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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抵這城市不至迷路,少年走在一場場電影裡

文/李桐豪

大約是去年秋天,疫情在歷時一整個初夏的燃燒後得到抑制,城市解除三級警戒,社交活動稍稍恢復,美術館、電影院、動物園都可以去了。在一個週間的下午去西門町國賓看《月老》試片,一個人自閉久了,與上百名觀眾齊聚一堂,置身哄堂大笑所匯集的巨大聲浪之中,竟也起了陣陣雞皮疙瘩。散場後,有些嘴饞,突然想吃康定路一甲子焢肉飯,從電影院所在的成都路到康定路,中國地圖中兩個相隔三百多公里的城市,在這個城市其實也不過兩、三條街的距離,巷弄裡兜兜轉轉,沿途想著九把刀精巧的劇本和台詞、柯震東的美貌與本色演出、還有劇中那隻很搶戲的米克斯大狗,走岔了路渾然不知,待回過神來,才發現自己站在一個市場出入口。

眼前是一條甬道,黑壓壓的如同洞穴,甬道盡處有光亮,是另外一個出入口。鑽進市場,彷彿一隻昆蟲不由自主地趨向光亮處,好奇地想知道光明的盡頭是什麼。下午的市場沒有人,水果攤、肉鋪皆已收攤,唯獨越南人的美甲店兀自亮著燈,虛弱的日光燈卻照不亮黯淡的市場。空氣中有濃濃血腥氣和油耗味,眼前有個日本料理鋪子,不知是已過了營業時間,還是尚未開張,望之非常淒清。尋思那鋪子看上去眼熟,像是在哪裡見過,下一秒,頓時血潮澎湃,耳畔一陣轟轟然的耳鳴,「啊,那是電影裡柯震東打工的日本料理店啊!」直興市場海鱻味刺。

電影散場走進現實裡,低頭回味著電影奇幻的劇情,一個抬頭,發現自己還在電影裡面。

那樣的魔幻感受並未因為鑽出市集而消散,拐進另一個曲折的騎樓,「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走到西昌街口,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見:週間的下午三、四點,人潮絡繹不絕──過半是老人。是了,那是西昌街「賊仔市」,賣貨人在街道中央席地而坐,隨意鋪著瓦楞紙板,就在上頭擺著來路不明的高粱酒、香菸、普洱茶餅、茶壺、葉啟田卡帶、日本AV色情光碟⋯⋯多半是些無用的廢物。說是老人與舊貨構成的時光廢墟一點也不為過。

自國賓戲院散場,成都路、康定路、西昌街,一路都是奇遇,走到龍山寺,坐在廟門對街的廣場,曬著暖烘烘的太陽,心裡懶洋洋的,腦中盤點著那些在電影場景裡看電影的奇特經驗:在威秀看完《一一》、《瀑布》、西門町看完《月老》、《六號出口》⋯⋯這大概是定居台北的華語電影愛好者,獨有的、幸福的共時性。

「我所有王家衛、周星馳、蔡明亮都是在電影院看首映呢。」一回,跟小一輪的電影發燒友聊天,突然撂下這樣一句狠話,那口氣不無炫耀的意味,但能在華語電影的盛世之中度過青春期,確實是一件值得關注得說嘴的事。《海灘的一天》、《青梅竹馬》、《戀戀風塵》台灣新電影的興盛,余生也晚,未能躬逢其盛,但自己的的確確在牯嶺街少年的年紀看過《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在青少年哪吒的年紀看過《青少年哪吒》,自己的青春年少與一整個時代對時,彷彿就能白頭到老。

少年時光在台南讀中學,彼時,未有週休二日,星期六仍要上半天課。下午放學沒有誰捨得回家,同學們相約去打球打電動,本事大一點的,和外校的女生聯誼,然而那些花團錦簇的熱鬧行程、活動的笑聲歌聲,全然與自己無關,我只能逃遁到電影院或者出租店,在一本又一本的武俠小說或電影當中打發難堪的時光。

