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你所愛的事，就不算在工作」的說法是一種倦怠圈套

文／安妮．海倫．彼得森；譯／陳莉淋

二○○五年，史蒂芬．賈伯斯在史丹佛大學的畢業典禮致詞中重申了千禧世代的大學畢業生花了大半輩子內化的一個想法。「你的工作將佔掉你人生的一大部分，唯一真正獲得滿足的方法就是做你相信是偉大的工作，」賈伯斯說。「而唯一做偉大工作的方法是愛你所做的事。如果你還沒找到自己愛的事情，繼續尋找。不要將就。」

《做你喜歡做的事：以及其他關於成功和幸福的謊言》（Do What You Love and Other Lies About Success and Happiness）的作者宮德光（Miya Tokumitsu），認為賈伯斯的演說是「可愛的」工作的敘事結晶：當你愛自己所做的事情，不僅背後的「勞動」會消失，你的職能、成功、幸福與財富都會因此成倍增加。

這個等式本身就是以工作與生活融合為前提，替倦怠做足了準備：你所愛的事情變成了你的工作；你的工作變成了你所愛的事情。工作日（上班與下班）或自我（工作的自我與「真實」的自我）的界限變得模糊。一個人把全部的自我都傾注在一份「可愛的」工作上面，期望這樣做能帶來幸福和經濟穩定，像是一條長長的梅氏圈。如同藝術家亞當．J．克茲（Adam J. Kurtz）在推特上改寫了 DWY L這則座右銘：「做你所愛的事，而你就會一直拼命的努力工作，沒有區隔和界限，也會把一切都看得極為重要。」

在「做你所愛的事」的架構下，只要是你個人所愛的事情，理論上都可以是可愛的工作。但是「可愛的」工作，至少在目前是指有形的；是能增加社會和文化快取記憶體的；是能替自己工作或很少被直接監督的。它們可以被認為是社會利他的工作（教師、醫生、公設辯護人、社工、消防員）；或在某種程度上被認為是很酷的工作（國家公園管理員、微釀啤酒師、瑜伽教練、博物館館長）；或者你可以完全自主決定要做什麼，以及何時開始進行的工作。

它們是孩子們夢想的工作，人們談論的工作，當你在對話中提到它會贏得「哇，這工作真酷」的工作。女服務生可以很酷，如果妳是在正確的餐廳工作；瑣碎的後台工作可以很酷，如果你是在正確的劇團工作。麥克，他是白人，成長於堪薩斯城的中產階級家庭，他對理想工作只有一個最模糊的概念，就是「我一整天都可以做『發揮創意』的事情」。魯尼是黑人，成長於工人階級的家庭，她所認為的好工作是「有意義的」，是她「熱衷的」且是「被召喚去從事的使命」。葛麗塔是白人，成長於中產階級的家庭，說她最喜愛的戲劇主題，從《金髮尤物》到《奇異果女孩》，教導她「酷」工作是會讓你執著追求自己熱情的工作。

只談「熱情」，不談工時

對於「可愛的」工作的嚮往是使它們無法持續可愛的部分原因。這麼多人競爭這麼少的職缺，薪資報酬可以不斷降低，卻不會造成什麼影響，總會有人充滿熱忱地取代你的位置。福利待遇可以被刪減或不復存在。自由業者的費用可以降低到勉強維持生計的程度，特別是藝術領域。在許多情況下，一個網站不是支付作者撰寫內容的費用，反而是作者用免費的形式授權給網站以獲得署名的機會。同時，僱主可以提高對於工作的最低資格、要求更好的學校、另一個學位、更多的訓練（即使訓練不一定是必需的），擁有這些履歷，你才有機會成為被僱主考慮的人選之一。

這種情況下，「酷」工作與實習變成供需關係的研究案例。即使工作本身最終無法實現個人抱負，或是要求的工作很多卻報酬太少，以至於熄滅了任何可能存在的熱情，但是能夠成為千裡挑一的「成功者」的挑戰，使這份工作益加令人嚮往。

對於許多公司來說，完美的場景是一個幾乎不需要花費任何成本就能徵到人的職位，似乎有無數對此職位來說資歷過高、動機驚人的應徵者。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二○一○年代末期，表面上仍舊強勁的就業市場上，許多公司發現自己愈來愈迫切地需要找到人去從事那些不可愛又低報酬的工作職缺，特別是其中許多工作無論多麼基本，現在至少都需要大學學歷。正如亞曼達．馬爾（Amanda Mull）在《大西洋》雜誌上點出的，這種迫切性是以那份工作很酷的徵人廣告形式作為解決辦法，並花費愈來愈多的金錢使那則廣告趨於完善（而不是提供候選人更好的報酬、福利或彈性 1 ）。

根據 Indeed.com 的調查，二○○六到二○一三年間，使用「忍者」一詞來描述的工作增加了二十五倍；使用「搖滾明星」的增加了八．一倍，而使用「絕地」 2 一詞的增加了 67％。在我寫作的此刻，你可以應徵歐特克公司的「客戶支援英雄」、一間位於賓州巧克力工廠的「可可粉忍者」、猶他州一間診所的「健康武士」以及佛羅里達州奧蘭多一間租賃公司的「搖滾明星維修人員」。這些工作都是給社會新鮮人的職缺，而且薪資剛好或只比基本工資多一點，通常福利很少或沒有福利，有些甚至只是被稱為「賺錢機會」的兼職演出。愈是低劣的工作，愈容易被貼上「酷」工作的標籤和廣告。這是一種手段，讓應徵者相信不酷的工作其實是值得嚮往的，為此值得接受只能勉強維持生計的工資。

