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擁有自我意識的星塵?愛使我們變成平凡又獨特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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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擁有自我意識的星塵?愛使我們變成平凡又獨特的存在

文/艾瑞克.萊森;譯/陳婉容

在艾瑞克辭世後一個月,我在《端傳媒》寫了一篇題為〈關於愛,社會學家Erik Olin Wright告訴我的事〉的文章。二○一六年底我在準備結婚,艾瑞克知道後很高興,拉著我手懇切(甚至帶點激動地)跟我說:「妳的生命一定會更好,更完滿。」後來一直很疑惑,為何一位基進左翼社會學家──在他的「無廢話(馬克思主義)小組」的許多同儕都拋棄馬克思傳統後,數十年仍未偏離這個學術進路的社會學家──竟然會對婚姻這種幾乎有點封建的制度充滿信心?恩格斯不是說婚姻是「資本主義的共構關係」嗎?

在他辭世後,我在翻譯了他的講稿和文章[1]再細細思考,在那篇文章裡寫下我的答案:「如果歷史已經有終點,如果一切都已經由冥冥中某些神秘的強大力量(那怕是甚麼自然法則還是辯證法也好)替我們選擇好了,那麼我們為甚麼還要苦苦掙扎?如果執著於純粹與同質,只會令我們無法坦然接受異質與複雜性,只能永遠等純粹的世界出現。」對於畢生思考「限制」與「行動」的艾瑞克而言,我們永遠無法活在一個沒有束縛的世界,但那不應該是我們停止向著更好的世界前行的絆腳石。如果只見限制之牢固,但不見人的創造力和能動性,我們只能永遠等待一場燒光一切的革命,來達到我們理想中的烏托邦。而革命能創造理想社會的,在人類歷史中,即使有也是屈指可數。

艾瑞克在病榻上仍心心念念的「真實烏托邦」,就是對這種困境的直接回應。這些年來,不是沒聽過尖酸的質疑者指艾瑞克放棄分析馬克思和階級理論的前沿研究,轉而「研究維基百科」(指「真實烏托邦」的其中一個例子),在學術上是一種退步。但這些質疑者無法理解的是,艾瑞克一直沒有放棄行動者的身分,而且總認為知識不應在象牙塔裡爭先恐後地追求「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而存在。他很常引用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著名的第十一條:「哲學家嘗試用不同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相比影響係數,他更關心的是人的生存狀態──我們如何才能生活得更幸福,更有能力建立良好的制度,更能舒展自己。

這幾年,不論是在我生命裡,還是在我的家鄉香港,還有整個世界發生的一切,都讓我再次回頭看艾瑞克的「真實烏托邦」。讓我一次又一次反覆思考的,不是甚麼政治理論,而是「在行動和言論不再自由的年代,我們如何能過值得過的,有尊嚴的人生?」也是一次又一次,我從「真實烏托邦」裡得到了啟發:如果我相信個人是社會的一個變量,那麼個人的堅持與信念,即便渺小,也不可能是沒有意義的。

而這也是我在他人生最後十個月的網誌裡讀到的:即使在最深刻的磨難,最不可能跨越的限制面前,愛也不可能沒有意義,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意義。

在生命最後的日子,艾瑞克經常思考:為何自己會為即將到來的死亡感到如此悲痛?畢竟他在還是個小孩的時候,就接受了人的終點只能是永遠的寂滅;而從來沒有宗教信仰的他,也知道「來生」、「死後的世界」,不過是人類編給自己的故事。死亡是所有人在出生時已寫在終點的命運,再有財富權勢的人都逃不過的命運,而他從來不曾嘗試否認這個事實。

而艾瑞克的答案是,因為愛,所以他如此渴望能夠看著孫兒女成長,能模塑他們的人生;也因為對這個千瘡百孔的世界的愛,他急切地想要知道,自己想像的,那個更平等,更公義,令所有人能夠欣欣向榮地生活的世界,會不會有天成真。因為愛,他有了太多牽掛,在他即將腐朽的身體以外的牽掛。

翻譯這一段的時候,我想起哲學家、電腦科學家侯世達(Douglas Hofstadter)在《我是個怪圈》(I am a Strange loop)裡寫道,如果一個已逝的人的照片,在生的人看到時仍然會想起許多美好的回憶,仍然能讓他們心裡泛起漣漪,那麼,一個人生命的「界限」在哪裡呢?史特拉汶斯基已經離世數十年,但他在百多年前寫的《火鳥》,卻仍能讓面對頑疾的艾瑞克感動不已,那麼我們能說史特拉汶斯基不再「存在」了嗎?

社會學總是說,人在呱呱墮地時就落入社會世界裡,受到它的各種束縛;但人也能夠思考,能夠觀察和理解世界,甚至能改變那些束縛自己的結構。我們的整個生存狀態,令人之所以為人的一切,都是社會的──包括愛本身,又特別是「愛」本身。

如果沒有愛,也許人生要輕盈得多;牽掛、悔恨、遺憾、傷痛,大概都因愛而來。但也因為愛,我們能夠擴闊生命的界限,在自己的物質構成以外,仍能以另一種方式「存在」。

三年前我這樣寫:「艾瑞克讓我相信,茫茫世間,人類所有能理解和感知的所謂愛,到了最深最盡處,都是在世間一切約束與限制中竭力創造希望與幸福的過程。」在翻譯了他在病榻上對愛和死亡的思考以後,我好像對此又有了更深刻的領會。

艾瑞克人生中寫下的最後一篇網誌,題目是「耍笨的藝術」。以他對知識學術、浩瀚宇宙與人生的哲思來告別或許優雅,但這種道別方式也不錯──人無法選擇自己何時來到世上,絕大部分人也無法選擇何時要走,那麼就傻乎乎地,隨意地,有點糊塗地過日子吧。

