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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中營關押期間或之後,我都曾覺得「羞愧」⋯⋯

文 /普利摩.李維 Primo Levi;譯 /倪安宇

有一個制式畫面反覆出現在文學、詩歌和電影裡:動亂結束,「暴風雨後的寧靜」[1]來臨,人人心中雀躍。「走出苦難,我們欣喜若狂」。不再疾病纏身,恢復健康;解放者高舉旗幟到來,讓我們掙脫禁錮;士兵返鄉,回歸家庭後重獲平靜。

從許多生還者的陳述和我自己的記憶來看,悲觀的里歐帕迪在這首詩中並沒有說真話,而是努力展現他樂觀的一面。在獲得解放那一刻,大多數倖存者既沒有感到開心,也沒有鬆一口氣,因為同時要面對的是毀滅、屠殺和煎熬。在那一刻,感覺到自己重生為人,有責任感的人,也重新擁有身為人的痛苦:為家庭全毀或破碎而苦,為身旁眾人傷痛而苦,為自己看似無藥可醫、無法挽回的形銷骨立而苦,也為人生要從廢墟中重新開始,而且恐怕必須獨自一人重新開始而苦。憂怖之人心生憂怖,不可能讓「憂怖之人心生喜悅」。走出苦難的欣喜若狂只有少數幸運兒才擁有,或只能擁有須臾片刻,或只有心靈極其單純之人才能擁有,但焦慮幾乎必定隨之而來。

焦慮感大家都有,自小便有,大家都知道那種感覺通常是一片空白,是無以名之,很少貼上標籤,載明其緣由,如果有,大多是捏造的。很可能你自認為或宣稱你是為了這個原因感到焦慮,實際上讓你焦慮的另有其因:你或許會認為自己是為未來而苦,實際上折磨你的是過去;以為自己是為他人所苦,因為悲憫,因為同情,實際上是為了我們可以傾吐或已經傾吐的深層原因感到焦慮。有時候那個原因埋得太深,只有專業人士透過精神分析,才能將它挖掘出來。

當然,也不能說我一開始描述的那個畫面全然是假的。很多解放時刻確實充滿了喜悅,真心真意的喜悅,特別是將士、軍人或政治人物,在那一刻看到他們付出生命為之奮戰的期盼終於實現,還有受苦較少、較短,或只為自身之苦而苦,不為家人、朋友或所愛之人而苦的那些人。幸好,不是所有人都一樣。我們之中也有人有能力、有條件將那些歡樂的瞬間劃分切割出來,就像從礦石中開採出黃金一樣,並由衷感到喜悅。還有,那些書寫及口述證詞中,也有一些出於下意識的仿效,讓約定俗成的說詞凌駕於原始記憶之上:「從奴役狀態中被解放的人都滿心喜悅,我被解放了,所以我也滿心喜悅。所有那些電影、那些小說,還有貝多芬歌劇作品《費德里奧》[2]裡的人物在掙脫鐵鍊束縛的那一刻都歡欣感恩或欣喜若狂,所以我的反應也是如此。」這就是我在第一章提到的記憶扭曲特殊案例之一,會因為年代久遠,且把他人或真或假的經驗跟自身經驗加疊在一起而更為明顯。不過那些或刻意為之或個性使然,與他人夸夸而談的言論保持距離的人,通常會發出不一樣的聲音。以我先前提到的奧許維茲特遣隊倖存者菲利普.穆勒為例,他的經歷比我的更加慘痛,他在回憶錄《奧許維茲見證:在毒氣室那三年》最後一頁如此描述他重獲自由的那一刻:

說來或許令人難以置信,在那一刻我覺得心灰意冷。三年來我念茲在茲、切切盼望的那一刻到來,我既感覺不到開心,也沒有任何其他感受。我從床板上滾下來,匍匐爬到門口。到了戶外,我拼命想要前進卻無能為力,於是我就這樣躺在樹林裡,沉沉睡去。

我要引述一段《休戰》中的文字。這本書一九六三年才出版,但是這段文字寫於一九四七年,描述第一批蘇聯士兵出現在遍地是屍體和垂死之人的集中營景象:

