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冷戰三大成因：美企業轉向、川普愛面子、習大大全都要

文／陳方隅、葉耀元、王宏恩、吳冠昇

在這裡我們用一本精彩的書來討論美中關係改變的幾個主要原因。《大國攤牌》（Superpower Showdown: How the Battle Between Trump and Xi Threatens a New Cold War）出版於 2020 年 6 月，一上市便獲得中美智庫各界的熱烈討論。本書作者是兩位來自華爾街日報的資深記者，Bob Davis 常駐白宮採訪、魏玲靈（Lingling Wei）則是長期在北京採訪，但是在 2020 年 3 月因為中國報復美國對中國官媒的新措施（要求登記成外國使團，以及限縮記者採訪簽證發放）導致多名美國記者遭到驅逐，魏玲靈也包括在內。

本書的主題是美國與中國的貿易戰，談的是為什麼美國和中國的關係會由同盟走向競爭。內容著重在中美之間如何從 2000 年美國協助中國加入 WTO，兩國之間的貿易量增加四倍以上，然後自 2016 年開始逐漸經濟脫鉤，進入了許多人所認為的新冷戰情勢。兩位資深記者的通力合作讓本書的價值遠大於一般的新聞報導，因為同時有駐美跟駐中的記者提供採訪素材，所以在書中出現的每一個重大事件，我們都可以看到美中雙方的官員是怎麼看待自己、怎麼看待對方、又是怎麼誤判對方、最後導致兩大強權反目成仇。

本書的另一個特色，是針對主要角色，包括習近平與川普，以及談判過程中兩造的主要策士們，在他們出場時都有一段這個人的小傳。這些小傳透過家庭歷史、個人軼事等把每一個人所堅信的意識形態與偏好給形塑出來。因此在後續故事展開時，我們就會預期某一個參與者基於個人的信念與偏好，可能會與哪些參與者合作，或是與哪些參與者衝突，以及他們做了哪些選擇。

有意思的是，這本書從兩位記者自身的背景寫起。魏玲靈的出身特殊，外公曾經跟毛澤東一起長征並負責照顧毛的健康，魏玲靈本身也是在中國出生長大，可說是根正苗紅的第三代。但她為了追逐新聞志業與自由，選擇到美國唸書，取得公民權之後進入華爾街日報工作。她在長駐中國多年後被驅逐出境，不過她也在家人鼓勵下，選擇與家人分離，繼續完成記者的志業。魏玲靈的經歷正反映了中美關係的惡化。另一位作者Davis的人生經歷則是來自家族事業：父親的皮革工廠。這類製造業就是在全球化（尤其是對中國開放貿易）之後，成為自由貿易下的大輸家。因為全球化所導致的貿易贏家與貿易輸家，是中美關係變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中美關係轉變的三條軸線

本書用大量的訪談資料來補充中美關係從柯林頓以降的各種轉變，導致轉變的因素固然不能忽視領導者的風格和意念，但背後的動力其實是全球化、貿易、產業發展、國際關係。根據兩位作者的論述，我們整理出三大軸線。

第一，是美國企業的立場。

第一章開場就是華爾街 CEO 們對時任國安顧問的波頓提出各種疑慮。這些商業巨頭在美國對中政策的形成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曾大力遊說對中國開放，現在成為最擔心中美衝突的人們。作者回顧了柯林頓政府與時任中國總理的朱鎔基團隊打交道，最後讓中國加入 WTO 的過程。1989 年 6 月 4 日發生天安門事件之後，西方世界有一段時間對中國採取經濟制裁措施。1992 年參選美國總統的柯林頓，本來在競選時也強調要審視中國人權，結果當選後就變調了。面對即將大舉開放的中國市場，美國企業強烈希望可以前往中國投資，他們擔心晚一步就會被日本和歐洲給取得先機。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孔誥峰的研究，中國仔細挑選了可以幫忙遊說的美國企業，並給予從來不會實現的承諾（例如說要開放市場，但最後都沒開放）。在遊說美國讓中國加入 WTO 這件事情上，中國花了至少一億美元，最後證明也的確有用。柯林頓政府甚至連年度人權檢查都放棄了，順利通過了給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以及讓中國加入 WTO（當時民主黨反對的人比共和黨還要多很多）。另一方面，開放中國市場帶來國有企業龐大的反對聲浪，但朱鎔基在美國的壓力與誘因之下成功地壓制了國企反對派，讓中國市場多了一些開放與自由，也促進了中美雙方的經濟合作。

