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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選舉的投票日當天,七成市民投了「空白票」

文/張淑英(臺大外文系教授暨西班牙皇家學院外籍院士)

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1922-2010)在一九九五年完成小說《盲目》(Ensaio sobre a Cegueira)的九年後,再推出被界定為《盲目》續集的《投票記》(Ensaio sobre a Lucidez,2004)。兩部作品以「ensaio」(essay)的含義「論說,檢驗,演練」,透過小說寓言,闡述作者長期關注的群體與階級意識、真相、表面、邏輯等思辨議題,再各別以一「暗」(cegueira)、一「明」(lucidez)審視政治、權力、嗔癡、理性與道德的拉鋸抗衡。

所謂一暗,指《盲目》裡某個不知名地方的人民,除了一位眼科醫生太太之外,全數無緣無故地染上「白症」而失明,經過一陣脫序的政策與集體隔離之後,又全數安然無恙的寓言故事。一「明」,則是指《投票記》裡某個城市的公民,在市長選舉的投票日,在完全隱密的投票處,多數人投了「空白票」。從中央到地方不承認此項結果,隔週再舉行一次,結果更嚴重,從前次的百分之七十增加到百分之八十三的投票人全都投了空白票。薩拉馬戈藉著這兩個特殊怪異的現象,在兩部作品象徵的明暗與黑白之間,書寫他慣常的悲觀意識,以及人為操弄的壓霸與悲劇。

使人盲目的「白症」和讓民主制度癱瘓的「空白票」都使用了「白」的象徵。白症和空白票都顯示了類似瘟疫的群體傳染癥狀,造成社會國家遭遇黑暗時代來臨的恐慌,乃是這「二部曲」論述的核心。根據《象徵與詞源學辭典》的解釋,「白」具有多重意義:最原始簡明的意思是空白、光亮;在拉丁文裡還跟「黎明、破曉」(albus)的詩性連結。在政治上,相對於左派的紅色,白色被用來指涉右派或君主專制,而有「白色恐怖」之名;白色有企求和平交涉的意圖,然而豎白旗卻被直接詮釋為投降。頗耐人尋味的是光學的實驗結果:黑體加熱到不同溫度釋放出來的輻射光都稱之為「白光」。東方文化裡,京劇臉譜的白色卻代表陰險、奸詐的角色。白話文則是平易、直覺、生活化的表達;閩南語的「白目」則是責備做事不經大腦、思慮不周的用語。這是黑白矛盾與正負意涵時而交錯弔詭的地方,也是《投票記》再三論辯有關語言表達與思維形塑的問題。

《投票記》延續薩拉馬戈創作的特色,所有的人物均為無名氏,對話與旁白一氣呵成,端賴標點符號(逗號和句點)區別與談人,以及對話脈絡去分辨故事的來龍去脈。熟悉薩氏書寫風格的讀者,頗能享受此種閱讀邏輯的挑戰。然而,《投票記》因事涉政治議題,政府部門一一被點名,公職單位與職級一經披露,昭然若揭。即使不對號入座也難脫「此地無銀三百兩」之虞;即使發生在不知名的國度與城市,閱聽大眾自然知曉是指涉葡萄牙和首都里斯本。因此,《投票記》的出版自然引起不少爭議。

然而,骨子裡是無政府主義的薩拉馬戈早意識到有此必然反應,小說大筆一揮,雖千萬人吾往矣。他的《投票記》,給所有掌握權力的在上者祭出一面照妖鏡和警訊。更重要的是,我認為薩拉馬戈回顧也回應了杭亭頓的《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的關注,那個以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為首的第三波民主化潮流,讓他鄭重地期待藉著《投票記》的寓言,得以讓葡萄牙再度開啟二十一世紀「第四波民主化」的可能與未來。

《投票記》與《盲目》的連結始於小說第二部分。前半段敘述百分之八十三的空白票,傳達人民踐行民主制度的公民權之外,也對政府展現不信任投票,對整個體制的質疑訴諸無聲的抗議──在暗箱中亮白票。誠如薩拉馬戈所言:「所謂的民主,事實上是一個被『封鎖』、被『監視』的制度。透過選舉,我們可以汰換政府,但是我們無法改變權力結構。」這也是他為何虛構了《投票記》投空白票的寓言,作為對現行民主制度的批判。