「我在台南無聊的要命,每天可以看幾十本武俠小說。後來,我叫他們去幫我租最厚的小說來看,其它的武俠書名都不記得了,只記得一本《戰爭與和平》。」在中國城大戲院當中聽見牯嶺街少年在電影中講出這樣的台詞,簡直是自己心聲。黃飛鴻李連杰、小馬哥周潤發、捍衛戰士湯姆克魯斯⋯⋯大銀幕上盡是閃閃發亮的大明星,供小粉絲們崇拜與迷戀,可有一次在延平戲院看了一部國片,主角不是劍法高明的劍客或槍法神準的警探,只是一個拒絕聯考的青少年,其貌不揚的青少年在台北街頭晃來晃去,拿課本打蟑螂、拿圓規劃破他人的機車坐墊,那電影就是《青少年哪吒》。自己那些難堪的孤單的不可告人的情緒被攤在大銀幕上,記住了,那個電影的導演叫蔡明亮,演員叫李康生,感覺被理解了、被安慰了,後來,大學聯考志願全填北部的學校,因為覺得遠方有同類。

其後,如願考上淡水的學校,在他方展開生活,那感覺很好,甚至比自己預期的還要好。平日在學校上課讀小說,假日就搭客運到北門塔城街,散步到西門町。東至中華路、西至康定路、北至漢口街、南至成都路,西門町沿襲日治時代的舊地名,可馬路全是中國西南省份地名,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來台,把中國地名重疊臺北城行政圖,頗有毋忘在莒,收拾舊山河的企圖心。初抵這城市行走其間不至迷路,除了拜高中地理課將秋海棠地圖背得熟爛,腦海尚有一張電影版圖。

中華商場拆了,西門町天橋還在。天橋上沒有魔術師,天橋上有周潤發。《英雄本色》兄弟在台灣遭暗殺,小馬哥來台尋仇,他在天橋倚著欄杆讀著《中國時報》,天橋下有火車轟轟轟的經過。天橋一階一階走下去,就是紅樓戲院,就是《戀戀風塵》辛樹芬工作的裁縫店。至於周潤發身後掛滿看板的建築就則是新世界大戲院。建築的背後,即《青少年哪吒》少年少女混跡的萬年冰宮和美食地下街、獅子林電影院,蔡明亮和他的西門町。

都說楊德昌善拍台北,他的《青梅竹馬》英文片名就是 Taipei Story,都從六○年代城南牯嶺街到八○年代城北迪化街,從九○年代東區 TGI Fridays 到公元兩千年的信義區華納威秀,終其一生也只拍台北,可在當時,覺得他電影中的人物太中產、太光鮮,自己更寧可把情感投射蔡明亮膠卷裡的西門町,畸零的、邊緣的、彷彿一個不留神就會跌入深淵。

邊緣的、畸零的西門町。周潤發劇照的新世界大戲院,在很久很久以後將會變成誠品商場、變成 H&M 旗艦店。但在我讀書的那個年代,它的黃金店面是麥當勞。某一次,等著看真善美早場電影的空檔,在麥當勞吃早餐。聽見鄰桌有三個老人正竊竊私語議論一旁的女孩。女孩穿著髒汙的桃紅色體育服,傻呼呼咬著碎肉漢堡。老人們說,女孩懷孕了,不知道是誰的孽種呦⋯⋯講到孽種的時候還特地壓低聲音,口氣好像東方三博士在討論伯利恆星星下即將有聖嬰降世。老人們說女孩是智障,只要請她吃漢堡,就可以搞她,多輕易的事情呀。在速食店裡,性與漢堡的交易同樣容易,也是一個看完電影的傍晚,我在麥當勞吃薯條喝可樂,有老人湊過來問:「小弟弟幾歲了啊?我帶你去吃大車輪,買球鞋好不好?」

聽見自己嘟囔了一句「Fuck」,留下沒吃完的晚餐,豁然起身,那行徑絕非對同性慾望的嫌惡,畢竟,在慾望漲潮的晚上,自己也在漢士三溫暖,仰賴另外一個陌生人的慈悲。那一聲「Fuck」,是嫌惡老人這樣在大庭廣眾之下把自己揪出來,一點禮貌也沒有。

