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拉拉.優薩福扎伊、克莉絲汀娜.拉姆;譯/翁雅如、朱浩一

在那些失去光明的日子裡,上學是讓我堅持走下去的動力。當我身在大街上,我有種「任何從我旁邊錯身而過的人都可能是一名塔利班」的感覺。我們把書包和課本藏在我們的披肩裡。我父親常說,在小村晨光中,最美麗的事物就是孩童穿著學校制服的身影,但現在我們都很害怕穿上它。

我們升上高年級。瑪麗安女士說沒有老師想在我們這班授課,我們太愛問問題了。我們希望別人覺得我們是聰明的女孩。當我們在假日或婚禮彩繪雙手時,我們畫的是微積分算式和化學方程式,而非花花蝶蝶。我和瑪麗克‧愛奴兒之間的競爭猶在,但自那次她剛轉學到我們學校,便打敗我之後,這個打擊讓我加倍努力,並成功再拔頭籌,成為班級榮譽榜上的第一名。她則通常是第二名,莫妮芭第三名。老師告訴我們,說主考老師第一眼會先看我們寫了多少字,再來才會看我們寫得如何。

在我們三人中,莫妮芭的字最漂亮,表達能力也最好,但我常跟她說,她就是對自己缺乏信心。她非常用功,因為她擔心若考試成績不好,她的男性親戚就會以此為藉口,中斷她的求學之路。數學是我的弱點——有一次考試我甚至拿了零分——但我對這門課很用心。我的化學老師歐拜杜拉先生(我們用「先生」或「小姐」作為對老師們的尊稱)說我是一名天生的政治家,因為每當口試時,我都會說﹕「先生,您真的是一名最棒的老師,我最喜歡上您的課了。」

有些家長抱怨老師們都偏袒我,因為我父親是學校的擁有者。但同學們總是訝異於,即便競爭不斷,我們仍是好朋友,且彼此間也不會忌妒對方。我們也會在我們稱為「黑板考試」時比賽。這些考試是私立學校用來評斷該地區最好的學生的方式,有一年瑪麗克‧愛奴兒跟我拿到了一樣的分數。我們在學校舉行了另一次筆試,來決定誰能贏得最後大獎,但我們又一次平手。所以當我們在另一所學校(我父親的朋友阿梅德‧夏的學校)再次筆試時,人們就不會覺得我父親能夠為我爭取到什麼特殊待遇。我們再次同分,因此我們雙雙獲獎。

學校陸續被炸毀

直到二○○七年的年底,軍事行動仍未徹底根除塔利班。軍隊駐紮在史瓦特,鎮上隨處可見士兵,然而法茲魯拉仍舊每天「空中開講」。而到了二○○八年,隨著爆炸、殺戮不斷,情勢變得比之前更為嚴重。在那段時間裡,我們每天的話題都是軍隊、塔利班,以及被夾在兩者之間的感受。阿緹雅經常取笑我說:「塔利班是好人,軍隊是壞人。」我會回答:「如果同時有一尾毒蛇和一頭獅子過來要攻擊我們,哪一邊是比較和善的,毒蛇還是獅子?」

比起外界的恐怖,我們的學校猶如避風港。班上的其他女孩都想當醫生,但我決心要成為一位發明家,我要發明一種專門用來制衡塔利班的機器,它可以嗅出他們的氣味後摧毀他們的槍枝。不過即使身在學校,我們仍飽受威脅,我有些朋友因此決定休學。法茲魯拉持續藉由廣播告訴人們:女孩子們應該留在家裡,而他的手下也開始利用夜晚宵禁時,孩子不在學校的時候炸毀這些地方。

第一所被炸毀的學校是沙瓦贊給,一所位於瑪塔的國立女子小學。我們無法想像有人竟然會做出這種事。接著越來越多起爆炸發生,幾乎每天都有,就連明戈拉也逃不過這些炸彈的威脅。當我人在廚房時,兩起爆炸同時發生,因為我家離事發地點很近,整棟房子都在搖晃,把窗戶上方的電扇都震掉了下來。在那之後,我變得很害怕留在廚房,進出都只敢用跑的。

在二○○八年二月的最後一天,我人在廚房,當時我們聽見一聲巨響。那聲音幾可震破耳膜,而且聽起來就在咫尺。就像我們常做的,我們呼喊彼此的綽號或姓名來確認大家是否都安好。「帥哥、貓咪、嫂嫂80、卡須爾、阿塔爾!」然後我們就聽到了鳴笛聲,一臺接著一臺,就像是所有在明戈拉的救護車都從我們家旁邊駛過一樣。一名自殺炸彈客襲擊了位在哈吉巴巴高中的籃球場。喪葬禮儀師們也在路上,因為當地一名受歡迎的警察賈維德‧伊克巴在一個偏遠的地區試著要逃離塔利班的魔掌時,被自殺炸彈客奪走了性命。他來自明戈拉,他的遺體被送返故鄉下葬,同時接受警方的表揚。塔利班接著襲擊了送葬隊伍,超過五十五名民眾身亡,包含賈維德‧伊克巴的小兒子和許多我們認識的人。有十名莫妮芭的家屬也在現場,他們非死即傷。莫妮芭傷痛欲絕,整個小鎮陷入恐慌。每一間清真寺都在哀悼死者。

