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賴俊佑

「空著手,猶如你來的時候。緊皺的額頭,終於再沒有苦痛。走得太累了,眼皮難免會沉重,你沒錯,是應該回家坐坐」──蕭煌奇〈末班車〉

今天的病人是一位十五歲的弟弟。前幾天,因為突如其來的頭痛、嘔吐、癲癇,從外院急診診斷 brain AVM rupture(腦部動靜脈畸形瘤破裂)送到我們醫院搶救。電腦斷層呈現大面積的腦出血,弟弟也從此沒再醒過來。

等了幾天,腦內的 BZD(鎮靜藥物)濃度下降到正常範圍。腦死判定在今早凌晨通過,家屬決定器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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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十五歲弟弟比我高、比我壯啊!」昨晚前往友院摘取另一個器官前,我瞄了一下病歷。

「十五歲的我……是在念國三嗎?」

國三的我,應該在準備基測吧?整天需要煩惱的問題就是考試有沒有辦法再多增加幾分,下次模擬考校排能不能再前進幾名。媽媽也總會細心地幫我們準備好便當與宵夜,讓我們在讀書的空檔,特別是夜闌人靜的時候,能感受到一絲來自書本外的溫暖。

我其實有點忘了為什麼當初要以醫學系為志向了。或許是轉頭瞥見哪位醫生世家同學而心生羨慕,抑或是感受到在課堂上,從老師耳提面命的光宗耀祖、為校爭光的期待。不過,基本上,在我們成長求學的社會氛圍裡,能夠填上醫學系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情。

雖然我是一直到很後來很後來,才稍稍能夠理解這些話的意思。

今早輪到敝科摘取器官前,友院的移植團隊早已將最需要與時間賽跑的器官,如心、肺等取出,再用無菌容器仔細盛起。

畢竟器捐承載受贈者家庭的殷殷期盼。這份責任,需要慎重以待。

泌尿科取腎往往都排在最後,因為只有腎臟可以在冰好幾個小時後,移植在病人身上還能活跳跳。而很自然,最後要幫病人關好所有的傷口,泌尿科醫師也責無旁貸。

但當我與對面的學弟一起關傷口時,開刀房的門突然打開來。

「賴醫師,有一件事想請你幫忙。」器捐協調師走了進來。

「好啊,你請說。」我似乎瞥見協調師戴著手術帽與外科口罩中露出來的眼睛紅紅的。

不過,這種三更半夜的時段,每個人都是開啟「血輪眼」模式在工作,我懂。

器捐協調師拿了幾個不織布的填充物給我看。

一般來說,在開刀房,穿著無菌手術衣,且戴著無菌手套在手術台上的我們,是嚴禁觸碰任何沒有消毒過的東西。

「這是病人媽媽這幾天幫弟弟親手縫製的心臟、肺臟、肝臟,還有腎臟。」

器捐協調師吸了一下鼻子,跟我說。

我仔細看了一下她手上小巧、細緻的「器官」。臟器大小與形狀縫得維妙維肖,精美到拿去當教具,都不為過。

「媽媽希望,雖然弟弟的這些器官去造福更多比他們需要的家庭了,但弟弟的身體裡還是沒有任何一丁點缺陷,就跟媽媽剛生下他的時候一樣。」

老實說,從 R1(住院醫師第一年)開始到現在,關過的大體也不在少數,但聽到這裡,我不禁有點鼻酸。

我很難想像,一個母親需要有多堅強,才能做出器捐這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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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情,在台灣的醫療環境之下,初衷早已抹滅殆盡;再多的生離死別,只要下了班,離開醫院,就不會再想起。但唯有器捐,我一直以為自己已經習慣,但卻始終仍無法適應。

