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妳是派娜娜！」「是，我是。」──專訪《我的流行音樂病》作者熊儒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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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客
文／犁客
「到部落拜訪那天的最後，高英傑老師帶我們回到他達邦的老家，有個老太太在黃昏的天色裡迎接我們，就是部落裡路燈的燈光，不怎麼亮。高英傑老師指著她，說，『這個是我姊姊，以前也在唱歌。』」熊儒賢眼中浮現懷念的神采，「我不知怎麼突然想到，『妳是派娜娜！』她說，『是，我是。』」
熊儒賢是「野火樂集」的創辦人。「野火樂集」在2006年推出《鄒之春神》專輯，以鄒族原住民高一生的創作為主題；高一生多才多藝，不但是作曲寫詩，也關心政治，在二二八事件後的白色恐怖時期被迫害槍決。
「野火樂集」成立初期，熊儒賢與台灣最早組織搖滾樂團表演的音樂前輩金祖齡聊天時，金祖齡提到他在許多現今已不存在的場地表演時，遇過一個名為「派娜娜」的女歌手，外貌與唱功俱佳，紅極一時，但家裡有點政治問題的背景，但不知是否仍然健在。熊儒賢沒有特別留心，但幾年之後在阿里山區達邦部落遇見老婦人時，這個名字猛地躍上心頭；脫口詢問，居然得到肯定的答覆。
「派娜娜」就是高一生的長女高菊花。
「好像五雷轟頂，沒想到會在海拔這個高度的地方找到她。」熊儒賢說，「我覺得我好像音樂的靈媒喔，我還聯絡了住在紐約的金老師，讓他們講電話。他們兩個都沒忘記彼此，那一刻我覺得好神聖，好奇妙。」
高菊花過世之前，與熊儒賢成了熟朋友，「那時我沒事就在台北找各種口味的起司，因為她喜歡吃」；高菊花過世之後，「野火樂集」替她製作了紀念專輯及紀錄片，「做『野火』這些專輯的時候，會覺得遇到什麼覺得該做的，就做。」
執行信仰的人
熊儒賢從學校畢業之後，進入「百是傳播」，在暱稱「寇桑」的黃義雄手下工作，新書《我的流行音樂病》裡有幾篇記述了這位「綜藝教父」的有趣事蹟。「我們這代人小時候台灣開始有電視，我從小就對那個玻璃框框裡的東西有興趣；當時想做流行音樂或節目，不是進『福隆』，就是『百是』，不然就是華視系統。」熊儒賢說，「我覺得我對大眾傳播，或者一首歌，有的不是熱愛，而是信仰，所以求職時的第一志願，就是想進入那個玻璃框框裡的行業。」
替大牌主持人安排流程、聽到歌手們還沒混音後製的錄音、晚上送曲子給樂隊老師編譜、確保錄影順利進行，工作內容緊湊，「不過開錄之後只要中視大樂隊林家慶老師指揮的聲音一下，我整個人就鬆了，好像馬上切換變成另一個聽歌的人。」熊儒賢說，「我的耳朵或眼中，看到的就是當年的新人、現在的巨星在現場唱歌。你會覺得說，這個不是螢光幕耶！所以我覺得很幸運，選對了自己喜歡做的事，變成一個執行信仰的人。」
進入幕後工作，除了像是美夢成真，也有很多意料之外的差事。──那時是戒嚴末期，《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直到1987年解嚴的四年後才廢止，詞曲都需要先行送審，「當年送審一首曲子，有句歌詞叫『秋風起落葉飄滿地』，結果被打回來，要改；作詞人就是想要營造一個畫面，這要怎麼改？」熊儒賢說，「結果不過的理由是『製造環境髒亂』。老師一輩子寫過那麼多好詞，結果那首不通過的原因竟然是『製造環境髒亂』，想起來很不捨啊，就是那樣的時代。」
政治還有更直接的影響，「有次錄影前一天什麼都排好了、rundown啦歌星啦都做了所有準備，然後當天早上起來，聽到蔣經國先生過世的新聞。」熊儒賢說，「電視台不能亂唱歌，還要改成黑白播出，原來排定的節目都不能做了。剛好那時齊豫翻唱了〈Like A Hero〉，反正是『Hero』嘛，我們趕緊發齊豫來錄單歌，原來預備的乾冰機狂噴啊，紀念偉大的領袖嘛。」
就算政府沒有明確規定，那時大家心中都有個「小警總」，「例如馬毓芬當時有首新歌叫〈多情會有問題〉，我們就覺得不能播。」熊儒賢說，「『有問題』你就直覺會有問題。」
進入流行樂壇
離開製作公司後，熊儒賢成為自由接案人、接著進入唱片業──她自承比起製作綜藝節目，她更喜歡的是音樂。事實上，自由接案時期她就已經製作過訪問音樂幕後工作者的節目，除了詞曲創作者、製作人、唱片公司老闆，還訪問過封面設計師。「我從小就覺得螢幕上看到的那個人背後一定還有很多人幫忙，貢獻出自己偉大的心力，」熊儒賢說，「我可不可以讓大家藉由我去觸及幕後，好像從窺視進入實境，看看是誰造就了大家畫面上看到的明星。」
