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布狄倫：媒體上的討厭鬼老是吹捧我為世代喉舌，去它的

文／巴布．狄倫；譯／吳貞儀

一九六八年，披頭四造訪印度。與此同時，美國則被越戰的怒焰層層包裹。大學生四處破壞汽車，砸毀窗戶。越戰使得美國陷入沈重的鬱悶情緒裡。城市在燃燒，亂棒從天而降。主張使用暴力的工會分子用球棒毆打小孩。那位冒牌唐璜──一個來自墨西哥的神祕巫醫──掀起新的意識風潮，他帶來一種新層面的體認，或稱為生命力，並把它當成印第安大砍刀似的揮舞。有關他的書銷售一空。迷幻藥實驗全面展開，刻正給予人們正確的態度。新的世界觀正在改變社會，一切日新月異──以全速更新。

閃光燈、紫外線或紅外線──那些是吸毒引起的幻覺，未來如海浪一般湧來。學生企圖控制國立大學，反戰人士步步進逼，提出充滿憤恨情緒的交換條件。信仰毛澤東、馬克思、卡斯楚的人──那些左派的年輕孩子們，讀了切・格瓦拉的指導手冊，走上街頭打算推翻資本主義。凱魯亞克退休了，有組織的媒體傾全力搬弄是非，煽動歇斯底里的火苗。如果你看新聞報導，會以為整個美國都在動亂。似乎每天都有新的暴動在不同城市上演，危險一觸即發，變遷就在眼前──美國的叢林正在被清理。曾經黑白的事物，如今迸發為鮮豔的全彩。

我比較像一個牛仔，而不是吹笛人

我先前發生一場摩托車的車禍，不過已經痊癒。其實我想脫離這永無止境的競爭。生養了孩子之後，改變了我的人生，使得我幾乎與一切的人事隔絕。家庭以外的任何事都引不起我的興趣，我看事情的角度也有所改變。就連當時的駭人新聞，譬如甘迺迪、金恩和麥爾坎・Ｘ等人遭到槍殺身亡，在我眼裡，不是某幾位領袖人物遭到槍殺，而是某幾位父親遇害造成家庭破碎。出生成長於美國這個自由和獨立的國度，我始終珍惜平等和自由的價值與理念。我一定要用這些理念教育我的孩子。

在此之前幾年，「織布工」的團員朗尼・吉伯特在紐波特民謠音樂節的活動上這樣介紹我：「他來了……請各位收下，你們認識他，他是你們的。」就算是貓王也沒有被這樣介紹過。「收下他，他是你們的！」真是胡說八道！去它的。就我所知，那時候我不屬於任何人，現在也一樣。我愛我的妻小勝過世上任何人。我努力賺錢養活他們，讓自己避開麻煩，但媒體上的討厭鬼老是吹捧我為一個世代的喉舌、發言人，甚至良心。滑稽至極。我所做的只不過是唱幾首坦率正直的歌，表達出新而有力的現實面罷了；我與他們說我為其喉舌的世代之間沒有多少共同之處，我根本不認識幾個那世代的人。我十年前才離開家鄉，我沒有為任何人仗義執言。我是跟隨著命運為我指引的方向；我完全不代表任何一種文化。我在乎的是忠於我自己；我比較像一個牛仔，而不是吹笛人。

世人認為名和利等於權力，而名利會帶來光榮、面子和快樂。也許是這樣，但有時不是這樣。我發現自己被困在烏茲塔克，非常脆弱易受傷害，並且有一個家要保護。然而，媒體對我的描述卻完全是另一回事。那層煙霧厚得令人吃驚。這世界似乎永遠需要一個代罪羔羊──一個帶頭控訴羅馬帝國的人。但美國不是羅馬帝國，也必須找其他自願的人來做這事兒。我真的從來就只是在做我自己──一個以淚水朦朧的雙眼凝視灰霧的民謠歌手，譜寫著幾首飄浮在發光薄霧中的歌。如今事情在我眼前亂成一團，而我飽受威脅。我不是一個表演神蹟的傳教士。誰要是置身於我的境遇中，都會被逼瘋。

