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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女性發現自己留在家裡,成為先生眼中的「雙贏」局面

文/帕梅拉.史東、梅格.拉芙蕎;譯/許雅淑、李宗義

這些女性說到,生小孩之前,她們在婚姻裡和丈夫平起平坐,往往擁有相同或類似的學歷和工作條件。但是,隨著孩子出生,家務與育兒方面的事情變得更加「傳統。」這些女性幾乎與一般女性無異,承擔絕大部分的家務勞動之責,包括照顧孩子和年邁的父母,以及監督處理家務時各種數不清的責任。

由於丈夫的工作要求很高、工作時間很長,他們無力幫忙分擔家庭責任,這也可能掩蓋他們無意做家事的事實。無論是哪一種,丈夫在家庭生活中缺席的結果,深深影響女性離開職場(以及一開始縮手)的決定,因為落在她們身上的,不僅僅是要補上丈夫的空缺,還要創造一種「家庭」感。

以下就是一個實例。過去在華爾街工作、體貼、熱情洋溢且頂著一頭紅髮的瑞秋(Rachel Berman),回想丈夫的新職位如何影響她留在家裡的決定:「我先生三個月前獲得另一家投資銀行的工作,我們都清楚他接下來的生活將有如地獄,因為他現在是到(一家著名公司的)併購部門工作……因此,我們明白他一整天都要出差⋯⋯而我們決定應該要有人留在家裡多注意小孩,因為現在我們已經有第二個孩子了。」

儘管女性的工作對她們的要求通常和男性一樣高,但她們往往把先生的工作視為首位,而把自己的工作排在後頭(尤其當她們的收入較低,甚至收入高過丈夫的,也是如此)。這一項發現呼應其他研究的結果,證明變成父母身分就意味著婚姻中性別的不平等會加劇,這時傳統性別角色的觀念會來到前頭,把男性的職業默認為首要地位。 3 這種社會學家口中「男性職涯的霸權」(the hegemony of the male career),在上層階級和中上層階級之間的婚姻最為明顯,因為丈夫不凡的賺錢能力,使他們完全有理由免去家庭勞動之責。 4

女性難以重返職場

正如前面討論所指出的,漂向(drift to)家務是婚姻裡的變化,有些媽媽在完全離開工作崗位前就已經陷在裡頭。然而,許多女性表示,一旦她們辭職回到家裡,先生只會越來越依賴她們照顧小孩與料理家務。有些女性觀察到,自從她們全職在家之後,先生乾脆就停止幫忙他們眼中只屬於老婆的雜事。毋庸置疑,這些大致上並未明說的變化,又因為女性離職回家失去經濟談判能力而加劇。蘿倫(Lauren Quattrone)說自己在有第一個孩子而離開律師工作前和先生是「共同決策者」:「生小孩之前,我們倆都在上班,生活似乎沒有那麼複雜。我們分得很公平。但是當我不再上班之後,大部分的家庭責任自然都轉移到我身上。你也知道,他的工作是上班,而我的工作就是賺錢以外的所有事情。」

鑲嵌在這些傳統分工裡的性別不平等,通常要經過訪員的一番探究才會浮現,但幾乎沒有人說話的語氣帶有明顯的不滿。然而,證據表明,有些夫妻,尤其是丈夫,可能試圖掩蓋或美化這些動能。例如,四十一歲第一次接受我們訪談的梅莉莎表示,她那位創投資本家老公「老是」用生意比喻(帶有中立性與平等性),指涉梅莉莎在生了老大、辭掉非營利組織主管工作後發展出來的傳統家務分工:「他是創收,我是營運。」梅莉莎或許已經看出這句話的委婉之處,所以也開始用同樣的話術達成自己的目的:「我總是對他說,『喂,有時營運也需要一點幫助。』」