「你現在會害怕嗎?」我問父親。

「入夜以後我們的恐懼會增強,親愛的,」他告訴我,「但天亮了之後,在光芒中,我們會再次找到自己的勇氣。」對我們家來說,這事千真萬確。我們很害怕,但我們的恐懼卻敵不過我們的勇氣。「我們必須想辦法把塔利班從這個河谷裡趕走,這樣就再也沒有人需要承受這樣的恐懼。」他說。

和平組織迎戰

在發生重大危機的時候,我們普什圖人會採用我們的老方法,因此,在二○○八年,史瓦特的長者們建立了一個叫做和平組織(Quami Jirga)的小組來迎戰法茲魯拉。三個當地的男人穆可塔‧汗‧優薩福扎伊(Mukhtar Khan Yousafzai)、庫爾希德‧卡卡吉(Khurshid Kakajee)與扎西德‧汗(Zahid Khan),他們拜訪過一間又一間的會所,說服更多長者來加入他們的行列。一位年歲較大的長者留著一臉白鬚,七十四歲的他名為阿布朵‧汗‧卡利格(Abdul Khan Khaliq),想當年皇后到史瓦特來與我們的娃利共處時,他乃是皇后的貼身保鑣之一。雖然我父親年紀不夠大也不是貴族,他仍因他的言無所懼而被選為發言人。雖然他說起母語來較具詩意,但他的烏爾都語及英語(這都是我們的標準語)都非常流利,這表示他無論對內或對史瓦特以外的人來說,都是一名稱職的傳達者。

每一天,他都代表史瓦特長者議會(Swat Council of Elders)出席研討會或在媒體上批評法茲魯拉。「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他會先這麼問,「你把摧殘我們的性命和我們的文化當作一場遊戲。」

我父親會跟我說:「任何為和平盡一份心力的組織,我都會參加。如果妳想解決一場紛爭或脫離一場爭執,第一件事就是說實話。如果妳頭痛,但妳跟醫生說妳胃痛,要醫生怎麼幫妳?妳一定要說實話。說實話會消除妳的一切恐懼。」

當他與其他行動主義人士會面時,特別是他的老朋友阿梅德‧夏、穆罕默德‧法魯克及扎西德‧汗,我通常都會陪他一起去。阿梅德‧夏也開了一間學校,穆罕默德‧法魯克就在那工作,因此他們有時會在那裡的草坪上聚會。扎西德‧汗擁有一棟旅館和一間巨大的會所。當他們來我們家拜訪時,我會幫大家倒茶,然後坐下來安靜地聽他們討論下一步該怎麼做。「馬拉拉不單是齊奧汀的女兒,」他們會說,「她是我們所有人的女兒。」

他們往返於白沙瓦與伊斯蘭堡之間,接受了許多電臺的訪問,尤其是「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與「英國廣播公司」(BBC)。他們輪流受訪,因此總會有一個人能空出時間,以便不時之需。他們告訴人們發生在史瓦特的事情與伊斯蘭教無關。我父親說塔利班要在史瓦特存活下去是不可能的,除非背後有軍方人士和官僚在撐腰。國家的存在應該是要保障國民的權益,但當你再也無法分辨國家有無存在的必要,且當國家無法在你對抗反國家勢力時保護你時,這個局勢可說是相當艱難。

我們的軍隊及 ISIS 握有大權,因此多數人不敢公開發聲譴責這些事情,但我父親和他身旁的許多朋友都一無所懼。「你們正在做的事情不利於人民,也不利於巴基斯坦,」他會這麼說,「不要盲目支持塔利班思想,那是不人道的。人們告訴我們,史瓦特是為了整個巴基斯坦的和平而犧牲,但沒有人、沒有一件事情該為了國家而犧牲。國家猶如母親,而一名母親永遠也不會放棄或欺騙她的孩子。」

他痛恨多數人敢怒不敢言的作為。在他的口袋裡,他擺著一首詩。詩人的名字是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他曾經住在納粹德國。

起初他們獵捕共產主義者, 我沒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接著他們獵捕社會主義者, 我沒說話,因為我不是社會主義者。
接著他們獵捕貿易工會成員, 我沒說話,因為我不是貿易工會成員。
接著他們獵捕猶太人, 我沒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接著他們獵捕天主教徒, 我沒說話,因為我不是天主教徒。
最後他們來獵捕我, 已經沒有人可以替我說話了。

我知道他說的對。如果人們保持沉默,什麼事也改變不了。

註釋
80 原文「Khaista, pisho, bhabi」

※ 本文摘自《我是馬拉拉【10週年紀念版】》,原篇名為〈聰明的班級〉,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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