失去隱私的生活，乞丐、流浪漢蜂擁而至

一開始，烏茲塔克對我們來說是個好地方。我在搬到那兒住之前很久就知道它。有一晚我表演完，從雪城離開，我向經紀人說起烏茲塔克。我們正要開車經過它。經紀人說他也在找地方想買一棟鄉間別墅。我們開車在烏茲塔克鎮上繞，他發現了一間他滿意的房子，當場買了下來。不久，我也買了一間；然後，入侵者前仆後繼闖入這間房子。緊張氣氛立即升高，再也不得安寧。這地方曾經是一處避風港，如今不再。

全美國五十州一定都張貼了前往我家的路線圖，提供社會邊緣人和毒蟲檢索。乞丐像朝聖似的從加州遠道而來，暴民在夜裡不分時間闖進我們家。剛開始只是流浪漢非法闖入民宅──看起來無害；但接下來蓄意滋事的激進人士開始上門來找「抗議王子」──那些個裝扮無法形容的怪胎、長相怪異的女孩、衣衫襤褸的人、想來狂歡的流浪漢，突襲我們的食物儲藏室。

我的民謠歌手朋友彼得・拉法吉給了我一把柯爾特單發手槍和一把連發手槍，我自己有一把溫卻斯特彈夾式強火力步槍，但我一想到這些東西可能造成的後果就覺得難過。有關當局和警長（烏茲塔克差不多有三名警察）告訴我，假如有人不小心被射中，甚或只是警告性的開槍，要坐牢的人是我。不僅如此，萬一哪個賊在我家屋頂飛簷走壁摔了下來，我都得上法庭。真夠令人擔心。我很想放火燒了這些人。這些不速之客、鬼鬼祟祟的傢伙、擅自侵入者、煽風點火的人，擾亂著我的家庭生活，而我想到我不能趕他們走，否則會吃官司，真是覺得火大。每一天每一晚都困難重重，一切都是錯誤，世界真荒謬。我被逼退到角落，連親密的人也無法給我安慰。

在仲夏的狂亂之中，我有一次和吉他手羅比・羅伯森一同搭車。他的團後來叫做「樂團」。我覺得自己應該活在太陽系的另一個地方。他問我：「你想你會把它帶往何方？」

我說：「你說的『它』是指什麼？」

「你知道的嘛，我是說整個樂壇啊。」整個樂壇！我把原本搖下一吋空隙的車窗整個搖到底，感覺到一股強風吹在我臉上，並等著他說的話散去──我好像是在應付一個陰謀。沒有一個地方夠遙遠。我不知道大家的夢想是什麼，但我的夢想是可以過朝九晚五的生活，在行道樹圍繞的街區擁有一棟圍著白色籬笆的房子，後院種著粉紅色玫瑰。這樣就好，這是我最大的夢想。一段時間後，你會了解到隱私是你能販賣卻買不回的東西。

烏茲塔克變成一場夢魘，一團渾沌。如今該離開那裡，去尋找困境中的一絲曙光。於是我們走了。我們搬到紐約市住了一陣子，想要隱居，但情況好不了多少，甚至更糟。示威者找到我們住處，在屋子前遊行，大聲歌唱叫囂，要我走出家門，帶領他們去個什麼地方──他們叫我不要逃避，叫我要扛起責任擔當一整個世代的良心。有一次街道被封鎖，我們取得市政府許可，用火把圍住房子，示威者開始鼓譟。鄰居討厭我們，他們一定覺得我像是從某個嘉年華會出來的──奇幻宮裡的展示品。他們看到我時會瞪著我，如同盯著一顆鬼頭或是一隻叢林大老鼠。我假裝不在意。