他們沒有跟任何人打招呼,臉上沒有笑容,看起來很壓抑,不光是因為同情,也是因為不知所措,所以謹慎自持開不了口,眼睛緊盯著一幕幕死亡景象。那是我們熟悉的羞愧,每次「篩選」過後,每次目睹或經歷凌辱後,在我們心中浮現的羞愧。那種羞愧德軍不懂,是正直之人看到其他人犯下罪行時會有的感受,他感到內疚,因為那罪行發生了,因為在這個世界發生了無可挽回的罪行,而他的意志力無濟於事或過於薄弱,無力抵抗。

我想這段文字不需要刪減或修正,倒是可以做一些補充。很多人(包括我在內)在集中營關押期間或之後都曾覺得「羞愧」,有罪惡感,這一點獲得諸多見證人肯定確認。看似荒謬,卻是千真萬確。我會從我個人角度出發做說明,同時對其他人的詮釋提出看法。

如同我一開始所言,隨解放而來、難以解釋的不適感未必一定是羞愧,卻被認為是羞愧。為什麼?我們可以從不同角度解釋。

首先我要把幾個特殊案例排除在外。集中營內幾乎所有政治犯都有能力和機會保護並捍衛他們夥伴的利益。我們這些普通囚犯可以說完全不知道集中營裡面有他們這些人,也從未懷疑過這一點,這很正常,考慮到政治和警察(奧許維茲集中營政治部門就是蓋世太保的下屬單位)因素,他們必須祕密行動,不只要提防德軍,還要提防所有人。我被關押在奧許維茲集中營這個中央集權帝國裡的時候,百分之九十五的囚犯是猶太人,政治反抗組織的網絡應該剛剛形成。我曾經親眼目睹過一個事件,但我當時被日復一日的勞動折磨得筋疲力竭,沒有看出端倪。

一九四四年五月左右,我們原來那位個性溫和的卡波被換掉,新上任者看起來令人畏懼。所有卡波都會打人,這顯然屬於他們的職權範圍,是他們的共同語言,基本上大家都接受,更何況在那個亙古不變的巴別塔裡,打人恐怕是真正能讓大家理解的語言。根據打人的各種細微差異,可以理解為督促工作、告誡或懲罰,就凌虐痛苦指數而言排名在後面。但是新來的卡波打人方式不同,他會突如其來出手打人,帶有惡意,下手凶狠,打鼻子、脛骨和生殖器。他打人是為了讓人受傷,讓人痛苦並感到屈辱。大多數卡波是基於盲目的種族仇恨而動手,他不一樣,他是存心讓人受苦,沒有任何理由,對付所有人一視同仁。或許他有精神疾病,我們今天理所當然認為應該給予精神病患包容,但是在當時那樣的環境下自然不可能做到。我跟一個猶太裔克羅埃西亞共產黨員說起這件事:該怎麼辦?要如何保護自己?應該集體抗爭嗎?他露出一個奇怪的笑容後,只回答我一句:「你等著看,他不會做太久。」果然,不到一個星期新卡波就消失了。多年後,在一場集中營生還者研討會上,我才知道幾個在奧許維茲集中營勞動部門工作的政治犯握有生殺大權,可以更改送進毒氣室的囚犯名單編號。有辦法也有意願這麼做,可以用這種或其他方法阻撓集中營運作的人,不會感到羞愧,或者應該說不會感到我所說的那種羞愧,也許會有別種感受。西瓦迪安(Sivadjan)就是這樣一個人,我在《如果這是一個人》的〈尤利西斯之歌〉中提過他,在那次研討會中我才知道沉默寡言、個性溫和的他為了一次醞釀中的起義行動,把炸藥運進集中營。

在我看來,每一個人重獲自由後的羞愧或罪惡感受極其複雜,夾雜了不同因素,而且比重不一。那是因為我們每一個個體,無論客觀或主觀而言,都是以自己的方式經歷那段集中營生活。

