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看不順眼，警察刑求他，法官讓他揹起殺人黑鍋

文／許玉秀（前司法院大法官、模擬憲法法庭暨模擬亞洲人權法院發起人）

在警察可以隨時街頭臨檢，打開車門，看到駕駛穿拖鞋開車，可以根據違警罰法開罰單的時代，穿拖鞋開車，已經是違反違警罰法的行為不檢，那麼要變成公權力眼中的流氓，何其容易？娟芬在本書的故事中，舉出了新聞界的大樹如王健壯（雖然未遂）、文學界的巨擘如王文興，這些當年的文藝進步青年，也都讓警察有權力下手修整他們的儀容，這表示他們的言行，都屬「違法」範疇，而非僅止與道德規範牴觸而已。而當小偷一旦被逮到，可以一口氣被堆疊幾十件沒有做過的竊盜案，事屬稀鬆平常時，公權力讓眼中的不良分子揹殺人的黑鍋，又怎麼會眨一下眼睛呢？

流氓王信福，流氓和王信福有著相同的比重。但是和死刑犯這個生命大特寫相比，流氓，只能算王信福少年到老年的生命小特寫。不管是流氓或死刑犯，這兩種身分縱使和王信福脫勾，都顯然有著共同的生命背景。娟芬在本書中所描摹的時代地圖裡，不管是政治上的戒嚴，司法的史前時期或歷史時期，所呈現的公權力，都有著同一顆腦袋。這顆腦袋所行使的都是不受節制的權力，沒有基本的內在工作紀律，面對外界的質疑也依舊我行我素。就是這樣的腦袋，成就了這本書中王信福死刑冤獄的大特寫。

小特寫中寫得最深刻的，應該是一九五五年制訂公布的「取締流氓辦法」，也就是後來幾經修正而成，遭大法官三度局部宣告違憲，最終在二○○九年一月廢除的檢肅流氓條例。的確，一如娟芬所考證，以取締、整治流氓做為一種政治控制手段，中華民國政府不需要向日本政府學習，雖然日治時期有「取締臺灣浮浪者規則」。而且「懲治土豪劣紳」比起「取締流氓」打擊範圍可以更廣，中國人的手段比日本人厲害多了！不過要說日本殖民政府對流氓的整治有傳承，也不是不可以。這可以從受規範者的角度來看。從臺灣人民的角度來看，這套政治控制手段，沒有因為政權更替而改變，在中華民國到臺灣來以前，臺灣人不曾領教過中國人懲治土豪劣紳的手段，中華民國來到臺灣之後，就把懲治中國土豪劣紳的手段，施用在臺灣流氓身上，「被流氓」對臺灣人民而言，是有傳承的。

至於烘托王信福死刑冤獄大特寫的司法史前和歷史時期，娟芬以深入淺出的文字，配合具體個案，進行一場法學科普教育，例如審檢分立的歷史、法庭程序由法官依職權進行改為當事人進行等體制的改革；從警察、檢察官、三個審級的法官，如何操作不正當法律程序，沒有對質詰問程序、沒有直接審理、供述證據的前不巴村後不著店、偵訊筆錄如何成為教唆偽證的紀錄、法官對於刑求和誘導訊問如何無感，甚至似乎有心認真操作正當程序的法官，突然調離的不無可疑之處等，都能夠傳佈一些關於刑事訴訟程序的基本知識，以及憲法對正當法律程序的基本要求。

這本書的核心故事，當然還是王信福死刑冤獄大特寫。雖然娟芬將司法運作區分為史前時期和歷史時期，但書中也沒有放心地宣告這兩個時期已經走遠，如果腦袋還是同一顆腦袋，也都可能繼續製造王信福們，書中的故事仍然會繼續上演。在二○○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做成的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大法官宣告，對質詰問權是被告受憲法保障的刑事防禦權之一。二○○六年才出現在法庭上的王信福，有受到這號解釋的保護嗎？至於審檢分立？法庭上蒞庭檢察官照樣起立僅僅回答如起訴狀的情形，似乎也不少見；法官介入職權訊問，更是許多律師的抱怨；而司法院與法務部共同舉辦慶祝司法節球類競賽活動，也不是史前時期或歷史時期的事。法官絕對不會和被告的辯護人舉辦球賽聯誼，卻可以毫無罣礙地和作為原告的檢察官共同舉辦球賽聯誼，這是記得審檢分立的腦袋嗎？

所以建議讀者要特別專心地研讀、仔細咀嚼這個大特寫，畢竟這關係每一個人切身利害，因為不管是被違反行政法規或被犯罪，都不是你介入是非，而是 ── 是非找上你。王信福為什麼要逃？避開是非之地呀！但，是非還是找上他！

王信福的死刑冤獄大特寫

在娟芬的大特寫裡面，最早出現的場景，是偵訊筆錄製作過程的誘導訊問，以及除了被她一再嘲笑的滾落樓梯不算刑求之外，隱隱約約的某種可能脅迫、施壓等類刑求或真刑求的取供過程。如果向檢察官或法官控訴警察刑求，得到的回應，也都是查無實據，或者甚至置若罔聞，那麼誘導訊問在法庭上提出來，總感覺法官在心裡冷笑。刑求被調查出來，因而讓所取得的證據失去證據能力，並因此讓起訴事實被推翻的案例，可以說鳳毛麟角。

