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為什麼學國文？」老師與學生的回答差不多

文／江毅中

如果問學生：「為什麼學國文？」得到的答案一定是「因為考試要考」。可能會有極少數的學生回答：「可以增加一些對傳統文學的知識。」然後呢？然後就沒有然後了。不是學生無法想更遠，而是在現行的教學中，想更遠的學生無法找到答案。

我曾把一樣的問題拿去問國文老師們，得到的答案跟問學生是差不多的。也就是大部分的國文老師，將自身所學的價值，寄託在大考上（但不是只有國文這科）。升學主義的思維將學習規劃為一條鎖鏈「學考試會考的 —— 考上好大學 —— 找到好工作 —— 幸福美好的人生」。這鎖鏈中沒有學科本身的意義，就算有，也不是優先考量。

很多學生會把現實與理想截然劃分。在學校裡，「名師」就是如何能最有效讓他們拿分的老師，最好在課堂上聽了之後回家不用花時間讀，考試就考一百分（如果老師還幽默風趣就是頂級名師了，這種通常只在補習班看到）。但事實上，現實與理想未必如此截然劃分，會這樣區別，都是先自行設定好「什麼會考」、「什麼不會考」的前提。接著，我試著從幾個層面談論國文教學的定位，這些定位未必是必然的方向，但至少不是空洞的。

如果只為了考試也無妨

現實當然是不能忽視的，大學讀名校意味著高社經地位的入場券，這在台灣仍是根深蒂固的觀念。先不處理這個觀念問題，名校資源較多，未來較具社會光環，逢年過節能在親戚間抬起頭，跟他們說說名校裡發生的事，這仍是當前現實。

一個十分在意是否能得到上述「利益」的學生，我無法苛責。因為，對這學生目前來說，能否得到認同是很重要的。就像小孩子學鋼琴或畫畫，想到的往往不是這項才藝本身多有意義，而是能否滿足父母期許的眼光。學習的意義包含在大人的認同之中，這個認同會一直延續到孩子能獨立思考之前。大人認同的是什麼呢？在台灣不外乎這項才藝能否具有某種高階社會地位的象徵，或是有賺錢的潛能。所以家長都樂意讓小孩學習才藝用來表現文化（經濟）水準，但到了中學，這些才藝在成績面前就都退居其次了。

為人父母有這樣的焦慮並不過分，但父母應該有較長遠的計畫，而不是人云亦云地短線炒作。如果真的要服膺「考試決定孩子未來」的理念，那父母真正要讓孩子學習的，是「如何讓當前的學習可以累加成為日後所有考試的能力」，而非「僅讀當前考試會考的」。

那這是什麼樣的情況呢？肯定不是考完了之後，把所有學的東西忘光光而無法持續在後來的考試中發揮效果。就中文教學來看，不是只有為了讓學生可以看懂題目（儘管這是很多國文老師的想法），也不是只有在以後的國文考科可以佔上風，而是要增強學習力。且不說考題如何出，語言能力越好，思考就會越活絡，也就更有應對未來種種考試的優勢。這裡所謂語言能力，當然就不會是停在辨識古代字音字形或背出清初四大家是誰這樣的能力了，而應是涉及能用語言思考、反省、論述等較高層的能力。

台灣中學階段的考試有平常考、定期考、大考。按照考試設計的邏輯，平常考是為了定期考，定期考試為了大考表現。但現在平常考與定期考是連貫的，而定期考與大考之間卻有斷層。原因就是，師資培育無法銜接，或者說，以前的師資培育並未要教師有跟上時代浪潮的能力。大部分教師用固定的教材教了一輩子，平常考與定期考都掌握在教師手中，以及如前所述，還包含了選教科書的權力（書商必定投其所好）。當學生成績必須被教師控制，或是也認同教師所教的內容可以符應大考，「不願意改變的教師」就黏著在以前聯考時代，拖著一群從小就不被鼓勵思考的學生，一起活在過去。本來師生們口口聲聲惟考試是從，那考什麼就學什麼、教什麼的教條，這時候就滑移為「考老師們習慣教的內容才是好題目」。

考什麼究竟是誰說了算呢？大考中心。大考又是配合課綱的，如果一位以考試為教學目標的教師，卻不願意配合課綱或大考來教，那就是自我矛盾。或是，這位老師只為了自己的輕鬆而教。

若認同考試領導教學，那教學必然回到課綱核心素養的三面九項，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就要賦予學生這些能力，就算必須以考試為區分競爭力的篩子，至少也是如實檢核，前後一致。倘若大考中心的出題方向與課綱差異太大，教師此時也才有立場批評考題。

也許又會有些人認為，考試是厚積薄發的，隨著累積古典文學的厚度，學生語感也會變好，所以教唐宋古文一樣可以培養學生三面九項的能力。這種說法我能認同，但如果教Ａ可以達到Ｘ目的，教Ｂ也可以達到Ｘ目的，且Ｘ目的都符合我所說，能讓學生在之後人生考試都無往不利的條件，那Ａ與Ｂ之間要如何抉擇就不是考試的問題了，而必須從另一個層次來探討。