紅包場、電動遊戲間、男來店女來電電話交友中心、MTV、那個邊緣的、畸零的西門町總有各式各樣的去處,可以安頓鰥寡孤獨廢疾者的慾望,當然,還有三溫暖。往往是在那樣寂寞的夜晚吧,低著頭匆匆走進一家又一家的慾望的澡堂,彩虹、大番、漢士、皇宮、北歐館。按下了面板上的亮燈,電梯哐當哐當緩緩向上吊,一環日光燈管稀微的閃爍,似乎快要斷氣。面板上貼著的一枚小小的鏡子,上面漆著專業搬家專業捉姦錄音。電梯面版的燈亮在該停的樓層,而老舊的電梯遲疑了五六秒,宛若舞台紅色厚重的天鵝絨布幕緩緩拉開,肉體的廢墟。

在那裡,隨時可見老人們彷彿枯藤老樹一樣札根在那裡。老人們一直都在,躲在暗房通鋪裡或蒸汽室,等待一個落單男孩的誤入歧途,他們或蹲或跪,領受年輕男孩的體液和唾沫。凝視與被凝視,權柄始終掌握在最青春、最貌美的那個男孩。青春無敵的少年披上了國王華麗新衣,身邊升起如露亦如電的七彩夢幻泡影,赤腳踩過淋浴間的磁磚都開出了鹹濕的玫瑰,少年走向了浴池,優雅的登基,也就宣布了整個肉體廢墟的統治權。

當然不是每次都能嚐到甜頭,然而每一次的敗興而歸,總要告訴自己,下一次再來,那個人就會出現了吧。一次次的落空,一次次自我欺騙,如同毒癮者一樣的惡性循環。某個盛夏週末的黃昏,孤單與海綿體一樣膨脹得隱隱生疼,躲進了一家三溫暖。厭惡地甩開老人友善的手,企圖握住另外一個更青春的。慾望的追求往往是這樣,年輕的推開年老的,但自己也被更年輕的給推開。醜惡之下是更醜惡,美貌之上是更美貌,一次又一次被拒絕了,等於把自己往醜惡的深淵往下推,一個晚上的追逐,累了、乏了,穿上衣服,離開三溫暖,飄飄渺渺晃到電影院,隨意買一張票進場,那場電影,我記得,是蔡明亮的《河流》。

失能失衡的家庭,父子、夫妻日常裡無話可說,爸爸兒子最終在那樣殘敗的三溫暖相見。那是人生觀影經驗最「噁心」的一次了,所謂「噁心」並非是好惡評價,而是真真切切起了某種不舒服的生理反應。自己癱坐在座椅上,脊椎一節一節地發涼,反胃、想吐。心裡那些不可告人的、難堪的慾望全被攤在銀幕上了。自慾望的三溫暖敗陣下來,逃遁到電影院去,未料等待自己是另外一座三溫暖。那電影是一場太荒涼的惡夢,但惡夢並未隨著演職員表字幕跑動,戲院燈光變亮而醒來,電影散場走出電影院,三溫暖、天橋、茶樓,我還受困電影的時空裡,武昌街、峨眉街、成都路、在巷弄兜兜轉轉,明明是夏夜,但身體卻陣陣發抖,其時,捷運仍在大興土木,中華路開腸破肚,處處圍起鋼板鐵籬笆,路徑曲曲折折,籬笆上頭一閃一閃亮著紅色警示燈,置身其中,彷彿《封神演義》的奪命陣法,愛的天絕陣、寂寞的地烈陣、孤單的寒冰陣、情感的落魂陣,我逃不了了,那是在西門町看蔡明亮的電影,獨特的、哀傷的共時性。

西門町的荒涼人間地被自己走成了一座荒蕪的大安森林公園。電影讓人難受,但電影也給人安慰。銀幕上有楊貴媚幫你嚎啕大哭,有李康生歷經慾望劫毀,醒在一個狹小的旅館房間,他拉開窗簾,畫面之外隱約有鳥鳴與車流聲,他抬起頭,陽光灑在他臉上,也灑在看電影的人的心上。

※ 本文摘自《我台北,我街道2》,原篇名為〈走在一場電影裡〉,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