邊最像樣的學校了，但亨利職業學校拒絕讓比利入學。我以為是審查時會依據〔比利〕八年級〔的成績〕，但他們用了七年級的成績。

亞尼里家知道一部分的重要訊息，包括高中需要申請，以及亨利職業學校比下里奇蒙高中好。他們努力填好並交出申請表，但比利沒有錄取，部分原因是申請審查會看七年級的成績，但比利七年級的成績很差，八年級的成績明顯好很多。亞尼里女士誤解了審查過程的關鍵元素，因此比利被亨利職業學校拒絕後，能上的高中變得有限，最後去了下里奇蒙中學。

對中產階級來說，大學入學流程的訊息是常識，但對勞動階級的溫娣一家來說，家長沒上過大學，家族中也沒有任何近親上過大學，所以父母覺得大學入學的資訊「驚人」且撲朔迷離。溫娣的繼父麥克・法隆相信，如果學生沒錄取，大學會退還申請費用。稍後，溫娣錄取阿爾弗尼亞大學，秋天時溫娣的母親前往拜訪，她誤解了關鍵資訊。戴佛女士開車帶女兒拜訪校區，並參加面試，兩者都進行得很順利：

面試時我很震驚。和我們碰面的人很善良，他看了她的成績、SAT，和那些東西……我們要離開時，他們說：「好，幾個月後的入學典禮見。」我們欣喜若狂。

他們以為溫娣已經錄取這間大學，可是這份興奮很短暫。戴佛女士解釋：

離開時，得先經過前面櫃台，他們說：「我們會打電話給你。」然後我說：「會打電話給我？什麼意思？」〔他們說：〕「嗯，如果錄取了，我們會打電話或寄信通知你。」然後我好像說：「她錄取了。」他們說：「什麼！？」我說：「他們說她錄取了。」他們說：「那不是正式保證。」

戴佛女士只有高中學歷，從事祕書工作。她和溫娣不知道大學申請程序的季節性，溫娣學校的顧問也不曾向她們解釋，秋季時學生提出申請，春季時才會收到錄取或落榜通知[41]。溫娣的父母很重視女兒有沒有上大學，雖然漏掉許多細節，但父母非常清楚他們每個月得付一千美金，戴佛女士甚至準備要找第二份工作。

申請過程中，溫娣父母依賴了助益良多的高中顧問和其他專業人士，但中產階級塔林格一家的父母不會這麼做。除此之外，跟溫娣四年級時相比，她父母對待教育體制的方式沒什麼明顯改變。那時溫娣無法閱讀，戴佛女士非常憂心，但她仍依賴教育者來控制情況。高中老師和小學老師對溫娣的父母有期待，希望他們堅決且明確地監測、管理，和介入升學過程，但勞動和貧窮階級父母很難配合這種體制期待，因為父母的介入往往跟階級資源緊密相連，和他們對孩子的愛與感情無關[42]。

勞動和貧窮階級家庭的青少年和父母都對大學一知半解。這些年輕人有夢想與野心，但就算在最好的情況下，他們不太清楚高等教育系統的知識，也不知道如何取得額外訓練、獲得好工作。哈若德說，有一天他「要重回學校」，但他心中沒有特定的學校或科系。凱蒂朋友的母親「提過醫療轉錄員」，凱蒂要去問問詳情，雖然不清楚那份工作的內容和薪水，但她覺得那份工作「可以坐在辦公桌前辦公，而且……可以賺取高薪」。

總而言之，高中後勞動和貧窮階級年輕人立刻去工作，對他們而言，大學就像外國。他們生命中的大人不是理所當然地擁有高等教育經驗的中產階級父母；他們的社會環境也不是申請大學非常普遍的市郊學校。他們就像身處異國的旅人，容易犯下簡單的錯誤。