走出幽暗後,因重新意識到自己曾經被摧殘而感到痛苦。我們不是出於自願,不是因為懦弱,也不是因為犯罪,被當作牲畜對待數月或數年之久。我們從清晨到黑夜都處於飢餓、疲累、寒冷、驚恐的狀態,任何省思說理或感受溫情的空間都被抹去。我們忍受骯髒、雜亂和匱乏,感覺到的痛苦卻遠低於我們正常生活時面對同樣處境所感受到的痛苦,因為我們的道德標準變了。而且,我們每一個人都曾經淪為竊賊,在廚房、工廠、集中營偷竊,向「他人」偷竊,向敵人偷竊,不管怎麼說,確實是竊盜行為,有些人(少數人)甚至墮落到去偷同伴的麵包。我們不僅遺忘了我們的國家和文化,還遺忘了家庭、過往和我們心中描繪的未來,因為我們跟牲畜一樣,被壓縮到只能活在當下。我們僅能在罕見的休息時刻,在難得停工的週日,在昏睡前短暫的幾分鐘時間裡,在空襲轟炸的混亂中擺脫那個被壓榨的狀態,然而這些時候特別難受,因為讓我們有機會站在外面看見自己的渺小。

我想解放後之所以有這麼多自殺案例(有的甚至立刻自殺),正是因為回顧那差點將我們淹沒的「險惡浪濤」。那一刻至為關鍵,因為內省和抑鬱會一股腦湧上來。與之相反的是,在被關押期間很少有人自殺,所有研究納粹集中營和蘇聯勞改營的歷史學家都注意到這個現象。對此,各方提出了不同詮釋觀點,我認為原因有三,彼此之間沒有排他性。

第一,自殺是人類行為,而非動物行為,是經過深思熟慮,而非出於直覺的選擇,也與天性無關。但在集中營裡很少有機會選擇,像被奴役的動物一樣活著,有時候會失去求生欲望,但不會自殺。第二,普遍說法是,大家在集中營裡忙著想其他事,每天都很忙碌。要想辦法解決飢餓問題,要想辦法偷懶跟禦寒,還要想辦法避免挨打。正因為死亡威脅無時無刻如影隨形,所以沒有時間思考死亡。伊塔洛.斯韋沃的觀察十分直白貼切,他在《季諾的告白》[3]書中冷靜描述父親的臨終狀態:「一個人快死的時候,有很多事要做,不會思考死亡,會全心全意專注於呼吸」。第三,大多數案例的自殺動機源自於罪惡感,無法因任何懲罰而減輕的罪惡感。由於關押期間的磨難被視為懲罰,所以罪惡感(有懲罰,表示有犯罪)會退至第二線,等到解放後再重新浮現。換句話說,被關押在集中營的時候不需要用自殺懲罰自己,因為日復一日的苦難就是在為自己所犯的過錯(不管是真犯罪,或是欲加之罪)贖罪。

我們何錯之有?一切結束後,意識到自己沒有反抗那個將我們吞噬的體制,或反抗得不夠。關於在集中營(某些集中營)內反抗失敗這件事,說得太多,太浮於表面,而且說話的往往是需要為其他罪行負責的人。嘗試過反抗的人知道在某些集體和個人情況下,確實有可能發動反抗;但在其他情況下,或應該說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可能發起任何抗爭行動。大家都知道,有數百萬名蘇聯士兵落入德軍手中淪為囚犯,特別是在一九四一年。這些士兵很年輕,而且營養充足、身強體健,軍事和政治訓練有素,通常會形成不同組織,組織內依循軍隊階級分為士官、軍官等。他們痛恨侵略自己國家的德軍,但是也很少反抗。營養不良、衣不蔽體和其他身體上的折磨,都是納粹拿手的伎倆,成本低廉且容易達成,可以快速使人意志消沉,在意志消沉前先讓人麻痺。如果之前經歷過數年隔離、凌辱、虐待、強迫遷移、家庭破碎、跟世界斷絕一切連繫,效果會更為顯著。而奧許維茲集中營的囚犯大多先待過猶太隔離區或收容所,才被遣送過來。

