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舉手】知人論世──讀《余英時訪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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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舉手】知人論世──讀《余英時訪問記》

文/梁右典

余英時先生親筆撰寫的《余英時回憶錄》、口述並經李懷宇整理的《余英時談話錄》、以及李懷宇所著《余英時訪問記》,剛好譜成三部曲,是瞭解余先生不可或缺的三本書。本文略述三部曲最後一部,而之所以有別於前二部,在於本書對於余先生日常談話的興趣多所勾勒,也可以補充上述兩部作品未及提到的內容。特別是余先生的知人論世想法。通讀全書,我認為其中有兩點值得提出:第一,余先生的知人論世想法已透過與懷宇先生談話互動過程展現出來,讀者能夠思索余先生的知人論世觀點;第二,再次可以感受余先生對學術研究是以客觀分析與澄清事實為其指導原則,並考量歷史人物性格與事件變化。

書中附了余先生贈送懷宇先生書法作品,提到「數百年舊家無非積德,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積德」與「讀書」都是余先生肯定的價值,所以本書提及「知人論世」基本上也可以從「積德」與「讀書」兩方面來說。用儒家傳統話語而言,即是「尊德行」而「道問學」。

余先生認為「看一個人就看她精神的自我」(頁23),這幾年余先生發現「最重要的作品是寫人的靈魂的受難」(頁51)。例如:著名的西洋名著《咆嘯山莊》、《哈姆雷特》、《李爾王》皆是如此。「精神的自我」與「靈魂的受難」是深邃的哲思概念,余先生是以人所處具體情境為中心的觀察;閱讀此書也可以聯想余先生早年在新亞書院的學習與省思,當時學風已有意識重視人的精神層面。特別是身處歷史重大轉變,學人如何應對都成為余先生感興趣的議題。正如同《新亞學規》所說:「我們書院精神是以各門課程來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來傳授各門課程的」(頁61)。因此,在與歷史上許多偉大心靈的人物接通之際,特別是余先生花費最多時間的儒家研究,余先生的認知與感受用他的話說,儒家是「介乎宗教與哲學之間」。

余先生研究長達六十年之久,因長期居住美國,他的學術志業開展起初是在西方學界建立,很明白「西方人論人的精神境界仍以其人的『趣味』如何為判斷的標準」、「都是由『趣味』的高低決定的」(頁115)。「趣味」包括範圍很廣,舉凡讀書、結交朋友皆是如此。余先生曾引用孔子的話「不知其人,視其友」,即「你如果不認識那個人,看他交的是什麼朋友」(頁117),可以此作為對照。身處現實處境的余先生,生平際遇最大的風波應是早年赴美求學,護照因沒有國籍,到美國後成為「無國籍之人」;另外,更為人所知則是1973-75年返港擔任中文大學副校長期間,因參與大學改制,而遭受種種不具名的指控,對他而言是很大衝擊。所以,他的精神修養不是訴說於傳統所謂「慎獨」或「靜坐」等等變化氣質的科目;而是身處人間世的自己,如何在種種活動中,體會歷史的現實脈動。也不會把人的理想看得過高,還要看言與行是否一致。整體來說,余先生看待人的眼光則是「人是目的,不是工具」,必定要對人有所尊重,不因職業地位高下而產生分別。

余先生認為「現代學術最重要的是有新的貢獻」(頁161)。博士就讀階段已留意下層、民間信仰的思想狀態,這是在經典文獻的閱讀基礎上的進展。一般會說余先生是博雅型的學者,如果以柏林「狐狸」與「刺蝟」作為比喻,余先生實際上是兼具二者,前者是博雅考證,後者則是以成一家之言。余先生的學問不拘一格,範圍即可以是「從堯到毛」,方法論上則是博採眾家,而有自己的取捨。目的要凸顯學術的原創性價值,並禁得起時代考驗。也因為余先生是歷史學者,他認為「沒有系統論,就看事實如何,才跟你講具體的事件」(頁275);另一方面,余先生的歷史研究是有西方背景,在余先生的書房,英文書比中文書還要多(頁286),也是值得留意的環節。余先生的學思性格是中西文化的合體,表現在他的為人處世與學術研究皆是如此;近來看顏擇雅文章,即指出余先生對待學生像朋友,具有西方人的性格;同時又不太會拒絕別人的盛情(通常是拜訪與邀稿),則是東方人的性格。總而言之,余先生著作中的中西文化是很值得後續研究的環節,最明顯可以對照是胡適。胡適的中文英文著作,對於中國文化有不同的論述策略;余先生雖然沒有刻意於此,但如同顏擇雅所說反映在他待人處事方面,是很有趣的現象。

余先生對於「博士」也有它的看法,認為「普普通通的博士多得很」(頁314);但也在獲得唐獎後,捐出獎金作為鼓勵年輕學人研究使用,可以看出他對提攜後進有很大熱忱。余先生更認真閱讀每位得獎人的研究成果,也可以看出對此重視的程度,絕不是表面形式而已。余先生在書中並不特別強調「學術」或「教授」的價值與頭銜(尤其老師錢穆更是強調此點),而是看重知識人的思想與價值。包括晚清的龔自珍、陳散原、鄭孝胥,以及福建的陳衍,都在歷史發揮一定作用;如果具體統計書中提及學人數目則是不在少數。值得留意的是「入門」之說,提及「有些中國學者五十多歲連入門都沒有」,但是「梁啟起在十幾歲時基本規模就有了」(頁337)。以上,或是針對社會整體現象來看,有些則是對於個別人物來談,這是對於社會風氣的洞察與人事品評的眼光。余先生也說:「就覺得是人生中的常態,不可苛求別人。不能要求人家的理念一定要做得到;做不到,我覺得也不必失望。至少思維到那個境界,就很好了」(頁342)。基本上,余先生對於人物的種種看法,也反映他自認為歷史學家重要的任務在於提出什麼是公平、合理的價值觀念;考察歷史事件是如何發展起來,如同明代呂坤所說:「為人辯冤白謗,是第一天理」,對於學問也有一種道義的表現。特別像歷史學科,這麼貼近具體時空的人事物,隨著時間與立場,被誤解在所難免;如何還原並使其得以「伸冤」,余先生在其許多大著已有揭示,都可以視為如是觀。

閱讀余先生《余英時訪問記》可以感受他在「知人論世」的深刻認識與確切體會。他是真正活在這個時代;用他的學生陳弱水先生的話來形容,就是「對於時代的瞭解,不是拿尺來量,而是能夠取得一種內在的理解,知道為什麼他們要這麼說,即使他們不去說」。無疑地,這是把「知人論世」的本事發揮至高度的結晶表現。因此,《方以智晚節考》可作如是觀、《重尋胡適歷程》亦可如是觀。對於「知人」主要看他的才能、努力與精神,在各種境遇中是否能夠挺立,往更好的目標前進,當然余先生也很有提攜後進的熱忱。在「學術」方面,余先生始終強調要能「為知識而知識」,要能重構古人的歷史世界,而不是為炫耀自己的創造力。這也都與「知人」能力有密切關聯,而且必須建立在嚴格的知識水平上。所以,余先生有意識在談話中區分「文化思想者」與「學者」之區別,而且似乎把「知識人」作為更大整體,可以包括上述二著。余先生的「知人論世」觀點,其實也都有兩千年的歷史文化作為底蘊,以及西方人文傳統作為對照,通過本書與懷宇先生的談話呈現出來,值得我們細細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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