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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西蒙.詹金斯;譯/蔡耀緯

亨利八世統治的最初幾年繁榮又和平。一五○九年六月,他在登基前兩週娶了凱瑟琳,他們享用亨利的父王留下的全部財富,過著奢華生活。年輕的國王允文允武,全力投入此時席捲了大半個歐洲教會的宗教爭論。王后聰穎又活躍,扮演著西班牙駐倫敦大使的角色。有一位同樣是大使的人物,提供了一扇觀看倫敦城的幸福之窗,蘇格蘭詩人威廉.鄧巴(William Dunbar)在一五○一年的家書中寫道:「倫敦,你的藝術是萬城之花……/你四周聳立的高牆雄壯……/你的教堂歡悅,你的鐘聲悠揚;/你的商人富裕,財貨出眾;/你的妻子窈窕,健康可愛,白皙嬌小。」鄧巴顯然認為倫敦是個理想的駐地。

國王在位之初,國政多半交由雄心勃勃的王室顧問托瑪斯.沃爾西(Thomas Wolsey)處理,時任約克總主教的他,日後當上了樞機主教。但在沃爾西培訓亨利治國之道時,年輕的國王被激起了野心,變得好高騖遠。長年困擾著英格蘭國王的心病也吸引了他,那就是對法戰爭。一五一二和一五一三年間,亨利為了奪回原先的英格蘭領地亞奎丹(Aquitaine)而發動兩次戰事,卻都無功而返。這幾次戰事促成沃爾西漫無章法的反法外交,他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聯手,查理五世是王后凱瑟琳的外甥。一五二○年,亨利試圖與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和解,在加萊(Calais)城外的金帛盛會(Field of the Cloth of Gold)上,極其聳人聽聞地展演王者的自負,與會的僕役多達六千人。為了抬高自己的身分,他下令此後不得稱他為「閣下」(your grace),而須稱為「陛下」(your majesty),這個稱號從此由王室保留至今。

即使一百年前有威克里夫的講道,但在宗教改革迸發於歐洲北部之初,倫敦一直都是旁觀者。亨利是忠實的天主教徒,對改革宗的興起漠不關心。一五一七年,當路德在威登堡(Wittenberg)宣布與羅馬教廷決裂,亨利站在教宗一方反對路德,獲得羅馬教廷頒贈「信仰捍衛者」榮銜,弔詭的是,「信仰守護者」(Fid Def)一詞至今仍裝飾著英國的錢幣。大法官(Lord Chancellor)托瑪斯.摩爾爵士迫害改革宗信徒,把他們燒死在火刑柱上。威廉.丁道爾(William Tyndale)不得不逃往日耳曼才能進行聖經翻譯工作,他的翻譯本聖經一五二五年在日耳曼和安特衛普發行。當其中一本翻譯聖經被夾帶到英格蘭,書被燒毀,他則被宣判為異端。

但亨利的一切信仰,全都經不起他對求子壓倒性的執迷,又因為他從一五二六年起與安妮.博林(Anne Boleyn)私通,以及他需要與凱瑟琳離婚而變本加厲。離婚需要教宗准許,而教宗實際上是凱瑟琳外甥——查理五世的囚徒,當然被否決。因此英格蘭與羅馬決裂起先並非神學問題,而是個人與制度問題。一五三四年的《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將亨利尊為英格蘭教會首領,「除天主之外,不承認地上有更高權威」。堅決反對這項立法的托瑪斯.摩爾一年後被處死——並由羅馬教廷封聖。倫敦幾乎偶然成了一座新教城市,但它卻是最堅決的新教城市。

修院解散

亨利這時繼續應對他的決策所產生的後果,而這些後果對他和倫敦城都大大有益。一五三六年,亨利與新任財政大臣托瑪斯.克倫威爾(Thomas Cromwell)解散了所有隱修院、小修院和修會會院,驅逐所有修士和修女。全國八百到九百個這類機構的土地與財產都被沒收,收益由國王納為己有,或分給廷臣及支持者。據歷史學家估計,十六世紀初,倫敦城內多達三分之一產業,以及西敏的幾乎全部產業,皆為宗教機構所有。解散命令涵蓋了倫敦三十九個會院,其中二十三個在倫敦城內。最堅決的抵抗來自嘉都西會(Charterhouse)的隱修士們,其中十八人最終因抗拒王命而被處死。他們都被天主教會封為聖徒。

