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credit: unsplash

為什麼我們不割席?荃灣11歲小朋友:因為大家都憤怒

早前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先後遭警方圍堵,一幕幕暴力鎮壓畫面怵目驚心,恍如六四天安門夢魘重現,示威者不論和勇都死守反抗到底,校友師生各盡方法救援,希望一個也不能少。

剛年屆七十的中大哲學系前系主任張燦輝教授,一直支持學生參與這場抗爭運動,從事法律界的妻子也是中大校友,二人對母校的感情血濃於水,中大被攻第二個晚上,由於學生缺乏食物,夫妻二人便在家煮了數十人的飯菜開車運入校園,以表達關愛之情。

張燦輝五年前參與佔中,與好友陳健民一齊公民抗命,更在中環派發杯麵送暖,愛好攝影的他又出過攝影集記錄當年抗爭情況,十分投入,激情至今不減。

愛好思考生死的他,70 年代進入中大哲學系,師承哲學大師唐君毅、錢穆和勞思光等一批大陸流亡學者,更深受勞思光影響,認為面對中共獨裁的管治,香港人義無反顧反抗,是憤怒和良知的表現,他更表明不再踏足中國一步,更以二次大戰時期法國著名哲學家沙特的話為香港這場波瀾壯闊的運動作註腳:人在強權之下最自由!

訪問當日,中大校園剛剛重開,計程車由新亞去崇基,已聞不到催淚煙,但沿路都看見抗爭語句,寫在大廈外牆和馬路上,為這個本來恬靜的校園畫上不能磨滅的痕跡。張燦輝的人生就在這裡度過了四十個寒暑,「我 1970 年來中大讀書,當時只有馬料水幾間屋,變成現在這麼多建築物,我看著它長大,一齊成長,好有感情。」

夫妻開車送飯入中大

2019 年 11 月 12 日,大批防暴警察圍堵並攻入中大校園,張燦輝看著電視直播,內心充滿焦急和悲憤,當晚他本來臨時被邀請在校園舉辦「何草之夜」講座,和同學同事分享對當前事態的反思,題目是「守護大學,守護良知」,但最後因為交通受阻無法進入校園而被迫取消,但一直與校內的朋友保持聯繫,翌日他收到消息指學生及示威者缺乏食物,飯堂已一早關閉,於是二話不說,與太太在家煮大鍋飯後人肉快遞,「我太太很快煮了好多人飯菜,而且是很不錯的,我們合力做了麻婆豆腐、栗子炆排骨、豉油雞翼等,有四個菜,做好一盒盒,用三個電鍋煮了好多飯送過去,估計有六十人的份量。」

由於當時交通依然阻塞,車子無法進入中大,張燦輝就在中大外面的麗坪路迴旋處交收飯菜,「我們好轉折去到麗坪路,迴旋處有好多人收物資,我們與裡面的同學有接觸,他們負責將我們做好的飯菜運過去,一兩個小時後同學回覆說收到食物,說很好吃,我們好開心,這就是我們所做的事,不用多想,見到母校受到蹂躪,大家都覺得好悲憤,有什麼可以幫便做。」

送物資對於張燦輝夫婦已不是新鮮事,五年前佔中,他們也派發過杯麵三明治,他太太的律師樓在太子大廈,二人用幾個大真空罐裝著熱水運到街上現場沖杯麵,至今仍然歷歷在目,「我們在佔中時派過杯麵,都好大工程,水要由太子大廈運過去,在大會堂外的馬路發。」當時他還在四周拍下佔中的街頭情況,後來出了一本《異域》:關於烏托邦思想與雨傘運動相片的文章攝影集。他熱愛攝影,沙田的家掛滿作品,大部分是在世界各地旅行時拍的,講究構圖和意境,其中一張是三十年前在天安門所攝的北京民眾,充滿中國特色,不過他說不會再踏足中國內地一步。

深受勞思光影響

「我再講,我不再踏足大陸一步,如果中國仍等於中共,我就不承認我是中國人,我只是香港人。」說得斬釘截鐵。

「中國文化風景秀麗,我們當然會欣賞和尊敬,我都想再去一次,但和我老師一樣,他在 1949 年離開大陸來到香港之後,從未返回去。」他口中最尊敬的老師,是中國著名思想家、中大哲學系前教授勞思光。除了中大,勞思光也有一段時期在台灣各大學任教哲學,影響兩地不少學生的思潮成長。

「我在中文大學時受勞思光影響好大,我和他關係延續了四十多年,中大未圓湖的銅像我都有參與建立。」勞思光銅像於 2017 年立於未圓湖,以紀念其九十冥壽及辭世五周年,是中大繼李卓敏、孫中山、唐君毅及高錕後第五個紀念銅像,張燦輝說籌辦立像過程充滿艱辛,但最終都順利完成,實在得來不易,而老師的訓誨他一直未敢忘記,「勞思光覺得共產黨是不可以相信的,他 60 年代寫的《歷史的懲罰》,以及後來寫好多有關香港前途的書,都不幸言中。」