熊儒賢認為，流行文化並不只有表層娛樂，還有很多蘊藏文化的可能，「例如李泰祥，如果沒有〈橄欖樹〉，他就不會被劃入流行音樂當中，不過他本身是學古典樂的。主要是要有人願意從流行音樂的角度，把更好的音樂帶進來，而我想把spotlight轉到更裡層，讓你發現你喜歡一首歌之後，從這首歌裡面你可以喜歡更多人。」
把熊儒賢拉進唱片業的是點將唱片創立者桂鳴玉，兩人在熊儒賢製作節目時認識；桂鳴玉不喜歡受訪，熊儒賢一直麿到對方答應，不料過了幾天，桂鳴玉打電話問熊儒賢要不要去點將上班。「那時台灣流行樂壇還沒有拍音樂錄影帶的慣例，但風氣慢慢在起來，歌手不用上節目，打歌播帶子就好，所以她們需要懂影像製作的人去幫忙。」熊儒賢說，「那時收入其實不錯，不過你知道，人還很飢渴的時候，有地方提供你養分很重要；我真的對唱片有興趣，所以又回到領薪水的上班族工作。」
進入唱片業不只做唱片，熊儒賢除了寫唱片文案、寫歌詞，也負責找機會把自家歌手的作品變成廣告歌，或者談演唱會的廣告贊助。「那時菜市場攤販收了牛肉場的錢，會在攤販後面高高的牆上貼牛肉場海報，我會在下班、趁半夜攤販還沒上工時候，蹬著高跟鞋爬到攤販的台子上，用我們的唱片宣傳海報把牛肉場的蓋掉；我賭他們不會發現、就算發現了也懶得撕，反正牛肉場的錢已經收了。」熊儒賢笑著說，「我還會抱著袋子去剪接室睡覺，為什麼？因為我要插隊啊！前一個剪到什麼時候算不準，我就睡到人家剪完了，插隊請剪接師先剪我的帶子。」
國際化與野火樂集
20世紀八零年代中後段到九零年代是台灣流行音樂大步前進的時期。戰後嬰兒潮出生的最後一批年輕人，降生在沒有戰亂的年代、經歷了校園民歌時期、家裡也有餘裕支持，開始投入創作市場或成立公司，彼此競爭，但關係大致友好；各地的華語歌手，也把台灣視為重要的發展市場。
熊儒賢認為，對台灣流行音樂造成重大影響的，還有有線頻道開放。
「媒體開放就民主來看絕對正確，但那時不是所有領域都有合適的人才。當年掌握cable資源的很多都是在地角頭，他們有傳播的硬體，但是沒有內容，最快的方式就是找唱片公司要MV。」熊儒賢說，「他們會問你現在打什麼歌？我一天可以幫你播三十遍，而且不用錢。我們當然覺得好呀。後來開始要收費了，我甚至還去買過地區的蓋台廣告。幾年後正規的MTV頻道進台灣，我才覺得好像真的找到了正確的媒體。」
接觸香港明星為熊儒賢帶來另一層思維，「那時覺得港星有種優越感，而且真的很『明星』。你知道嗎，港星很喜歡在台灣夜市買便宜的墨鏡，同樣的東西他們戴起來就是不一樣。」MTV頻道帶來的西洋衝擊、港星，以及當年中國新興的搖滾團體，讓熊儒賢開始思考：「你的音樂必須國際化，但也必須唱出自己心裡的聲音。」
只是國際化帶來另一番局面：國外唱片公司併購國內唱片公司，資本的算計逐漸取代了創作的初衷。「有一回我問一個唱片公司老闆為什麼願意把公司賣掉？」熊儒賢回憶，「他很無奈地說，不賣的話，我們的唱片一樣會在市場上被他們壓下去。」熊儒賢明白，不是每個人都捨得轉手售出自己的心血，但這樣在資本博弈的賭盤中只會變成輸家；同時，她也明白，台灣原來生產流行音樂的模式已陷入疲態。
2002年，熊儒賢創立「野火樂集」的種子，那時已經埋下。
真心為音樂感動的初心
多年來熊儒賢陸續在各種媒體上發表與流行樂壇相關的文字，有些是明星的日常貼身紀錄，有些是對市場的觀察；2022年，這些文字彙整為《我的流行音樂病》出版，並搭配「台灣流聲機」實體展覽，復刻了唱片行、音樂沙龍，現場有可以實際聆賞的CD、錄音帶和黑膠，大量珍貴海報，以及相關紀錄片播放。
坐在放映室裡，熊儒賢聊到某回在中國的經驗。
「魔岩還沒引入中國歌手時，我就聽過張楚的〈姊姊〉，對我來說很震撼；他《孤獨的人是可恥的》專輯裡那首〈愛情〉，是我最愛的前三名。」熊儒賢說，「有一次我們在中國辦演唱會，然後被安排到附近一家火鍋店，一堆參加演唱會的人向我介紹說他們是誰，我根本不記得。稍微回過神時，有人跟我說，坐在那邊不說話的那個就是張楚。我跑過去蹲在他面前說我喜歡你、我是你的歌迷，基本上就快跪下了；我到今天都還記得，他看起來就像個農民，沒有表情，也沒有說話，我發現他還沉浸在剛剛演唱會的感動裡。」
真心為音樂感動，替流行音樂開發更多可能，正是熊儒賢一路走來抱持的初心；不是工業化的產製旋律和歌詞，而是更深層內裡的依靠。「接觸原住民音樂、每回去部落的時候，他們都會問我下次什麼時候『回來』，這兩個字很觸動我。」熊儒賢說，「音樂工業做到最後是直挺挺站著、甚至要穿上盔甲的，但在那些歌裡，我覺得我可以進到裡面、躺下來，甚至在高菊花懷裡睡著。這是大公司不會投資的，有天我收掉也沒關係，但這就是我要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