西方國家認為讓中國加入 WTO，中國就會開始遵守規則、走向開放、保護產權。柯林頓認為中國根本不可能也無能力控制龐大的網路世界，網路讓人們走向開放，中共根本不可能閉關自守。在當時，即使是鷹派、保守派、現實主義派的學者或智庫，都認為中共必定會民主化，因為這個浪潮是擋也擋不住。多年後他們才承認自己錯了。

兩位作者指出，對中政策立場的動搖，大約是從 2009 年之後開始的。最先的質疑來自那些在自由貿易之下的輸家，特別是像家具製造這類產業。作者們從商界、學界、政界等方面來解釋，為什麼大家對中國崛起的反應這麼慢。簡單來說就是對中國政治發展的理解太天真，對中的商業利益太龐大，以及資料數據的取得太困難。

商界大概要等到 2015 年才轉變態度。當習近平在 2012 年後逐漸大權在握，並讓權力更為集中，不只民主化的時程顯得更為遙遠，習近平所喊出的「中國製造 2025」，對美國企業來說，就是要把他們榨乾之後再趕走的意思。加上在這段期間內，中國針對美國企業的巧取豪奪、對智財權的侵犯始終不斷，讓美國企業開始懷疑雙方的經濟整合已經帶來無法承受的經營成本，也開始懷疑到底中國有沒有可能真正達成經濟自由化。很顯然地，即使中國加入 WTO，自由主義的多邊制度也沒有辦法讓中國走向制度化。因此，當川普的貿易戰開打時，雖然還是有不少企業試圖遊說川普的執政團隊延後或取消關稅，但至少多數企業已經意識到可能要離開中國，或者同意必須有人對中國長期以來的積弊進行根本性的改革，不能再像以往那樣有一大堆企業一窩蜂地幫中國遊說了。這些美國企業已經受不了無止盡的必輸法律戰，還有總是「被自願」將技術轉移給中國。更重要的是，美國企業在這段時間發現中國原先給予的一些承諾並沒有真正落實，而這無法落實的部分，並不是單純的人脈問題，是根本的制度問題。

第二個軸線是川普本人。

讓川普崛起的力量源自於那些中美經貿合作後長期被忽視的美國勞工。跨國大企業為了利益極大化，自然會搬到勞工成本較低的中國。（勞工成本一開始只有美國的 5%！）那麼美國勞工怎麼辦？學界的研究指出，在 1990～2011 年間，有 240 萬個工作因為對中貿易的關係而消失，大部分是來自最底層的工人。就是在這種狀況下，這些人支持了川普。川普出生富裕，房地產起家，人物設定就是個「商人」。他從過去一直很反對自由貿易，認為工作會因此外流。他常透過設定貿易敵人的方式來獲得支持，例如在 1980 年代，他就常常說日本是貿易上的敵人，但他也從日本投資客手上大賺一筆。後來日本經濟泡沫化之後，他又逐漸把目標轉向中國。川普始終希望表現出一個「談判專家」與「強人」的形象，這對他的決策模式影響甚鉅。

本書一開始提到，川普希望透過一個又一個的談判，來讓大家覺得他很厲害，所以他一上任就來個川蔡通話、還發推說什麼都可以談。既然什麼都可以談，那過去美國很少用的關稅當然也可以拿來當作武器、那些美國簽過的約當然可以再簽一次或退出，因為這些都只是「手段」罷了。這也是為什麼，當中國居然也用關稅報復、當報紙居然嘲笑川普說他在談判桌上對中國太軟弱時，他又會不顧阻止立刻更用力地打回去。作者還提到，川普非常注重立即的效果與掌聲。每次新關稅或新政策出籠，當天或隔天的股市如何反應，馬上影響到他對該政策是成是敗的判斷。當川普幾次加了關稅美股都大漲，更會讓他覺得自己的行動獲得民眾與企業的力挺。