勞思光和早期年代新亞書院創辦人唐君毅、錢穆及牟宗三等,都是因為擔憂中共政權的迫害而逃亡香港,「他們都不能接受獨裁政權思想,認為與中國文化有好大的衝突,於是離開,希望重建中國人文精神,來港後建立新亞,由桂林街、農圃道,直到中文大學校園。」他說當年師生關係密切,「中文大學與其他大學最不同之處,他們創校本身是一種流亡大學,師生關係好親密,我經常去老師家吃飯,談天說地到通宵,又一齊上街看電影,做好多事。」

香港死了 源頭是暴政

時移勢易,這種師生關係現在愈來愈少有,所以他經常很珍惜在香港享有的自由,以及在這個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所能做的事,包括教書、做研究、攝影以及其他收藏嗜好等,但發現這些空間開始愈來愈少,他太太是大律師,所屬的大律師公會在反送中初期多次向政府表達修例帶來的破壞,但政府充耳不聞,「我太太所屬的大律師公會,我所認識的學者,寫了無數次文章,講了無數次,都被當成廢話,我好記得她(林鄭月娥)怎麼講:『廢話!』當時我們這班和理非已經覺得沒得救,Hong Kong is dead!『香港死了!』」

所以他很明白年輕人多個月來上街抗爭的感受,「現在示威者在街頭出現的暴力是果,你不能譴責果而不去看因,因就是政制暴力、警察暴力,這才是源頭。」

「如果一切暴力都要譴責,我一定會罵孫中山,一定會罵二次大戰時一切反納粹的游擊隊!」

他形容今次是全民抗爭,不分階層,一起勇武,「我認識好多名校高材生,家裡有錢的人,完全不需要做這些事的人,都穿黑衣上街;有個成功生意人,太太又有孩子,但夜晚都會走出去衝,有次我見到他雙眼都紅了,因為吸了太多煙!」

五年前公民抗命失敗,到今年反送中初期政府的冷漠,他以為香港真的死了,直至看見勇武示威者衝入立法會,高呼時代革命,他彷彿又看見希望,「這個政府團結了好多人一齊反抗,就算他們怎樣說學生暴力都好,情況與他們預期的剛剛相反,為什麼我們不割席,好簡單,記得有次荃灣有個十一歲小朋友接受訪問時說,因為大家都憤怒,都有良知!」他也身體力行,「我參加好多次遊行,我是銀髪族,不能太前,我學生說,張生你走不動,不要太前。我都聞過煙,未聞過都不是香港人啦。」

自由要爭取 這是存在的抉擇

他家藏書很多,最近重看法國哲學家、存在主義大師沙特的作品,發現有一篇在二戰時寫的文章,令他對香港當前形勢深有所感,「文章好短,是於 1944 年在美國 The Altantic 期刊發表,題為 Paris Alive: Jean-Paul Sartre on World War II,他一開始就講,法國人未試過這麼自由,在德國強權之下是最自由。(Never were we freer than under the German occupation.)」看似矛盾,卻充滿哲思,「他說自由是要爭取的,當你發覺不准講話不准做任何事,而你要發聲、你要做事,肯定自己個人的尊嚴和獨立的人格,就要反抗,沙特說這場仗(法國攻打德國)是民主的,因為不論你是戰士、游擊隊、普通市民,全部人都有這種想法。」

「沙特認為,我們每個決定都是一個存在抉擇(existential choice),你不用出去、不用送飯、不用示威、不用遊行、不用投票,全部都是存在的抉擇,當你每做一個抉擇,不是有人叫你去做,亦不是因為收了錢,是良知覺得這個做法是應該做。」

「公義不是講的,是要做公義的事,良知不是講的,是做良知的事。」

區議會選舉當晚,他一直沒怎樣睡,半夜看見民主派大勝,即時在家倒了兩杯威士忌慶祝,「面對這個政權我們可能感到無能為力,但我們仍然有最有限的空間表達意見,就是用選票。」

強權之下 誰能禁止仰望夜空?

張燦輝夫婦在九七前已有居英權,在英國亦有物業,子女也成家立業,可謂無後顧之憂,但依然寧願留港繼續教書工作,「以我們的能力,去英國、美國,什麼地方都好,可以有屋住,享受安靜美麗的環境,但那個世界不屬於你,政治亦與你無關,我們可以在英國談脫歐,但都不關你事,一切關你事的感覺,在今次的選舉中就出現,這件事是關每一個人的事。」

留戀的,是香港的人情味和食物,「哪裡還會有這樣好的腩河、雲吞麵吃?街裡的喧鬧,只有香港獨有,與人親密的關係,這些都是我由小到大的回憶。」

「你當然可以說強力鎮壓來到,有一日全部都要收聲,不過收聲等於我們不出聲嗎?」

「人類歷史最感動的一幕,是當伽利略被教皇逐出教會時,他對教皇說的一番話:你可以不准我出聲,燒光我的書,不准我與任何人說話,不准我做任何事,但卻不能禁止我在夜間仰望星空。

2019 年 12 月 11 日

※ 本文摘自《我城存歿》,原篇名為〈附錄《壹週刊》訪問張燦輝:人在強權之下最自由!〉,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