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攤販幸福指數超高，皇宮擴建還要他們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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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宋朝一個賣炊餅的小販，武大郎過的是小康生活：租得起臨街兩層小樓，平時酒肉不愁。這樣的生活不過是由武大每日挑幾筐炊餅沿街販賣賺來的，他一沒有被抽重稅，二沒有被衙役踢攤子，日子過得平靜悠然。如若不是登徒子西門慶攪局，恐怕這一家人也能安樂祥和地把小日子過下去。

在明朝小說中，並非只有這一個宋朝小販形象。馮夢龍《醒世恆言》第三回〈賣油郎獨占花魁〉同樣也講到南宋臨安城裡一名賣油小販秦重，說他靠賣油竟能在一年多的時間裡，把三兩銀子的本錢變成了十六兩銀子。

或許有人說，這只是小說家言，不足為憑。但在宋朝史料中，並不難找到真實的案例。南宋人洪邁的《夷堅志》中，便講述了一名小販的發跡史：「吳十郎者，新安人，淳熙初，避荒，挈家渡江，居於舒州宿松縣，初以織草履自給，漸至賣油，才數歲，資業頓起，殆且巨萬。」

一個小販靠織草鞋和賣油，才幾年時間，就家財巨萬，暴富之迅速，令人瞠目。宋人筆記中，南宋初期臨安著名的小販宋五嫂、李婆婆等，也是靠著經營飲食攤發家致富的。

宋朝社會商業發達，在名畫〈清明上河圖〉中就有各種各樣的攤販，無論橋頭、城牆邊還是街道旁，剃頭的、賣甘蔗的、賣菜的、叫賣各種小吃的，應有盡有。

皇宮能不能擴建，擺攤小販說了算

那麼在宋朝，一個沿街擺攤叫賣的小販，如何能過幸福的生活呢？

想要買賣好做，首先不能動不動就遭遇沒事找事的衙役，商業的正常經營必然離不開政府的人性化管理和支持。

在唐朝，商人只能在規定的地點，即設有圍牆的「市」內，從事交易活動。坊市閉門以後及開門之前，無故行走者將受到鞭撻二十下的處罰。

到宋朝，由於商業活動增加，城市布局已打破唐朝坊市界限，城鎮和鄉村集市均可隨處擺攤開店，營業時間也不受限制。政府不但不予干涉，甚至還明令保護。

乾德三年（九六五年），宋太祖就特別降旨：「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來不得禁止。」

由於朝廷的保護，城市小販更加活躍，「大街買賣晝夜不絕」。

宋朝的城市管理者同樣會遭遇與今天相同的問題：商販侵街，影響市容交通。為此，宋朝政府設立了相當於現代中國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的「街道司」。街道司雖然也有維持城市衛生、整修與日常秩序的職責，但絕不會整天驅逐小商販，鬧得雞犬不寧。

雖然小販侵街占道問題屢禁不止，但朝廷顧及小販的生計，一般不主張輕率粗暴地懲處小販。如宋真宗天禧四年（一○二○年），「開封府請撤民舍侵街陌者，上以勞擾，不許」。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朝廷集思廣益，絞盡腦汁，終於找到了解決的辦法：在街道兩旁適當的距離豎立「表木」，作為禁止侵街占道的紅線。紅線之內，允許設攤、開店，超出紅線之外就要受罰。

〈清明上河圖〉裡的虹橋兩頭就立有四根「表木」，橋上兩側，小商販開設的攤位，都在「表木」的連線之內，中間留出通行的過道。這樣一來，既照顧到商販的生計，又不致妨礙公共交通。

更難得的是，宋朝皇帝擴建皇宮和出巡都要顧及商販的經營和市民生活。如雍熙三年（九八六年），宋太宗想擴建宮城，擔心影響東京（今開封）市民的生計，便派殿前指揮使劉延翰等人去了解民意。

劉延翰等人當然不會搞什麼聽證會，也沒有鋪天蓋地宣傳這次民意調查的重大意義，但所得到的民意結果卻是實實在在的。最後宋太宗「以居民多不欲徙」，取消了擴建計畫。

康定元年（一○四○年），宋仁宗出巡。儘管當時街道狹窄，宋仁宗既未下旨拆遷，也沒有詔令封路，而是命「侍從及百官屬，下至廝役，皆雜行其道中」，「而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

宋仁宗這等親民作風，也為他身後贏得了「仁」的廟號。

在宋朝，少數貪官汙吏多重收稅的例子也有，但整體來看，宋朝官府非常在意稅收對商人的負擔，很注意避免「商人虧本，少人行販」。宋朝政府在某種程度上是商業經營的保護者。

從宋太祖起，就曾多次下令，「不得苛留行旅，齎裝非有貨幣當算者，無得發篋搜索」，又詔「榜商稅則例於務門，無得擅改更增損及創收」。

朝廷規定：「諸稅務監官買商稅人之物者徒一年，若為人買及託買者各杖一百。」同時，還對因稅務監官購買商人物品致其虧損的行為「致饒減稅錢，各計所虧，準盜論」，從而避免了稅務官員以權壓人，侵奪商人利益。

為了避免官府勒索商人，王安石變法在推行市易法時，朝廷又頒行「免行條貫」，規定免除各商行對官府的供應，各行按獲利多少，分三等按月或季度繳納免行錢[3]之後，官府所需物資不再向各商行攤派。

這樣，官員便無法利用特權強索商人財物。而獲利潤多的商人多交免行錢，又限制和削弱了大商人勾結權貴、壟斷市場的意願和能力，從而保護了中小商人的利益。

隨著宋朝政府保護商業活動和商販利益的各項措施，小販的社會地位也相應提高，進而開始有了做官的機會。

《夷堅志》中就有這樣的記載：「忠訓郎王良佐，居臨安觀橋下。初為細民，負擔販油，後家道小康，啟肆於門，稱王五郎。」

一名小販竟靠著賣油使一家人過上了小康生活，還進入官場，位列三班。這在宋朝以前是無法想像的。

小販經濟和社會地位提高也使文人對他們刮目相看。大文豪蘇軾就提出了「農末並重」的主張，不僅如此，他還身體力行，專門為一個賣油饊子的老婦人寫詩打廣告。詩中說：「纖手搓來玉色勻，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知輕重，壓扁佳人纏臂金。」

當然，宋朝以降的小販生活也並非全是陽光普照。由於其中多數人是失地進城的農民，本錢微薄，在創業過程中難免飽嘗艱辛。《金瓶梅》裡就描繪了武大郎在經商初期的慘澹之狀。但在宋朝，至少從政策層面上給予沿街串巷的小販們寬鬆的商業環境，至於你做不做得成買賣，就要看個人的能力高低和運氣造化了。

註釋
[3]宋代除向工商行戶收取商稅外，官府需要的物料人工，都向各行勒派，直到熙寧六年，改為用錢折算，稱為免行錢。

※ 本文摘自《顯微鏡下的古人生活》，原篇名為〈幸福指數超標的宋朝小販〉，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