兩位作者根據自身的觀察認為，川普雖然要求與中國談判，但一開始真的只有雙方貿易逆差的問題（其實大多數學者並不認為貿易逆差一定是壞事），至於商業資料洩密、南海議題、韓國議題、香港議題都只是籌碼而已，重點是能不能快速談出一個讓他很風光的合約。但川普的談判團隊分成兩派，一派是主張有合約就好、不一定要關稅制裁，這一派包括財政部長梅努欽以及主要談判代表羅斯；另一派則是認為中國不可信、要對中國懲罰並持續檢視，這一派則是以 2017 年上任的貿易代表萊特海澤為主。一開始梅努欽派占上風，把中美問題單純當作貿易逆差來處理，因此只要敦請中國進口美國商品就可以解決問題，中方負責談判的副總理劉鶴也樂得開一系列的購買清單。

但隨著時間進展，包括中國數次推遲或毀約、給的清單數額膨風，再加上中國發動的報復制裁，都讓川普與其團隊越來越覺得中國的口頭承諾不可靠，必須實際觀察中國的作為才行。最終是強調關稅制裁而且不能隨便拿掉的萊特海澤在內部的論戰中勝出，由他來主導談判。

對於萊特海澤等人來說，中美之間並不只是貿易逆差的問題，更重要的問題核心在於貿易的自由開放、智慧財產權掠奪、以及國安議題。這些議題都需要中國進行制度面的改革才有辦法處理──假如連法院都「姓黨」，那問題永遠處理不了。在萊特海澤等人不斷地說服之下，川普本人終於說出華為是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以及他支持關稅不可棄的立場。

不過，最有趣的事情是，後來萊特海澤改變了態度，反而試圖阻擋太過強硬的對中制裁，因為他認為需要提供給中國多一點誘因，讓他們有意願遵守與美國簽訂的協議。萊特海澤的轉向，使他和川普政府當中主張對中更加強硬的閣員針鋒相對，這些強硬派包括國務卿龐培歐（Mike Pompeo）。

第三條軸線是中國自己的改變。

這項改變必須從習近平本人說起，他是改變中美關係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說是改變中國在全世界對外關係的重要因素）。基於過去在各省市執政的經驗，習近平相信共產黨帶領國家經濟的重要性，並意識到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意識形態的經營更為重要。正因如此，習近平上任後，開始擴大對國家企業的補貼、在更多私營企業內設黨部以對其加強控制，這和大家所期待的自由市場貿易等原則完全背道而馳。與此同時，習近平也加強各種思想與意識形態的鞏固，破壞原本集體領導的體制，改為一人集權無限連任，這些都與美國政界、學界、商界的期待相左，讓這些美國人漸漸不再相信經濟成長可以帶動中國民主化。

習近平更常使用「中國夢」或者「百年國恥」作為號召，來煽動反美情緒與政策。只要任何談判讓他不滿意，就開始放送共軍大敗美軍的愛國劇、拿出「二十一條」的歷史大肆宣揚「喪權辱國」的意識形態。由於集所有權力於一身，使得習近平不能承擔任何外交上的軟弱或失敗，所以負責談判的副總理劉鶴就是習近平不想站到第一線承擔各方責難所推出的人選。

作者提到，川普常常刻意要給習近平一些政治威信和談判功勞（credit），希望讓習近平搞定反對者。然而，習一直沒有站到前線；而劉鶴的政治權威不足，沒有主導政策走向的能力，不像朱鎔基一樣可以適當運用美國的壓力來促進改革（事實上，川普的談判團隊也很努力地要把劉鶴帶往朱的方向，想要和中國內部的改革派合作，讓他們可以從內部帶來改變。但中國的政治結構已經不一樣了，劉的政治威信遠遠不如朱）。這也讓川、習二人的談判如同兩人開車對撞的「膽小鬼賽局」（chicken game），誰先閃開誰就輸了。由於兩人都不願閃開而是繼續往前開，最終就只有對撞的結果。

※ 本文摘自《菜市場政治學：民主方舟》，原篇名為〈美中關係為何大轉變？是否有反轉的可能？〉，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