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班可以拿走鉛筆書本，但無法讓我們停止思考

文／馬拉拉．優薩福扎伊、克莉絲汀娜．拉姆；譯／翁雅如、朱浩一

在那些失去光明的日子裡，上學是讓我堅持走下去的動力。當我身在大街上，我有種「任何從我旁邊錯身而過的人都可能是一名塔利班」的感覺。我們把書包和課本藏在我們的披肩裡。我父親常說，在小村晨光中，最美麗的事物就是孩童穿著學校制服的身影，但現在我們都很害怕穿上它。

我們升上高年級。瑪麗安女士說沒有老師想在我們這班授課，我們太愛問問題了。我們希望別人覺得我們是聰明的女孩。當我們在假日或婚禮彩繪雙手時，我們畫的是微積分算式和化學方程式，而非花花蝶蝶。我和瑪麗克‧愛奴兒之間的競爭猶在，但自那次她剛轉學到我們學校，便打敗我之後，這個打擊讓我加倍努力，並成功再拔頭籌，成為班級榮譽榜上的第一名。她則通常是第二名，莫妮芭第三名。老師告訴我們，說主考老師第一眼會先看我們寫了多少字，再來才會看我們寫得如何。

在我們三人中，莫妮芭的字最漂亮，表達能力也最好，但我常跟她說，她就是對自己缺乏信心。她非常用功，因為她擔心若考試成績不好，她的男性親戚就會以此為藉口，中斷她的求學之路。數學是我的弱點——有一次考試我甚至拿了零分——但我對這門課很用心。我的化學老師歐拜杜拉先生（我們用「先生」或「小姐」作為對老師們的尊稱）說我是一名天生的政治家，因為每當口試時，我都會說﹕「先生，您真的是一名最棒的老師，我最喜歡上您的課了。」

有些家長抱怨老師們都偏袒我，因為我父親是學校的擁有者。但同學們總是訝異於，即便競爭不斷，我們仍是好朋友，且彼此間也不會忌妒對方。我們也會在我們稱為「黑板考試」時比賽。這些考試是私立學校用來評斷該地區最好的學生的方式，有一年瑪麗克‧愛奴兒跟我拿到了一樣的分數。我們在學校舉行了另一次筆試，來決定誰能贏得最後大獎，但我們又一次平手。所以當我們在另一所學校（我父親的朋友阿梅德‧夏的學校）再次筆試時，人們就不會覺得我父親能夠為我爭取到什麼特殊待遇。我們再次同分，因此我們雙雙獲獎。

學校陸續被炸毀

直到二○○七年的年底，軍事行動仍未徹底根除塔利班。軍隊駐紮在史瓦特，鎮上隨處可見士兵，然而法茲魯拉仍舊每天「空中開講」。而到了二○○八年，隨著爆炸、殺戮不斷，情勢變得比之前更為嚴重。在那段時間裡，我們每天的話題都是軍隊、塔利班，以及被夾在兩者之間的感受。阿緹雅經常取笑我說：「塔利班是好人，軍隊是壞人。」我會回答：「如果同時有一尾毒蛇和一頭獅子過來要攻擊我們，哪一邊是比較和善的，毒蛇還是獅子？」

比起外界的恐怖，我們的學校猶如避風港。班上的其他女孩都想當醫生，但我決心要成為一位發明家，我要發明一種專門用來制衡塔利班的機器，它可以嗅出他們的氣味後摧毀他們的槍枝。不過即使身在學校，我們仍飽受威脅，我有些朋友因此決定休學。法茲魯拉持續藉由廣播告訴人們：女孩子們應該留在家裡，而他的手下也開始利用夜晚宵禁時，孩子不在學校的時候炸毀這些地方。

第一所被炸毀的學校是沙瓦贊給，一所位於瑪塔的國立女子小學。我們無法想像有人竟然會做出這種事。接著越來越多起爆炸發生，幾乎每天都有，就連明戈拉也逃不過這些炸彈的威脅。當我人在廚房時，兩起爆炸同時發生，因為我家離事發地點很近，整棟房子都在搖晃，把窗戶上方的電扇都震掉了下來。在那之後，我變得很害怕留在廚房，進出都只敢用跑的。

在二○○八年二月的最後一天，我人在廚房，當時我們聽見一聲巨響。那聲音幾可震破耳膜，而且聽起來就在咫尺。就像我們常做的，我們呼喊彼此的綽號或姓名來確認大家是否都安好。「帥哥、貓咪、嫂嫂80、卡須爾、阿塔爾！」然後我們就聽到了鳴笛聲，一臺接著一臺，就像是所有在明戈拉的救護車都從我們家旁邊駛過一樣。一名自殺炸彈客襲擊了位在哈吉巴巴高中的籃球場。喪葬禮儀師們也在路上，因為當地一名受歡迎的警察賈維德‧伊克巴在一個偏遠的地區試著要逃離塔利班的魔掌時，被自殺炸彈客奪走了性命。他來自明戈拉，他的遺體被送返故鄉下葬，同時接受警方的表揚。塔利班接著襲擊了送葬隊伍，超過五十五名民眾身亡，包含賈維德‧伊克巴的小兒子和許多我們認識的人。有十名莫妮芭的家屬也在現場，他們非死即傷。莫妮芭傷痛欲絕，整個小鎮陷入恐慌。每一間清真寺都在哀悼死者。