所以,就理性角度而言,無須感到羞愧,然而羞愧感依然在,特別是當你面對曾經有機會和力量起而反抗的少數那幾個人的時候。我在《如果這是一個人》的〈最後一個〉章節中描述奧許維茲集中營一名反抗者被當眾吊死,其他囚犯的反應有驚恐,有冷漠。那時候我們心裡閃過一個念頭,而這個念頭「之後」會再度浮現:你說不定也可以反抗,你其實應該反抗。這同時也是集中營倖存者陳述自身經歷時,在聽眾(主要是年輕人)眼中看見,或以為看見的評斷,屬於事後諸葛的評斷。有人甚至會覺得自己遭到無情唾棄。因為隱隱約約覺得自己被指控、被定罪,所以不得不為自己辯護、自我保護。

更實際的問題是自我指控,或被人指控缺乏團結互助精神。很少倖存者會因為自己曾經欺負同伴、對同伴動手或偷同伴的東西而有罪惡感。會這麼做的人(例如卡波,但是不只有他們)已經抹去了記憶。與之相反的是,幾乎所有人都因為沒有對同伴伸出援手而感到自責。在你身邊有一名身體虛弱,或行事衝動,或年邁,或太年輕的同伴,他向你求救讓你感到困擾,或者他「存在」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種懇求,這種情況在集中營所在多有。向人求助,渴望聽到一句仁慈的話、一個建議,或被人聆聽,是普世的常態需求,在集中營裡很少被滿足。因為沒有時間、空間、隱私、耐性,也沒有力氣。更何況被要求的那個人自己也有同樣需求和空虛。

讓我感到欣慰的是,我記得我有一次試著鼓勵(剛好那時候我覺得行有餘力)一名剛進集中營的十八歲義大利青年,他入營後頭幾天一直在無邊絕望中掙扎。我忘記我對他說了什麼,肯定是充滿希望的話,或許還有對「菜鳥」的善意欺騙,我的威信來自於我二十五歲,而且比他資深三個月。總之,我送給他的禮物是短暫的關注。令人困窘的是,我也記得我有更多次對其他人的需求毫無耐心地聳聳肩膀置之不理,那時候我在集中營已經待了快一年,累積了不少經驗,也徹底學會那個地方的生存法則:務必先顧好自己。艾拉.林格斯萊納[4]在她的《恐懼囚徒》書中以醫師身分,直言不諱說出這個法則,不過她說的跟她做的正好相反,慷慨勇敢的她拯救了許多條人命:

我如何在奧許維茲集中營活下來?我的生存法則第一條、第二條和第三條都是自己優先。別無其他。再來還是自己優先,然後才輪到其他人。

註釋
[1] 〈暴風雨後的寧靜〉(La quiete dopo la tempesta)是十九世紀義大利浪漫主義詩人及哲學家里歐帕迪(Giacomo Leopardi, 1798-1837)的長詩。第一部描述暴風雨過後,萬物恢復生氣,看似充滿希望。第二部分則思索人類不幸命運,暫時揮別傷痛是唯一喜悅。

[2] 《費德里奧》(Fidelio)描述弗洛倫斯坦因為得知典獄長皮扎羅的一項罪行,被誣陷捕捉下獄。他太太女扮男裝化名費德里奧潛入監獄營救丈夫的故事。

[3] 伊塔洛.斯韋沃(Italo Svevo, 1861-1928),義籍猶太裔小說家,在英文老師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鼓勵下持續創作。最有名的作品《季諾的告白》(La coscienza di Zeno)受佛洛伊德學派影響,敘述主角季諾應精神分析師要求寫下自傳,回顧自己一生,作為分析治療基礎,但季諾臨時決定終止治療,心理分析師出於報復將他的回憶錄出版公諸於世。

[4] 艾拉.林格斯萊納(Ella Lingens-Reiner, 1908-2002),奧地利籍猶太裔醫生,維也納反納粹地下組織成員,曾被關押在奧許維茲集中營及達豪集中營,以醫師身分照顧生病囚犯,或協助囚犯逃過毒氣室。與夫婿柯特.林格斯(Kurt Lingens, 1912-1966)二人皆獲得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頒授國際義人勳章,以感念他們甘冒生命危險,多次拯救猶太人免於遭到殺害。《恐懼囚徒》(Prisoners of Fear),由倫敦維克多.格蘭茨出版社(Victor Gollancz)於一九五八年出版。

※ 本文摘自《滅頂與生還》,原篇名〈羞愧〉,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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