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8歲起「被消失」長達十幾年，施虐者沒有半分愧疚

文／張娟芬

研究王信福的案子未久，我便知道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冤案。「前所未有」，意思是，他和我們熟悉的冤案樣貌，都不一樣。

我們熟悉也期待的冤案故事是：清白的人被判有罪，經過一番努力，通常包括律師運用法律技術、鑑定人運用科學技術、人權工作者運用社會影響力，合力改正了錯誤，沉冤昭雪。就像一個數學習題起先算錯了，後來加加減減重算一遍，得到正確答案。

前所未有的冤案

王信福案不是這樣，而且幾乎不可能是這樣，因為我們熟悉的冤案故事裡總是要一個「水落石出」，一個可靠的「真相」。王信福案卻因為原判決僅依賴證詞，而證人已經死了大半，活著的也因為時間久遠，無法評估正確性了。因此，我從一開始就知道，此題無解。

但我們不喜歡「此題無解」。人喜歡確定性，無論學術訓練如何違反直覺地訓誡我們，確定性是一個虛幻倒影，我們心底還是有著頑強的渴望，「那真相到底是什麼？」

一個不一樣的冤案，催生了不一樣的作法。我藉由王信福案摸索著發展出證據結構分析法，把他的判決徹底解構一番（見「延伸閱讀」）。然後，我想繼續往下寫，但知道不可能寫成像《無彩青春》一樣，也不可能寫成像《十三姨KTV殺人事件》一樣。因為王信福就是一個不一樣的冤案，也因為，我不太能夠容忍一個寫作者不斷自我重複。

我反覆細讀王信福的卷，很快有了構想：這個案件應該放在更大的社會背景裡頭來看。像史景遷，比如說。他在《婦人王氏之死》與《胡若望的疑問》裡，都表演了這樣的技法：在宏大的畫幅裡，描繪一個小人物。這種寫法的困難在於：如何讓個人的小歷史與社會的大歷史聯繫起來？

歷史裡的大人物與驚天動地的歷史事件之間有直接的關連，比如毛澤東想很有規模地打上一架，於是就出現了一場戰爭。大人物操縱歷史。即使不是唯一行動者，他的行動仍然明顯可見。

但小人物不是這樣，小人物即使被歷史操縱了，也幾乎不著痕跡。小人物在歷史裡不會留下紀錄，在他自己的回憶裡，也不會用大歷史來當作切分點。大歷史與他何干？

這時，我因緣際會看了王攀元的畫。王攀元是臺灣畫家，他畫枯山水、枯樹，主題是孤獨。但他畫了一隻小狗，抬頭在看那棵枯樹。整幅畫是大孤獨，那隻狗是小孤獨；大歷史跟小歷史的關係可能就是這樣。

王信福與那個時代的關係，就是小狗與枯樹的關係。若沒有一隻小狗注視著他，枯樹便不存在。我恍然大悟。

在《流氓王信福》裡，「阿玉」最適合扮演這個既有關、又旁觀的角色。所以我在阿玉身上用了一些虛構的技巧，借用她的疑問或感懷，把小人物與大歷史縫合在一起。這個作法有點類似拍攝歷史紀錄片時，以戲劇方式重現當年；雖然不是即時拍攝、不是當時的事件實景，但虛構是為了呈現真實。例如香港反送中運動紀錄片《時代革命》，部分訪談就由演員取代真人演出。我訪談阿玉時已經向她說明這個作法，書成之後請她看過，心裡難免有點忐忑。結果阿玉看了兩回，兩次都哭了，她帶著鼻音，卻笑著說：「我也不知道我怎麼回事。」我才放下心。

非虛構寫作是有倫理底線的

既有的流氓研究不算多，以警政系統、法制史角度者為大宗，據以分析的資料多半是法令規章、執行成效、法律條文變遷等等，偏向政府的「前臺」。然而近年許多國家檔案陸續公開，《流氓王信福》受惠於此，得以在舊檔案中尋找線索，了解政策制訂時的討論過程、參照點、各方不同意見等等，猶如鑽進政府的「後臺」窺見真正的決策過程。許多文獻很可能是第一次有研究者使用，希望本書可以引起更多深入鑽研的興趣。

《流氓王信福》是非虛構寫作，而非虛構寫作有它的倫理要求。人的眼睛想看新奇的物事，過去大家喜歡去馬戲團看奇形怪狀的人，近年則流行奇觀式的人物採訪，潛入別人的人生，看他起高樓又看他樓塌了，以佻達的文字華麗地揭露各式各樣的心理奇癖。這或許真的能夠滿足讀者 ── 偷窺慾也是人性裡很真實的一部分。別人的秘密當然好看，掀別人的被窩當然有快感，受訪者最好都不設防，或者我們一起來突破他的心防吧！

但我對此終究是有意見的。公眾人物與鎂光燈共處，他們犧牲隱私換取名聲，也將計就計地把私事包裝成他們的「親和力」。他們懂得公關操作，這對他們是個划算的買賣。但是小人物呢？他們訴說人生故事往往只是不懂得算計，單純地在一個友善的人面前掏心掏肺，而沒有預想自己將以什麼樣貌出現在別人的筆下。他的不設防，也許是他沒有想到要設防，而不是他有神功護體不會受傷。文章登出來了，公眾人物如果不高興，就從記者、總編輯一路告到社長、發行人，官司輸贏事小，真正的用意是警告他們以後小心點，別來招惹。小人物如果不高興呢？至多弱弱地說一句：「我保留法律追訴權」，然後被法律系的嘲笑說哈哈哈沒有這種東西。小人物不會因為成為奇觀就「爆紅」、獲得什麼利益，但他的真實人生卻可能必須承受這個後座力。

