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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優遠;譯/方祖芳

從某些角度來看,低收入父母的經驗與較高收入的父母沒什麼兩樣。我的電話不時出現孩子同學父母傳來的訊息,代表大家都很關心孩子的學業;採訪不同階級背景的父母,我發現所有家長都花很多時間和精力關注孩子的在校學習情況;報紙的讀者來函和網路時常有關於學校、家庭作業及考試的討論,透露出國民集體的深切焦慮;我們不時聽到專業女性為了監督孩子課業而辭職或休長假;每個人都了解孩子面臨大考的壓力,以及父母的感受;許多新加坡父母抱怨小學的課業變得過度艱澀。

接受我訪談的低收入父母無法真正協助孩子寫作業,他們當中有很多人連小學都差點沒畢業。朋友(多半是大學畢業生)告訴我,到了小學三年級或四年級,他們就不太能協助孩子做作業。幾名中產階級的受訪者(來自目前進行的研究計畫)告訴我,他們必須上課,學習如何輔導孩子的課業,尤其是數學。因此,實際情況是父母很難引導孩子的學業,畢竟大多數家長都不是老師。嘮叨、吼叫、體罰、抗拒、眼淚,經常在父母協助孩子做功課的親子互動過程中出現。一名受過大學教育的母親坦率地告訴我,高壓的教育制度及她對孩子成績的焦慮,導致她與女兒相處的時光經常很不愉快,她意識到破壞親子關係的行為模式,卻無法停止。

艱澀的內容、明白考試對孩子的未來影響深遠,以及無力協助孩子的課業,都促使補教業蓬勃發展。財力雄厚的父母可以從一開始(有些從二、三歲開始)就固定(即整個學年)讓孩子補習;一般收入的父母可能放棄其他家庭需求,在重大考試前或針對孩子有困難的科目聘請家教。14在今天的新加坡,補教業是價值十億美元的產業,父母投注很大一部分收入在補習費用上。15

文化資本

除了學科補習外,也有各式各樣的「才藝」課程。其中一部分是為了進一步磨練有助於學科成績的技能,其他則是作為保險,讓孩子培養其他類型的「才華」,這樣一來,即便學業成績不佳,也可能進入所謂的「好學校」或較高分流。這些課程的存在,也告訴我們另一件事:有些父母會鑽研制度如何運作、積極替孩子爭取。父母希望孩子得到最好的當然無可厚非,但要注意的是,替孩子爭取並非不分階級,而是對特定類型的父母來說比較容易,也就是自己在同樣的制度裡表現優異,並了解其中邏輯的父母。這些父母在與老師互動時,會視特殊待遇為理所當然,也有時間替孩子爭取,並且有充裕的預算購買書籍、僱請家教、減少全職工作時數。

社會學家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認為,社會地位較高的父母透過與孩子說話的方式,讓孩子學習社交、與權威人物的連結,以及對藝術和音樂等事物的理解,藉由耳濡目染的方式向孩子傳遞優勢,16他稱為「文化資本」,也就是學校獎勵卻沒有傳授的特質。17之所以稱為「資本」,是因為這些事物最後會轉化為正式文憑和受認可的地位,受到認可是因為孩子的相對優勢和劣勢,以及學校隱藏的要求並不明顯;換句話說,人們多半認為遊戲規則是公平的。透過正規教育的階梯爬到社會階層頂端的人,無論是他們自己或在他們下面的人,都認為那是基於個人的努力,因此是他們應得的。

布赫迪厄認為,我們很難明確說出哪些特質會成為資本,這些特質也很難複製;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的不同之處,正是在於轉化為社會權力的不只是金錢。在現代大都會裡,從上海到紐約、從首爾到新加坡,我們看到父母的做法符合布赫迪厄的理論:在與學校平行運作的商業中心,經濟資本每一天都毫不掩飾、不害臊地轉化為文化資本。

在檢視低收入孩童的求學經驗時,我們必須記得這些社會現實。

能力分班

儘管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學校的表現不盡相同,不過還是可以看到類似的模式。許多孩子幾乎一進義務教育體系就馬上落後,他們的程度比不上富裕家庭的孩子,那些孩子在上小學一年級的第一天就能夠讀寫。很快地,許多孩子的英文和數學不是勉強及格,就是不及格。他們在母語方面通常表現不錯,代表只要接觸夠多,他們確實有能力學習。