這就是「做你所愛的事」的行動邏輯。當然，沒有一個工作者會要求他們的僱主看輕自己，但是「做你所愛的事」這種說詞使得要求被看重似乎是不公正的行為。做你所愛的事「使其追隨者面臨被剝削的命運，藉由將工作者的動機拋回給他們而把無薪或低薪的工作合理化，」宮德光提出此論點，「當熱情變成社會公認的工作動機時，談論工資或工作的時間表就變得俗氣。」 3

舉伊莉莎白為例，她是拉丁裔白人，成長於佛羅里達州的中產階級。大學時，她參加了迪士尼大學計畫，此計畫提供混合實習與「留學」的經驗，不過不是到外國留學，而是在迪士尼。之後，她急切渴望在迪士尼找到一份工作，任何工作都行，即使是在客服中心。這個職位完全沒有前途，沒有任何晉升的管道，只是期望你應該感激能擁有一份迪士尼的工作。「在迪士尼，他們寄希望於你對公司的愛，」她這麼說。「我的確愛這個公司和它們的產品，但是這並不會讓勉強高於最低工資的薪水變得可以接受。」

當一群「充滿熱情」的工作者倡導更好的薪資與工作條件（比如說加入工會）時，他們對工作的奉獻精神通常會受到質疑。（例外的是那些已經有工會組織幾十年的職業，像是許多消防員與警察。）倡導工會意味著首先且最重要的是認同自己是個勞工，並與其他勞工團結一致。它促進了一種階級意識，很多僱主都否定這種意識，並把「工作」重新定義為「熱情」，「工作場所」則被重新定義為「家庭」。而神也不允許你與家人談論金錢。

「優秀」的工作者標準：把醒著的時間全部致力於工作上

不難看出在追求「熱情」與「過勞」之間會產生多麼嚴重的差距。如果你愛你的工作，而且它又可以實現你的抱負，那麼你無時無刻都想工作是合理的。一些歷史學家將美國人對過勞的崇拜追溯到二戰後加州聖塔克拉拉谷國防工業的僱佣行為。一九五○年代，這些公司開始招募科學家，正如莎拉．馬丁（Sara Martin）在二○一二年的過勞史中所說的那樣，他們「一心一意、社交笨拙、情感上疏離，而且有幸（或被詛咒）對一些特定領域有著異常、獨特、極強專注力的癡迷興趣。」 4

一旦被聘僱後，這些科學家為「優秀的」工作者提供了新的標準。「工作不只是工作；它是他們生活的熱情，」馬丁解釋，「他們把醒著的時間全部致力於工作上，通常排除了非工作的關係，運動、睡眠、食物，有時候甚至連個人的清潔照護都不在意。」馬丁說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後來成為矽谷的傑出公司之一）的心理學家把這種特別令人滿意的工作者心態稱為「科學技術人格（the sci-tech personality）」，並且塑造出圍繞著他們的工作文化：工作時間隨心所欲，只要你願意多長都可以；公司允許你穿著任何自己想穿的服裝。在惠普，公司會替工程師送早餐，「這樣他們才會記得吃飯」。早期的自助餐廳、免費餐點和點心零食成為了新創公司文化的特徵。

但是直到一九八二年，兩位麥肯錫顧問出版的《追求卓越：探索成功企業的特質》一書獲得巨大的成功後，這種獨特的工作倫理才得以全國化與標準化。這本書的論點很直接：如果任何一間公司可以找到像在矽谷那裡工作的員工（如：願意埋頭苦幹的員工），他們也可以享受如科技產業被神話化的成功。這樣一來，過勞就變得前衛、時尚、具前瞻性思維。反之，工會對每週四十小時工時的保護措施不僅變得老套、落伍，還明顯不酷。

此外，隨著工會以及保護工會的法規變得不受歡迎，工人的團結也是。取而代之的是追求並贏得「可愛的」工作，並因此創造出一股無情的競爭氛圍；個人對工作的熱情與滿足感則優先於整體的工作條件。 5 「當每個人都將自己視為獨立合約員工，與社會的其他成員進行零和戰爭時，團結一致就變得可疑，」宮德光解釋，「一個人只要任何一刻沒有在工作，就代表某人將會超前，對他或她造成傷害。」 6

註釋
1. Amanda Mull, “America’s Job Listings Have Gone Off the Deep End,” Atlantic, June 13, 2019.
2. Ibid.
3. Miya Tokumitsu, Do What You Love: And Others Lies About Success and Happiness (New York: Regan Arts, 2015), 7.
4. Sara Robinson, “Why We Have to Go Back to a 40-Hour Work Week to Keep Our Sanity,” Alternet, March 13, 2012.
5. Tokumitsu, Do What You Love, 7.
6. Ibid., 113.

※ 本文摘自《集體倦怠》，原篇名為〈做你所愛的事，而你一輩子仍會每天工作〉，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