註釋
[35] 從概念和技術上來說，我們可以把這些過程分成問問題或收集資訊的秉性和慣習，以及知道該問什麼、該介入什麼的技巧，知道該做什麼才能讓孩子在教育體驗中得到回報（這可能是文化資本的不同形式）。這樣的秉性和技巧通常會並存，理論上，中產階級個體或許擁有控制每一個流程的秉性，但缺乏有效的技巧。類似的，可能某些人擁有這些技巧，但沒有這種秉性。然而，在觀察和訪談中，我幾乎沒看到這種分割狀態。
[36] 用Katherine Mooney的話來說：「溫娣這種孩子預期父母會在成長過程中的某些領域幫助或支持她，但不會是所有的領域。史黛西這種孩子會預期父母介入生活的每一個部分，不管他們有沒有主動尋求幫助。」強調於2010年9月17日，那時是我們最初的私人交流。我很感激她提出這一點。
[37] 關於公立學校在準備接待大學招生人員上的差異，參見Stevens《Creating a Class》。同樣參見Peter Cookson and Caroline Persell《Preparing for Power》；Ruben Gaztambide-Fernandez《Best of the Best》；Jerome Karabel《The Chosen》。
[38] 參見Lareau and Weininger〈Concerted Cultivation Continues〉。
[39] 如果採用觀察參與者的方式，研究通常會因為小的樣本數而受到局限。如果要解釋經濟資源、文化知識，和父母介入如何影響生命機會，我們會因此受限，無法做出強而有力的結論。包括馬修一家在內，某些中產階級家庭仍會感受到經濟壓力，但比起勞動和貧窮階級家庭，他們擁有更多的資源。就算史黛西沒有獲得全額獎學金，她可能還是會上大學。她的雙親都擁有大學學歷，史黛西的成績也很好，而且她有很強大的動機去上大學。其他中產階級父母也為孩子的教育做出重大貢獻，威廉斯夫婦替亞歷山大付了常春藤聯盟大學的學費、住宿，和餐費；韓德隆家替梅蘭妮支付了五個月的美容課程學費，一共是8200元美金，現在梅蘭妮在連鎖平價理髮沙龍工作，如果生意好，她一天可以賺到80美金的小費，也有小額薪資，她想自己開一家店，她父母如果出得起錢，應該很願意幫助她達成目標。勞動階級家庭同樣會幫助孩子支付教育開銷，我們在其他章節中提到，戴佛女士計畫要找第二份工作來支付溫娣的大學學費；泰瑞克的父母替他付了許多學校方面的花費。雖然很難把糾纏不清的經濟和文化因素分開，但我們可以試著想像：如果勞動或貧窮階級家庭中了樂透，會發生什麼改變？中樂透之後，幾天或幾週內的改變可以合理地連結到經濟因素，然而勞動和貧窮階級家庭不太可能獲得學校體制內部運作的知識，管理孩子家庭外的生活時，他們也不一定會採用中產階級的做法。因此，某些跡象顯示經濟因素和文化因素之間有些獨立性。
[40] 參見Thomas A. DiPrete et al.〈Segregation in Social Networks Based on Acquaintanceship and Trust〉。此文證明美國的人際網路分級相當嚴重，人們會與社會階級非常類似的人來往。因此，勞動階級家庭很難接觸到中產階級網路普遍共享的教育體制知識。
[41] 入學申請過程的差異巨大，有些大專院校的競爭力沒那麼高，他們的申請時程比菁英學校更有彈性。注意，溫娣夏天時便決定不去上大學，但大學一年級的十二月她才懷孕，所以懷孕沒有影響這個決定。
[42] 關於父母的教育程度、聲望，和收入如何促進父母介入教育，參見Annette Lareau《Home Advantage》第六章。同樣參見Diane Reay, Gill Crozier, and David James《White Middle Class Identities and Urban Schooling》。Janice Bloom發現，即使是明確地致力幫助勞動階級青少年申請大學的小型學校，也面臨著大量挑戰。勞動階級年輕人和父母有時知識和經濟資源不足，無法管理高等教育申請過程的許多面向。例如一個勞動階級學生被菁英大學錄取，且獲得了學費資助，但八月時出現了「技術費用」，幾乎導致這個學生通往大學的路被截斷。這些家長可能也無法分辨大學的某些項目是否必要，例如宿舍裝飾素材可有可無，但教科書絕對是必要的。他們認為所有列出的項目都是必須的（來自與Bloom的私人交流，2010年10月15日）。

※ 本文摘自《不平等的童年【跨世代社會學革命性經典鉅著】》，原篇名為〈社會階級的持續影響：與體制談判──表面上相同，但歧異早已根深柢固〉，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