自己的語言

維根斯坦說：「我們的語言可以被看作一座古老的城市：迷宮般的小街道和廣場，新舊房屋，以及不同時期新建的房屋。這座古城被新擴展的郊區、筆直的街道和整齊的房屋包圍著。」8

語言自然會隨時代演變的，在不同場域我們有不同的語言，這些語言標誌著各種專業能力或是次文化。一些語言雖然會被遺忘，但總體來說是日漸豐富的。語言的貧匱與否，將影響我們的論述力與審美力。9

目前「國文」只封閉在國文教學的場域，離開課堂，雖然提供了一些交流上的聚焦處，但很少人會真正把這些在國文課本學到的語言拿到任何日常情境中運用。在ＰＴＴ或是各大論壇，出現國文課本的情境通常是用來調侃他人，比如沒事來背一段〈出師表〉，或改寫宋晶宜的〈雅量〉和魯迅的〈孔乙己〉，充滿快活的空氣。

我先區分國文教學為「表面意義」與「事實意義」，前者指國文考試要考的，包含古文與白話文作品，這些教師都認為只要考過，學生都應該要會。後者則是在真正的國文教學現場中大部分教師會教授的，就是我們所熟悉的傳統國文教法，通常只有文言文、國學常識。表面上，我們以為國文教學是古文與現代並重，事實是學生從國中到高中，花了六年學了一輩子可能都不會用的語言。

五四時期所以有白話文運動，就是因為舊有的書面語言已經無法承載當前社會變遷的詞彙，當傳統文學無法呼應時代，新的語言形式就被催生出來。在台灣，不論生活中或是職場，中學階段提供的語文教育是完全匱乏的。中學的語文教育攤開來看都是古典文學，白話文因為沒有生難字詞，所以也沒有考試價值，大多數國文老師是直接跳過。然而學生一旦到了職場或是在生活中與人論辯，就會發現古典文學的東西根本無法使用，一般學生是不可能書寫古文，或是用古文思考問題的。

因為國文教學並未在現代文學上真正下過工夫，大部分古代作家的作品很難呼應當代問題，所以學生在應用或是審美上，都無法落實。傳統注重古典文學的教法一直都沒改變過，但現在有誰在思考問題是用論孟？或者在藝文欣賞時是分享中國古典文學嗎？教師必須思考，當一個語言只能活在考試卷中，那這種語言要如何開展其豐富性？

國文老師們一定會說：古典文學是這個語言的根，閱讀古文能增進中文涵養，故有其學習的必要性。

這說法我部分認同，確實，古文是一個非常龐大的資料庫，裡面優異的材料不可勝數。但因為時代的隔閡，要把古文裡的思想或是語言藝術傳達給學生，這在教學上必須轉幾個彎才有辦法做到。比如教〈訓儉示康〉，教學生那種刻苦的節儉已經不符合當代需求了，我在教育現場，就連許多較具有傳統思維的教師也感到棘手，因為這一課怎麼看都只是像司馬光自家的道德箴規。故而教師若要將本課放在現代脈絡來閱讀，就必須把這一課的主旨轉為：「司馬光教其子節儉，是否符合當時的經濟原則？」「節儉具有的是理財價值還是道德價值？」諸如此類。只有這樣處理，學生才會對古文裡的用字遣詞有所感應，也就是透過現代來理解古代，原本很難還原的古代語境，才有辦法在現代活現。

對一些具有古典文學興趣的學生，這種教法是可行的，但對普通學生來說，閱讀〈訓儉示康〉所得到的能力，一定比不上直接教學生當代經濟學相關的著名文章。當學生未來想要了解經濟學，一定是上網查詢相關書籍（現在更有可能是看 Youtube），而非再去回想〈訓儉示康〉。回到語言的問題，學生所學到的語彙，比如「邊際效用遞減律」、「灰犀牛現象」等，這些當代的經濟學語言，是可以在生活中直接使用的，學生可以從其中找到背後的理論，甚至有助於回頭理解〈訓儉示康〉一文，到底是在談經濟學還是在談道德。

我並不是說，現代文學或是跨領域的科普文章一定比傳統國文教學的選文更有語言上的價值。而是說，在有限的教學時數上較有優先性。不被言說的語言就會慢慢僵化，凝滯在所使用的時代，這些語言也許對我們這個時代仍有啟發，比如許多哲學家仍會從柏拉圖或奧古斯丁的理論中找到解決當代問題的論述，但這個工作就只是相關科系的學者做的，而不是放在中學階段的普及教育。

註釋
註8　L‧維根斯坦著，范光棣、楊潮譯《哲學探討》，台北市，水牛文化，1990，頁9。
註9　語言與思考的關係，可參看史迪芬．平克《語言本能》（台北市，商周出版，民104）。平克反對「語言決定論」，他認為語言與思想是可以獨立的，思想未必全然被語言影響。但「習得一種語言，就是知道如何將思想語言翻譯成一串語詞」（頁107），語言匱乏就無法縝密地表述思想。
註10　六、七年級生很多人都十分熟悉《三國演義》，因為早期電玩大多從中取材。

※ 本文摘自《暫停抄寫：高中國文課的哲學》，原篇名為〈應該更換版本的國文教學〉，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