幾乎在一夜之間,倫敦城及其周邊土地就經歷了所有權及財富轉移,規模之大為諾曼人征服以來僅見。倫敦城外的產業多半直接移轉到了國王的金庫,而倫敦城內及四周的產業,則移轉到了貴族、商人和君王的親信手中。國王取得了沃爾西位於河畔的宅第約克宮——國王先前已經拿走了沃爾西的漢普頓宮(Hampton Court)——目的是要興建一座新的白廳宮(Whitehall Palace)。切斯特(Chester)主教與伍斯特主教的行館被拆除,給了後來成為國王大舅子、受封為薩默塞特公爵(Duke of Somerset)的愛德華.西摩(Edward Seymour),原址築起了薩默塞特府。巴斯與威爾斯主教行館落入諾福克公爵(Duke of Norfolk)之手,舊會院花園(old convent garden)的卡萊爾主教行館落入貝德福德伯爵(Earl of Bedford)之手、索爾茲伯里主教的行館落入多塞特伯爵(Earl of Dorset)之手。格拉斯頓伯里(Glastonbury)、雷威斯(Lewes)、馬姆斯伯里(Malmesbury)、彼得伯勒(Peterborough)及賽倫塞斯特(Cirencester)等隱修院,也都喪失了位於倫敦的會院。位於阿爾德門的聖三一隱修院(Holy Trinity Priory),落入大法官托瑪斯.奧德利(Thomas Audley)手中。擁有七百年悠久歷史的伯蒙德賽大隱修院被拆除,三十年內換了三次主人。

解散修院為倫敦城同時帶來了契機與危機。貧民救濟嚴格說來是堂區的責任,但修院在提供教育,以及照顧病人、殘疾者、赤貧者等領域裡,都布施了大量慈善工作。倫敦城的代表團懇求國王,無論他如何處置修院,都應當放過修院的慈善工作,或至少將這些慈善工作移交給倫敦城。否則「窮人、病人、盲人、老人和無能之人……都倒在街頭,骯髒難聞的臭味侵犯著路過的每一名潔淨之人」。

國王對這點多半應允。一五四七年,基督醫院(Christ’s Hospital)成為照顧孤兒的慈善事業,嘉都西修院最終則成了貧民救濟院,至今依然。聖托瑪斯與聖巴托羅繆仍繼續作為醫院,因此亨利的雕像至今仍不尋常地裝飾著史密斯菲爾德的聖巴托羅繆醫院門樓。當聖巴托羅繆小修院被移交給倫敦城,預想中收容一百名貧民的養老院被發現已然廢棄,「那時只有三四個妓女躺在產褥上」。布萊德韋爾(Bridewell)起先是亨利興建的王宮,但後來移交給倫敦城,成為流浪青少年和輕罪罪犯的庇護所,是一間原始的濟貧院。學校迅速興起,取代修院教育。聖保羅中學(St. Paul’s School)在一五一○年重啟。布商在一五四一年成立學校,兼售衣料的裁縫則在一五六一年設立學校。基督醫院與嘉都西慈善之家,日後都在既有的慈善事業上增設公學。

重要性更為持久的,則是亨利攫取教會土地以擴充自己的倫敦狩獵莊園。今天的綠園(Green Park)、聖詹姆士公園(St. James’s Park)、肯辛頓花園(Kensington Gardens)和攝政公園(Regent’s Park),都是這樣取得並保存下來的。有鑑於隨後地產運動的巧取豪奪性質,要不是安妮.博林和她的王夫熱愛打獵,倫敦很有可能連一處中央公園都不剩。即使到了現在,倫敦市中心擁有的開放空間,仍少於任何大小相仿的歐洲首都。

伊莉莎白一世執政

亨利八世和他早夭的兒子愛德華六世接連駕崩之後,他信奉天主教的女兒瑪麗(一五五三至一五五八年在位)展開反改革,而倫敦始終作壁上觀。倫敦城始終有一部分人口強烈信奉天主教,當然也有一部分人口堅定信仰新教。一五五四年,某些學徒朝著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一行人丟雪球,當時腓力二世前來倫敦迎娶瑪麗,順道要求繼承英格蘭王位。但當瑪麗下令在塔丘燒死三百名新教徒,此舉卻也未曾引起暴動。瑪麗死後,新教史家約翰.福克斯(John Foxe)的《殉道者名錄》(Book of Martyrs),成了當時銷售量僅次於聖經的暢銷書。

伊莉莎白一世登基(一五五八至一六○三年在位)為倫敦帶來了勉強的穩定。女王的首席顧問伯利勳爵(Lord Burghley)處理城市與君王關係的外交手段爐火純青,而他的情婦生活節儉令人讚賞,也提供了助益。於此同時,倫敦城的地產市場仍在消化亨利解散修院的後果。威尼斯大使報告,倫敦城「由於眾多教堂和修院的廢墟而面目全非,它們在此之前皆為修士與修女所有」。另一位使節記載:「由於近年解散會院之故,許多房屋仍然空置,無人想要收歸己有」。市場宛如蓄水被抽乾一半的水庫,重新填滿需要時間。解散修院後,約有六萬人居住在倫敦城內,(大)倫敦的人口則是十萬左右。到了一六○○年,入住修院地產使得倫敦城人口增長到十萬,整個倫敦總計則是十八萬人口。倫敦城人口仍占多數,但只是略高於多數。