許多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小學一年級和二年級就被認定有問題,必須離開課堂,參加學習支持計畫(Learning Support Programme, LSP),或數學學習支持計畫(Learning Support Programme for Maths, LSM)的額外輔導。輔導課程雖然有幫助,不過孩子要趕上並不容易,因為程度較好的孩子持續快速前進。到了小學三年級,許多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已經被編到程度較差的班級。儘管每所學校對於小學三年級和四年級採用不同的能力編班方式,但是孩子很清楚自己和其他人的差異。到了五、六年級,許多孩子的成績實在太差,必須部分或全部科目都上所謂的「基礎班」。

接受我訪談的大多數父母表示,他們的孩子仍然正常上學,但是有很多孩子顯然覺得表現不如人,並因此感到沮喪。有些孩子開始抗拒上學,如果家庭生活不那麼穩定,像是生活改變、工作時間不固定、收入不穩、夫妻吵架、孩子必須承擔諸如照顧年幼弟妹的責任等,父母就很難掌控孩子的上學時間。一旦孩子沒有固定上學,在學校的社交關係也會受影響。他們回學校後,沒有朋友、被同學嘲笑或欺負,都會導致他們更不想上學。

孩子和家長都可能遇到許多與學校無關的家庭問題,但是要了解他們的學業成績為何落後,就必須了解他們上學的經驗。這點在我與縱使面對重重困難,卻依然讓孩子每天去學校的父母交談時格外明顯。

剛進小學後不久,孩子就按照能力分班。這等於向他們發送強烈的訊號,告訴他們老師和學校如何看待自己,進而影響他們對自己和自身能力的看法。這些孩子的潛力並不亞於高收入家庭的孩子,但是隨著時間過去,他們愈來愈跟不上。一旦被分到較低分流,就幾乎不可能轉到程度較高的班級,部分原因是他們學到的東西遠遠少於較高分流的孩子,所以大多數受訪者的小孩光是通過小學離校考試就是不小的成就。大多數孩子進入中學後,被分到程度最低的班級,有些乾脆輟學;少數孩子從中學畢業後,進入工藝教育學院。在我三年田野調查中,僅僅少數幾個家庭的孩子進入理工學院,只有一個女孩有資格念大學。

理論上,所有教育途徑都可以讓學生在畢業後過著還算舒適的生活,事實上卻是有限的學歷,導致他們從事與父母相似的低薪工作。宣稱所有軌道都很好、所有路徑都有價值實在很虛偽。倘若真是如此,而且如果新加坡人真的相信這件事,補習班早就關門大吉了。

要求早慧,包括很早就開始分流,如何導致這樣的模式?

凡是教育界的人都知道,學生對於同儕間的比較很敏感。一位老師告訴我,後段班的學生會說「我很笨啦」或「我就是懶」。他們不願意努力,是因為不相信自己可以成功。老師必須花時間和精力,處理自尊心低落與缺乏動力引發的行為問題,這些學生較可能干擾課堂、逃學或不做家庭作業。這樣的現象不只發生在新加坡,教育學者也不是不知道這個問題,珍妮.奧克斯(Jeannis Oakes)曾進行一項關於分班的經典研究,她發現根據狹隘的學業能力標準來分班,會造成諸多負面影響,其中包括學習成績低落的學生通常認為自己不擅長學習,因此不像成績好、認為自己有學習能力的學生那麼努力。18換句話說,教育界人士認為低收入家庭孩子「學習動機低落」的現象,在學校環境裡複製。具體而言,把孩子貼上標籤會造成自我應驗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19 進而影響孩子的學習行為。20

註釋
14 二○一二年度與二○一三年度,不同家庭每個月花在補習費和其他相關課程費用(家教、補習班、其他課程)的支出差異十分明顯:收入在第一至第十百分位的家庭共花費二十五.一新加坡幣(臺幣五百二十九元);第四十一至第五十百分位的家庭花費是前者的四倍(九十九.六新加坡幣,臺幣二千一百元),第九十至第一百百分位的家庭花費則是七倍(一百八十一.四新加坡幣,臺幣三千八百二十六元)。參見新加坡統計局(2013)。
15 Wise(2016)。
16 拉羅和沙姆斯.可汗(Shamus Khan)根據布赫迪厄的理論,分別找出並追蹤這些特質在日常生活和菁英學校裡如何形成。參見Lareau(2011);Khan(2011)。
17 Bourdieu(1989)。
18 Oakes(2005 [1985])。
19 譯注:自我應驗預言是指人們先入為主的判斷,無論正確與否,都將或多或少影響到人們的行為,以至於這個判斷最後真的實現。
20 重要的是,奧克斯也指出,後段班學生學習機會較少。他們接觸的教材品質較差、數量較少,花在學習上的時間也沒有那麼長。

※ 本文摘自不平等的樣貌》,原篇名為〈在一試定終身的環境下養育小孩〉,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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