身為一名全職在家的女性,她讓丈夫更能夠「全職」(即二十四小時全年無休)投入工作。在這個工時超長(經濟學家稱之為「過勞」)的時代,漫長的工時逐漸成為高學歷專業人員和管理人員的常態,女性全心全意在幕後支持,顯然使先生能夠對自己的職業生涯重新充電並超載。 5 一度在高科技產業擔任行銷經理的娜塔莉(Nathalie Everett),描述自己全職擔任家庭主婦,如何使丈夫能「充分利用自己的時間(並)更加成功……因為他可以把全部的時間都專注於自己的工作。」儘管有助於「提升」丈夫的事業並不是女性決定離開工作的動機,但隨著時間流逝,夫妻倆逐漸瞭解這種策略帶來的經濟和家庭利益。第二次接受訪談時,六十出頭講話輕聲細語的麗莎(Lisa Bernard),說到自己公私二分的婚姻演變彷彿一個「反饋迴路」(feedbackloop)。隨著她一步步從醫療事業的主管放手到最終放棄工作,丈夫的事業則是蒸蒸日上。比方說,自從她辭職以後,先生已經當上院長,最後還在他任職的著名研究型大學的另一所分校獲得合聘。她繼續說:「我覺得我們兩人都心照不宣。隨著他越來越忙碌,我為家庭騰出更多時間與彈性,也就顯得更為重要。」

先生眼中的「雙贏」

有一些女性坦言,她們全職在家有時會出現「附加價值」,再加上先生明顯偏好這種安排,也使她們無法重返職場。梅莉莎曾在先生工作不穩定那段時間提出重返職場的想法。但是,根據梅莉莎的說法,先生根本就不把這當成選項,他說:「妳在說笑嗎?如果我們倆都必須按時上下班,我就不能做自己要做的事。我的意思是,我們無法再塞入另一個人的工作時間、另一個人的……,這樣會平衡不過來,妳在家打理家務超級有幫助,讓我可以百分之百專心工作,把工作做好,並且知道家裡大小事都有人照料。因此,我不想用這些來換一份非營利組織的薪水。」請注意,她丈夫的這段回應隱含著計算。

梅莉莎在非營利組織的收入潛力根本就不如她在家中被感知的價值──創造家庭(creating family)且幫助先生盡可能在金融業(但長工時)多賺一些錢。其他人的先生也都打著同樣的算盤,在他們眼中,妻子當一名全職家庭主婦是雙贏,可以改善他們的工作和家庭生活。

女性自己也經常做同樣的計算。一般來說,她們把自己的工作而非丈夫的工作放在帳本上的「成本」欄,並且認為「為了整個家更大的利益」,她們不得不犧牲。過去曾是註冊會計師的黛安說:「我分析過,『這些是我帶進的收入,那些是為了請人照顧小孩之類的開銷。』最終,跟整個家庭所承受的壓力相比,工作根本就微不足道,在經濟上毫無價值。」

從事工作與經濟研究的社會學家指出,過去幾十年來,專業工作和管理職工時漫長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加上與「超時工作」相關的時薪獎金或分紅陡升(這種分紅在傳統以男性為主的職業當中特別高)。這些趨勢的起因,一直和美國社會日益嚴重的階級不平等息息相關。其中包括經濟中龐大的結構轉移,以及在菁英職業裡贏家全拿或錦標賽式(tournament-style)補償制度的激增(例如在法律界、學術界以及某些銷售和商業環境的「升等或走人」的晉升階梯)。

這些體系慷慨獎勵超時工作並懲罰那些不願意或者不能遵從的人。 6 不論起因為何,選擇退出職場之後繼續留在家中,對中上階級的家庭來說,顯然是理性的策略(他們的家人在競爭日益激烈的高階行業工作)。這是在不犧牲家庭生活的情況下,盡可能擴大養家者收入能力的方式。但是選擇退出職場也是一種高度性別化的策略,以犧牲太太的前途為代價,推進丈夫的職業生涯。

註釋

  1. Walzer (2010).
  2. Pyke (1996).
  3. See Jacobs and Gerson (1998); Williams (1999).
  4. 根據Cha and Weeden (2014),其他造成加班文化以及薪資獎勵出現的宏觀結構因素,包括去工業化、全球化以及勞動市場分化(高薪核心員工超時工作,兼職或臨時職位的約聘人員則領著較低的薪資)。他們也發現超時工作日益盛行(一週工作五十小時以上)以及加班的時薪提高,造成男女時薪差距遲遲無法縮小。比起女性,扛起家計的男性較能超時上班,也較有機會利用加班節節高升的報酬。

※ 本文摘自《菁英媽媽想上班》,原篇名〈拉抬「他的」前途〉,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