器捐的腦死判定,需要經過三個步驟:首先是完全昏迷合併腦幹反射的缺失,其中包含眼睛、角膜、口咽(吞嚥和咳嗽)與呼吸;再來要斷開患者呼吸器的連結長達十分鐘,確認無自主呼吸;最後仍要再次排除腦死外造成深度昏迷的其他原因,例如藥物與代謝中毒、體溫過低,或休克。

而且為了慎重起見,第一次腦死判定在經過如此全面評估過後的六小時,還得依上述的判讀流程,再扎扎實實、重複地走一回。

生命,是如此的脆弱,但也因為如此,更值得我們的謹慎。

我依稀記得我跟學長上第一台器捐手術時的震撼。

病人在仍然活著的情況之下被開腸剖肚,在我們將所有要移植臟器的重要血管都接上人工管路,並打進充足的器官保存液,以維持組織的灌流(cannulation)後,一聲令下,將身體裡最粗的主動脈幹道剪斷,然後各科醫師便分頭各自用最精湛的技術,將必須要保留的重要血管與膽管或輸尿管等,需要一併移植進身體不可或缺的管路摘下,在最短的時間裡。

對於病人在腦死階段,甚至整個身體被打開,插滿各種人工管路的時候,其實我到現在也還不太明白,那個時候病人是不是算是活著。

各種重要的基本生命徵象,如血壓、心跳與呼吸,都可以藉由人工呼吸器與藥物維持得甚至比你、我都更好。

但對於病人什麼時候死亡,沒有人會有絲毫疑惑。

那是在一刀剪斷主動脈時,那是在病人全身血液剎那噴湧而出時,那是在所有的真空抽吸管開到最強,我的手上仍感覺到鮮血不斷,握緊拳頭,卻又抓不住任何東西時。

當所有需要移植的臟器都取出後,開刀房頓時人去樓空。

需要與時間賽跑最重要的心臟,往往會以直升機緊急運送,而肝臟或腎臟等能夠容許在體外時間稍微多一些些的臟器,則以高鐵或救護車接應。

我們關器捐病人的傷口,約莫需要兩個小時……仔細纏繞胸骨的鐵絲後,肉線需要從頸部縫到恥骨,若有取肝臟的話,還要多縫一個十字。

一針一線,不同於取器官時的十萬火急,我們有更多的時間,將想對病人說的話,一起縫進大體,填補遺憾。

「病人器捐手術已經順利完成。謝謝您們和弟弟的大愛捐贈,嘉惠了更多的家庭。在拔管前(名義上),我們會讓你們有時間和弟弟告別。」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也逐漸變成在場最資深的醫師。而必須說的這些冷冰冰的話,我也想盡辦法讓它更有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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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堅持要自己幫弟弟拔管,而這些事情原本都是我們醫療團隊代勞的。因為此時病人名義上已經死亡,拔管雖然是醫療行為,但此時的象徵性早已遠大於醫療性。

拔管時,媽媽堅強得令人心碎。

媽媽的眼角噙著淚,不發一語。

整個手術室只剩下念佛機空泛的佛號。

於是,我們默默地離開手術室,在外暫等。

旁邊的麻醉科護理師哭得比媽媽還傷心。

約莫五分鐘後,家屬整理好情緒,我們回到手術室。拔完管後,往生室的人來接手,準備將病人送到地下室去了。

「我是泌尿科總醫師,在此謹代表所有本院的醫療團隊,謝謝您們與病人的大愛付出,謝謝。」

深深的一鞠躬後,手術室的門關上。

我卻覺得總有股情緒,仍縈繞在胸口。淡淡的、酸酸的,有點陌生,我卻永遠不想去熟悉。

「別逗留,末班車要開了。路到了盡頭,回頭是為永留心口的人,好好走。」

願逝者能早日走出死蔭的幽谷,並永遠不必怕遭害。

因為你早已用另一種生命傳承,活在許多人心中。

※ 本文摘自《開刀房的溫暖》,原篇名為〈弟弟的末班車──一個母親需要有多堅強,才能做出器捐這個決定〉,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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