以邱和順案為例，縱使有警察之間對話的錄音檔，法官還是「非常嚴謹地」認為查無實據。至於刑事辯護人在法庭上指責檢察官取供來自誘導訊問時，法官真的當回事，還在判決當中否定誘導訊問所得證言證據能力的案例，當真沒看過。想翻轉人民對法官的不信賴，法院還真得努力舉出一批反證才行。

再說了，王信福死刑冤案大特寫裡面，警察磨個二十四小時得出四、五份內容互有差異的筆錄，只是誘導訊問而已嗎？看起來怎麼已經是教唆偽證了？檢察官有反應嗎？法官有反應嗎？更何況由檢察官主導的教唆偽證呢？如果法官連教唆偽證都可以假裝沒看見，誘導訊問難道不是甚至一點道德瑕疵都沒有？法官是因為這樣，所以對誘導訊問的質疑習慣性置若罔聞嗎？

關於判決品質的不能取信於人民，真是法官被冤枉了嗎？可以看看大特寫中幾個非常經典的例子，一個剛好和對控訴刑求的回應有關。非常經典，意思就是常態、非常普遍，不是特例。

王信福案一審判決說「上開判決（嘉義地方法院七十九年度訴字第三六七號刑事判決）非但完全未提及有證人吳俊翰於本院審理中所稱遭刑求之驗傷單，且認定吳俊翰警詢中之證述可採，是吳俊翰辯稱其曾於警詢中遭刑求云云，即屬無據，而無足採」（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九十五年度重訴緝字第二號刑事判決）這是甚麼意思？答非所問？還是警告被告不要挑戰任何判決？

被告所請求的，不正是請求法院，去調查十幾年年的判決為什麼不理會被告對於刑求的控訴嗎？不是控訴史前時期沒有調查，請歷史時期的法院調查嗎？判決竟然直接回答：以前的判決並未記載有證據？！法院當初沒有調查，當然沒有證據！不必親自到過去的故事裡面檢視一遍，直接承認以前的判決沒錯，這不就是擺明了自始不打算理會被告的請求嗎？所以對王信福的審判只是過個水而已？這就是法院面對刑求控訴的態度，清清楚楚地擺在那裡！

判決又說：「承辦員警於案發之初，亦不知係何人開槍，應無可能為故入被告王信福之罪，而刑求吳俊翰，要求其為不利於被告王信福之證述。是吳俊翰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詞尚難憑採。」（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九十五年度重訴緝字第二號刑事判決）娟芬說這是不負責任的臆測，因為法官顯然沒有仔細比對筆錄，警察老早認定王信福是主謀，而以這個方向在鞏固證人的證詞，證人沒有說到這個點上，是不能回家的。不過我倒覺得法官太搞笑了，這是賣萌嗎？法官完全不介意表現得讓警察覺得他們涉世未深？法官這是裝傻還是真傻？不正是因為不知道何人開槍，就不能破案，才會不惜使盡各種脅迫手段，以逼出不實證言嗎？王信福之所以成為警察眼中適格的犯罪嫌疑人，因為有不少證人說他有表現不高興的情緒，這是唯一可以製造殺人動機的線索。對警察而言，不滿的情緒是一個破口，從對歌曲伴唱帶缺漏的不滿，擴大到對人、對警察的不滿，對辦案的警察而言，就容易得多。以結案為最高工作目標的法官們，不可能不知道破案獎金也是警察的神聖目標，所以法官是在裝傻！

判決還說：李慶臨兄弟雖然因為賭大家樂曾經被警察逮捕，與警察有仇，但不可能因此向警察復仇。到了更三審又加了一句：時間隔那麼久，不可能是要復仇。（間隔那麼久？其實隔年而已。）但卻同時認為王信福因為點歌不如意，警察不跟他一起唱歌（這是未經證實的證言，假設是真的），而有足夠的動機殺害警察！

如果質疑王信福只是因為唱歌不順，怎麼可能就動了殺人的念頭？法官的回答，通常不是旁徵博引、仔細解釋為什麼這樣的動機合理，而會這樣回答：就是為了不一起唱歌這樣的細故而殺人，更可見被告惡性重大，故應處以極刑。去年夏天曾經喧騰媒體將近兩週的縱火犯湯景華案，針對這樣的質疑：只因為和遭縱火死亡的家人有口角和輸掉告訴傷害的官司，湯景華就有縱火燒死對方和其家人的故意，這樣的推論合理嗎？事實審法院沒有回應為什麼可以因而推論出湯景華縱火，就是為了故意殺人，而是直接認為正因為細故而故意縱火殺人，湯景華惡性重大，應處死刑。

這種答非所問、循環論證的邏輯謬誤，在各級法院的判決中，根本經常可見。這不是想怎麼判，就怎麼找理由嗎？這樣處處舌燦蓮花，死活可以任意說的刑事判決，令人萬分心痛地，還真不少啊！

※ 本文摘自《流氓王信福》推薦序，原篇名為〈這本書只有她寫得出來〉，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