「你現在會害怕嗎？」我問父親。

「入夜以後我們的恐懼會增強，親愛的，」他告訴我，「但天亮了之後，在光芒中，我們會再次找到自己的勇氣。」對我們家來說，這事千真萬確。我們很害怕，但我們的恐懼卻敵不過我們的勇氣。「我們必須想辦法把塔利班從這個河谷裡趕走，這樣就再也沒有人需要承受這樣的恐懼。」他說。

和平組織迎戰

在發生重大危機的時候，我們普什圖人會採用我們的老方法，因此，在二○○八年，史瓦特的長者們建立了一個叫做和平組織（Quami Jirga）的小組來迎戰法茲魯拉。三個當地的男人穆可塔‧汗‧優薩福扎伊（Mukhtar Khan Yousafzai）、庫爾希德‧卡卡吉（Khurshid Kakajee）與扎西德‧汗（Zahid Khan），他們拜訪過一間又一間的會所，說服更多長者來加入他們的行列。一位年歲較大的長者留著一臉白鬚，七十四歲的他名為阿布朵‧汗‧卡利格（Abdul Khan Khaliq），想當年皇后到史瓦特來與我們的娃利共處時，他乃是皇后的貼身保鑣之一。雖然我父親年紀不夠大也不是貴族，他仍因他的言無所懼而被選為發言人。雖然他說起母語來較具詩意，但他的烏爾都語及英語（這都是我們的標準語）都非常流利，這表示他無論對內或對史瓦特以外的人來說，都是一名稱職的傳達者。

每一天，他都代表史瓦特長者議會（Swat Council of Elders）出席研討會或在媒體上批評法茲魯拉。「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他會先這麼問，「你把摧殘我們的性命和我們的文化當作一場遊戲。」

我父親會跟我說：「任何為和平盡一份心力的組織，我都會參加。如果妳想解決一場紛爭或脫離一場爭執，第一件事就是說實話。如果妳頭痛，但妳跟醫生說妳胃痛，要醫生怎麼幫妳？妳一定要說實話。說實話會消除妳的一切恐懼。」

當他與其他行動主義人士會面時，特別是他的老朋友阿梅德‧夏、穆罕默德‧法魯克及扎西德‧汗，我通常都會陪他一起去。阿梅德‧夏也開了一間學校，穆罕默德‧法魯克就在那工作，因此他們有時會在那裡的草坪上聚會。扎西德‧汗擁有一棟旅館和一間巨大的會所。當他們來我們家拜訪時，我會幫大家倒茶，然後坐下來安靜地聽他們討論下一步該怎麼做。「馬拉拉不單是齊奧汀的女兒，」他們會說，「她是我們所有人的女兒。」

他們往返於白沙瓦與伊斯蘭堡之間，接受了許多電臺的訪問，尤其是「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與「英國廣播公司」（BBC）。他們輪流受訪，因此總會有一個人能空出時間，以便不時之需。他們告訴人們發生在史瓦特的事情與伊斯蘭教無關。我父親說塔利班要在史瓦特存活下去是不可能的，除非背後有軍方人士和官僚在撐腰。國家的存在應該是要保障國民的權益，但當你再也無法分辨國家有無存在的必要，且當國家無法在你對抗反國家勢力時保護你時，這個局勢可說是相當艱難。

我們的軍隊及 ISIS 握有大權，因此多數人不敢公開發聲譴責這些事情，但我父親和他身旁的許多朋友都一無所懼。「你們正在做的事情不利於人民，也不利於巴基斯坦，」他會這麼說，「不要盲目支持塔利班思想，那是不人道的。人們告訴我們，史瓦特是為了整個巴基斯坦的和平而犧牲，但沒有人、沒有一件事情該為了國家而犧牲。國家猶如母親，而一名母親永遠也不會放棄或欺騙她的孩子。」

他痛恨多數人敢怒不敢言的作為。在他的口袋裡，他擺著一首詩。詩人的名字是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他曾經住在納粹德國。

起初他們獵捕共產主義者， 我沒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接著他們獵捕社會主義者， 我沒說話，因為我不是社會主義者。
接著他們獵捕貿易工會成員， 我沒說話，因為我不是貿易工會成員。
接著他們獵捕猶太人， 我沒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接著他們獵捕天主教徒， 我沒說話，因為我不是天主教徒。
最後他們來獵捕我， 已經沒有人可以替我說話了。

我知道他說的對。如果人們保持沉默，什麼事也改變不了。

註釋
80 原文「Khaista, pisho, bhabi」

※ 本文摘自《我是馬拉拉【10週年紀念版】》，原篇名為〈聰明的班級〉，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