最後，我們往西部搬──住過幾個地方，但記者總是很快又來探頭探腦，想挖出一點祕密──以為也許我會坦承我做過什麼壞事。我們的地址會被印在地方報紙上，然後同樣戲碼會重演。就算我讓這些記者進了家門，他們會發現什麼？很多東西──套圈的玩具、推拉式的玩具、兒童桌椅──大紙箱──科學玩具、益智玩具和玩具鼓……我不打算讓任何人進來。我們家的規矩不多，孩子們想在廚房裡打籃球就隨他們打，假如他們對鍋碗瓢盆有興趣，我們就把鍋碗瓢盆放在地上。我家裡面和屋子外頭一樣混亂。

被迫發言、代言

瓊・拜雅錄唱了一首描寫我的抗議歌曲，這首歌的播放率很高，歌詞是在刺激我要接受──出面掌控局面，帶領群眾──要我擔任代言人，領頭打聖戰。那首歌在廣播中呼喚著我，有如一則宣導廣告。媒體就是不放過我。我不時需要出面接受訪問，他們才不致於拆了我家大門。通常第一個採訪問題是：「可不可以深入談談最新時事？」「當然，哪一件？」記者不斷丟出問題，而我一再告訴他們，我不是任何事或任何人的代言人，我只是個音樂人。他們盯著我的眼睛，彷彿要尋找酗酒和嗑藥的證據。我真不明白他們在想什麼。稍後，街頭書報攤的報紙會出現標題為〈代言人否認他是代言人〉的文章。我感覺自己像是被丟給狗吃的一塊肉。

《紐約時報》刊登了對我的歌裝內行的詮釋文章；《紳士》雜誌的封面是一頭四面怪獸──我的臉，和麥爾坎・Ｘ、甘迺迪與卡斯楚放在一起。這到底是啥意思？我像是身在地球邊緣，假如有人想提供流行音樂的指導或建議給我，我都接收不到。我的妻子嫁給我時，渾然不知她會踏入如此境遇。事實上我也不知道，而如今我們已無路可退。

的確，我的歌詞挑動了從未被挑動過的神經，但假如我的歌只有歌詞重要，那麼偉大的搖滾吉他手杜恩・艾迪何必錄製一張我歌曲的演奏專輯？音樂人一向知道我的歌不只注重歌詞，但大多數民眾不是音樂人。我必須調整我的想法，不再把問題歸咎於外在因素。我必須教育自己，丟掉一些包袱。我並不擁有孤寂時光。不管當前的反文化是什麼，我都看夠了。我受夠了我的歌詞被那樣子推斷，歌詞的意思被顛覆為論證法；我受夠了我被神化為「反叛的老大」、「抗議的祭司」、「異議沙皇」、「違逆公爵」、「寄生蟲的領袖」、「叛逆皇帝」、「無政府主教」、「大人物」。這些到底是什麼玩意兒？都是些可以任意解讀的可怕頭銜，都是「不法之徒」的同義詞。

我很難自由行動──就像梅爾・海格的歌所唱的：「……我在逃亡，以公路為家。」我不知道海格需不需要帶著家人一起漂泊，但我必須。當你不得不帶著家人一起上路的時候，情況會有點不同。被我們拋開的景觀，在我們後面燃燒。媒體不急著撤回他們對我的評斷，但我不能逆來順受，必須勇敢對付困難，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至少得改變大家對我的看法。這種緊急事件的應變方式沒有規則可循，我從沒遇過這種事，也不習慣採取這類的思考。我必須送出若干脫軌的訊息，讓破壞列車啟動──製造一些不一樣的形象。

一開始，我只能做小事，小規格的事，可說是耍一點手段，做點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例如拿一瓶威士忌從頭上往下倒，假裝醉醺醺走進百貨公司；我知道大家會在我背後議論紛紛。我希望消息能散播開來。

我最在乎的是要為家人爭取喘息的空間。光怪陸離的世界最好下地獄去。我的外在形象必須更令人覺得困惑，也更乏味一點。過這種生活很累，會耗盡力氣，首先就犧牲掉了你所珍惜的藝術性的自我表達形式。與生活相比，藝術並不重要，而你別無選擇。

※ 本文摘自《搖滾記》，原篇名為〈THREE｜嶄新的早晨｜NEW MORNING〉，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