而才華洋溢的社會學大師艾瑞克,的確同時是傻乎乎的。我和艾瑞克第二次見面的時候,他就下定決心不要再叫我的英文名字「Sherry」,說想知道我的家人和朋友怎麼稱呼我。於是我告訴他中文名字「婉容」的廣東話讀音。他試了幾次,我糾正了幾次,最後大概有七成準確吧。我說「很好了,對了。」(難道真的要老教授念到百分百準確為止嗎?)艾瑞克於是信心滿滿地說:以後見到你,我就可以叫你的中文名字了。

可是,聰敏如艾瑞克,也會被廣東話這樣的一種調性語言擊倒。以後他見到我的時候,都大老遠就揮手喊「嗨,Yoyo!」(音調有點像廣東話的「婉容」)我沒再糾正他,也是樂得有個可愛童趣的暱稱。艾瑞克去世後,我突然意識到,在這個冰天雪地的異鄉,沒有人會再叫我的中文名字。我又只能是Sherry了。所以我是後來,才意識到艾瑞克那個看似隨意的問題的重量:因為在他眼中,我值得以我希望的方式被認識,被了解,被記住。在異國他鄉,老教授的一句「Yoyo」肯定了我的身分,也肯定了我的完整性。

作為研究院裡的博士生和教授,規範我們的關係的,是學院各種成文或不成文的規矩。但從我認識艾瑞克的第一天起,他就不打算視我(或任何人)為眾多博班生的一個。艾瑞克的為人,大概也影響了他的社會學:因為他總是竭力去打破那些讓人難以伸展的藩籬,他才會看到在那些看似牢固的結構之下,我們還是有可能不受規範的束縛左右。他的「解放型社會科學」,出發點是對人生存狀態的深深關懷。

在這十個月的網誌裡頭,艾瑞克常常很自覺地用上一個字:「meandering」,即曲折、多彎、蜿蜒。在漫長學術生涯中,艾瑞克著作等身,作品一直以論證嚴謹、邏輯緊密著稱。讀者在艾瑞克的日記中,可以理解他處理學術寫作的手法:在眾多的旁枝末節中整理出一個「核心信息」,然後圍繞著這個核心信息修剪材料,展開論述。認識艾瑞克的社會學,讀過他的學術寫作的人,就知道他寫作通常是多麼簡潔直接,還尤其喜歡將東西分門別類;系裡研究生間常笑談他對矩陣表格(matrix)的執著。即使是不同意他的理論的人,都不得不承認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核心的能力。

但在這段無法複製,無法預計,也無法理論化的過程中,他的文字和他的病情一樣反反覆覆,在希望和絕望,高山與低谷中來回擺蕩。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忍不住想,對於此前不認識艾瑞克的讀者,為甚麼要讀一個社會學家在病厄中,對生命和意義反覆無解的詰問?為了譯書,我查過書中提到的許多種化療藥物的名字,也增進了關於血液和細胞的知識──那是因為,在艾瑞克最後的十個月,那些幾乎就是他的日常。瑣碎、曲折、繁冗的日常。

英國神學家和牧師霍洛威(Richard Holloway)在《等待最後一班公車》(Waiting for the Last Bus)裡寫道,相比那些數算逝者有多少成就的文章,他更喜歡讀那些寫到他們如何在生而為人的痛苦中掙扎的訃告:「接近死亡的美妙,在於我們獲得最後一次機會,讓我們承認和擁有真正的自我。」在這些網誌裡,面對著將自己逐日侵蝕的惡疾,艾瑞克一次又一次的否定自己,甚至寫下了「我的生命,我所愛的一切,我賴以生存的所有──都是一場空」的話。

在翻譯的過程中,我有時覺得「啊,不愧是艾瑞克,到這種時候還能這樣思考」;但有時又覺得,這些自我懷疑多麼平凡,多麼普世。畢竟我們誰不是都不免一死,都在等待最後一班公車?在生命的終章,艾瑞克肯定了在病中遇上的,此前他不曾認識的,充滿恐懼的自己。在體認自己不過是渺小星塵的同時,他還是不禁感嘆──能成為擁有自我意識的星塵,多麼神奇,多麼幸運。我們是平凡的,卻也同時是獨特的。

對於那些關乎生死的詰問,這似乎不是個肯定的答案。但我想,他也會覺得這個答案「夠好了」。

這樣的,有瑕疵的,永遠不能完全確定的答案,難道不是更加動人?

寫到這裡,我的古典音樂清單播到德弗扎克《第九號交響曲》的慢版樂章。英國管悠悠吹出意念來自黑人靈歌《念故鄉》的主題,樂音溫醇動人,彷彿在說著,晚了,晚了,要歸去了。我也彷彿聽到熱愛古典樂的艾瑞克說,公車到了,我要走了。但他給我們留下了這些故事,讓旅途還未結束的我們,能夠在迷失於浩瀚宇宙時,記得世上還有值得我們去盼望、去關懷、去愛的人和事。

也許這本書,也能是一個真實烏托邦吧?社會學裡有著名的「托馬斯定理」:如果我們定義它為真實的,那麼它的後果就將是真實的。那麼我也如此相信,這就是真實烏托邦。

能讓華文讀者也能聽艾瑞克在星河盡處的公車站說故事,我深感榮幸。

[1]:可網路搜尋參見「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埃里克.奧林.賴特」。

譯者簡介

陳婉容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社會學博班生,目前專注書寫科技與社會研究議題。


※ 本文摘自 《命若星塵》,原篇名為〈譯後記 愛、社會學、還有真實烏托邦〉,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