《流氓王信福》是在這樣的考量下寫的：抗拒著讀者的「想看」、「想知道」，不追求戲劇性、衝突性，不追求「別人問不出來，只有我問得出來」的內幕。我認為非虛構寫作就是「無菜單料理」，不能點菜的，端上來什麼，就吃什麼。不能在冬天強求要吃龍眼，即使夏天也不能強求一定要吃到龍眼。不可以寫的原因有很多，有時候連原因也不可以寫。牽涉到司法與犯罪的題材，尤其不能迎合讀者的「想看」、「想知道」，而必須處處畫下界線，不越雷池一步。

所以這書裡有「空白」，因為我相信那是倫理上的必要。我對自己說：素淡也是滋味，不要追求濃油赤醬。安靜也是聲音，呼吸也是動作，不要追求一些不重要的東西。

採訪、營救之艱難

《流氓王信福》的採訪非常困難。王信福關在臺南看守所，通常會面的時間大約是二十分鐘。採訪需要熱身，二十分鐘等於才剛寒暄完，就要說再見了。如果辦「特別接見」則須勞師動眾，走另外的程序。無論哪一種，看守所的接見場地大約像一個加了透明隔板的郵局櫃臺，談話內容也在所方監控之中。阿玉熱情健談，但是王信福和阿玉差九歲，這個差距落在七十歲與六十一歲是無所謂的，但是十八歲與九歲就差很多了，十八歲少年在外面遇到什麼好玩事，回家才不會告訴九歲的妹妹。十八歲以後的王信福不常在家，等到他三十幾歲重獲自由，阿玉又已經結婚；兩人「動如參與商」，難怪阿玉對王信福知道得很有限。

與案件相關的諸多人物，有的已歿，有的不知去向，有的不願意接受採訪。寫《流氓王信福》感覺如同無米之炊，每一條路都是死巷，每一扇門都敲不開。如果這書只是寫好玩的，我早該放棄了。但這是死刑案件，又是一個威權餘緒陰魂不散的例子，平反王信福，有著司法改革、廢除死刑與轉型正義的多重意義。於是這書便與案件的救援一起，充滿挫折地繼續下去。

可以說「雖然充滿挫折但繼續下去」，也可以說「雖然繼續下去但充滿挫折」，兩種說法都是真的，要說哪一種，就看那天心情好不好，天空藍不藍。平反王信福的困難度很高，而一件困難的事情，很難叫大家來支持。大部分人都會趨吉避凶，所以成功的身邊總是簇擁著群眾，而失敗就只有他自己。

不容易中獎的彩券沒人要買，何況也沒有幾億彩金作為誘因。

大部分人看到事情便衡量其中的利害關係，據以決定要不要投入；只有少數人思考其中的是非，而且重視它，超越利害關係。因此，我特別珍惜在案件早期就投入的人：林欣怡、王怡今、高烊輝、許玉秀、錢建榮、李佳玟、陳欽賢、盧于聖、張譽馨、鍾鳳芝、黃芷嫻、顧玉玲、王盈勛、錢翔、羅士翔、高涌誠、王健壯、邱顯智、DK，感謝一路同行。連失敗也不害怕的人是最強大的，謹以此向王信福救援大隊的同伴們致意。

威權施加不義烙印

值得一記的是，管訓的這一段過去，是威權國家不義的高壓統治，在少年王信福身上烙下「壞人」的烙印，以後一路不回頭；這個觀點，是我訪談與閱讀史料之後的看法，不是王信福向我推銷的觀點。我認為他並沒有這樣的觀點。

就像許多被欺壓的人一樣，他吞下了自己的命運並與之共存。像許多經歷威權統治的人一樣，國家濫權因其全面、強力、無法抵擋，已經被當作正常自然，一個人不會向天抗議地震與颱風。像許多弱勢者一樣，他沒有足夠的資訊知道整部機器的運作。像許多被烙印的人一樣，威權烙印已成為他自我認知的一部份。

自二○一一年以來，王信福對律師、我或其他探視者，不曾主動提過以往遭受的不公平對待。直到二○一九年，我與其他志工探視時問及王信福的生平，才陸續知道管訓的事情。管訓記錄在法院前科列表裡並不存在，因為管訓不經過法院審理，所以法院沒有紀錄。是的，國家把這人從十八歲起關在指定的地方做苦工，接受「人人考核、時時考核、事事考核」長達十幾年，全不經過法院，只由警察局、警務處、警總認定。勞動現場沒有安全規範，工殤沒有賠償；逃走？刑法脫逃罪。

在這一切發生之前，王信福是木工學徒，家住平等街，狹長房舍裡有包容的媽媽與天真的妹妹，後院種滿花草。十八歲以後，就在一個又一個外島之間漂流，真的成為「流」氓。他是暗影以外的暗影，流向島外之島，困坐牢中之牢；漫長的漂流裡，他心之所繫，無非是：重回平等街。

※ 本文摘自《流氓王信福》後記，原篇名為〈重回平等街〉，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