伊莉莎白在位期間的倫敦,愈來愈受到國外事件制約。一五七二年,法國王太后凱薩琳.德.梅迪奇(Catherine de Medici)引發了屠殺新教徒的聖巴托羅繆節大屠殺,成千上萬雨格諾派(Huguenots,法國新教徒)逃往倫敦避難。他們多半是技藝純熟的工匠和商人,迅速融入了城市經濟中。四年後,西班牙將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施行於法蘭德斯,導致安特衛普在「西班牙之怒」(Spanish fury)中慘遭亂軍洗劫,七千名市民遇害。安特衛普長久以來都是倫敦的貿易夥伴和競爭對手,倫敦再次成為這場天主教迫害的受益者。十年後,倫敦城強壯而獨立的形象,由於一五八八年腓力二世的西班牙無敵艦隊入侵英格蘭失敗而更為加強,這場戰敗也終結了他將英格蘭納入羅馬教廷管轄的企圖。

歐洲大陸的這些發展,將英格蘭的外交政策帶往新方向,朝著直到此時仍被視為西班牙、葡萄牙與尼德蘭等國專屬之地的新世界發展。正當伊莉莎白的對手們試圖將自己的信仰強加於其他歐洲人,她的船隊則乘著貿易風揚帆出航。法蘭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曾在一五七七至一五八○年間繞行世界一周,宣告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屬於英格蘭王室。他和水手同儕們受到鼓勵,把握每一個機會探勘和牟利,這樣的追求在無敵艦隊入侵之後,變得跟海盜沒有兩樣。腓力二世懸賞要砍下德雷克的人頭,金額相當於今天的六百萬鎊。在伊莉莎白治下,英格蘭踏出了從歐陸近海列島邁向海外帝國的第一步,即使謹慎的伯利懇求把搶來的戰利品歸還西班牙,也是徒勞無功。

逐步成為歐洲金融中心

準備好迎接這種機會的其中一位典型倫敦城商人,是來自諾福克的布商理查.格雷欣(Richard Gresham),他在二十五歲時已經開始貸款給亨利八世,他後來當上了參議、市長和下議院議員。修院解散時,格雷欣受託進行前文所述的談判,以確保修院的醫院移交給倫敦城。他的兒子托瑪斯.格雷欣爵士(Sir Thomas Gresham)則成為王室代理人和駐安特衛普大使。他的財富超越了父親,操控金融肆無忌憚,即使在他的時代裡都被看成是個騙子和貶值貨幣的人。儘管如此,都鐸王朝所有四位君王——亨利八世、愛德華六世、瑪麗和伊莉莎白一世——全都仰賴他管理他們的貸款。

格雷欣監督了倫敦發展的一個關鍵時刻,那就是它接替安特衛普,成為歐洲北部商業樞紐的時刻。他反對倫敦城的排外姿態,請求女王接納逃離西班牙迫害的法蘭德斯流亡者,因為這將會「令倫敦城獲益良多」。格雷欣提議在倫敦成立證券交易所,超越安特衛普的證券交易所。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由法蘭德斯建築師設計,使用法蘭德斯的石材和玻璃,在一五七一年啟用,樓頂上裝飾著格雷欣家的蚱蜢家徽。由柱廊迴繞的交易所,是倫敦第一座文藝復興形式的城市建築。它的拱廊可以容納四千名商人,其中包含一百六十個出租攤位。

在逐步鞏固倫敦作為歐洲最重要金融中心地位的許多聰穎資金管理人之中,格雷欣是第一位。伊莉莎白稱他為「必要之惡」,並且樂於前往他在米德塞克斯奧斯特利(Osterley)的宅第拜訪他。據說有一次,她在晚餐桌上說到,要是築起一道牆穿過院子,院子會更好看許多。到了早上,就出現了一道牆。這是一項公開宣告的證明,證明的不是格雷欣對女王的敬愛,而是他所主張的「有錢能使鬼推磨」。他創辦了格雷欣學院(Gresham College),這所學府足以匹敵牛津和劍橋,日後成為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的榜樣。一五七九年格雷欣逝世時,這所學院位於他在主教門的豪宅裡。如今它在霍本的巴納德律師會館(Barnard’s Inn)裡,繼續以講座形式存續著。

倫敦城這時跨出了第一步,從產品交易者轉變為信貸供應者,實際上是金錢的買家和賣家。信貸以信任為基礎,信任的是對方會償還債務,這涉及一個彼此認識且能夠彼此仰仗的人際網絡。對信貸至關重要的是倫敦城穩定的政治結構,與上游乃至境外的君王們瞬息萬變的人格成為對比。位居倫敦城頂峰的不是單一人物,而是二十四個參議,受到親戚關係與終生任期強化。但他們即使是朋黨,卻是個開放的朋黨,不斷由惠廷頓、格雷欣這類來自外省、胸懷大志的青年刷新。

※ 本文摘自《日不落.倫敦》,原篇名為〈都鐸王朝的倫敦 西元一四八五至一六○三年〉,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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