前半段是栽贓推諉的官場現形記,總統、總理、國防部長、內政部長、司法部長、文化部長,警政署長,全員到齊,不反省施政的腐敗,而將空白票視為一群顛覆分子的叛變、對國安搞破壞行動。首當其衝的內政部長與國防部長,不惜構陷罪名,尋找代罪羔羊:「案子都沒犯,判決書已經寫好了」;司法部長和文化部長則稍顯理性地斥為無稽。而人民,更早了然於心:「我們認為很扯的事不但不會讓政府官員卻步,他們還會利用這個扯來摧毀理性,磨鈍良知。」薩拉馬戈凸顯了民意如流水、載舟覆舟的順逆特質與韌性:「如果在他們眼中我們是一坨糞,我們就齊心協力繼續當坨糞,因為我們這坨糞一定會潑濺在他們身上的。」

後半段則是連結《盲目》的情節,當權者以投書陳情的一封信和爾後搜尋的一張照片作為栽贓的藉口(而非破案的證據),硬將前半部百分之八十三的「空白人」(brancoso)捏造成是幾年前發生盲症的那一群人所策劃。羅蘭.巴特在《神話學》裡對照片曾有一番解釋:「照片彷彿變成語言的替代品,和社會整體難以言喻的縮影,它構成一種反智的武器,並且意欲悄悄地綁架『政治』(即問題和解答的體系)。」《投票記》後半段與《盲目》的牽纏糾葛,從一張影像和信箋文字,羅織一連串的荒謬、假象和悲劇。

小說第二部分的主要人物為三位警員(一位大隊長,一位偵查員,一位偵查佐),奉命偵查《盲目》第一批七人小組裡的醫生太太,是否為煽動人民投空白票的始作俑者,當權者認為她可以「眾人皆盲我獨明」,也必然有能力蠱惑眾人投下空白票:「做得到那件事的人也會做得到另一件事」;「頭一件事該為第二件事負責」。作者嘲諷政治亂象與荒謬邏輯,如果第一部分政府官員表面的敷衍是偽飾逢迎、爭功塞責,這第二部分就是顢頇無能,揪替死鬼。三位警員是公權力表象下的殉葬品。

醫生太太為首的這個群體,第一位眼盲人成為「背叛」的抓耙仔,因為他的愚蠢和自私(在《盲目》裡自私,在《投票記》裡更小人),陷曾經共患難的朋友置身危險境地。小說刻畫害群之馬的市井小民,更凸顯握有權力的粗糙和蠻橫:如果找不出罪魁禍首,就栽贓,找一位犧牲品了結,或是殺雞儆猴。字裡行間我們看到政治和道德的角力拉鋸戰,大隊長代表的是尋求公理正義的公僕:「我們出生的那一刻就好像簽訂了某種終生協議,但是有一天我們會自問,是誰替我簽了這紙協議。」但難以力抗權力介入的尺度和深度;若政府將人民反制、思辨的空白票視為是深水的魚雷,那麼權力的制止和施壓終究會以暴力終結。

基於偵查空白票案件的爬梳,《投票記》有了偵探小說的氛圍和筆觸。薩拉馬戈在《投票記》裡嘗試偵探小說探案的手法,也以互文的方式,援引幾多名家的作品和警探,作為《投票記》三人小組的對照記。諸如福爾摩斯、白羅、馬羅等等。然而,我們讀到的《投票記》不是約翰.勒卡雷的《鏡子戰爭》,也不是科幻偵探小說文類的諜對諜推理,但是受命於內政部長的大隊長三人小組的偵查行動,卻一樣是悲劇和荒謬共存的事件,偵查是子虛烏有的先射箭再畫靶,但悲劇卻真實發生。

《投票記》也反思公共媒體的功能和制衡角色。這個第四階級(第四權),所謂「無冕王」的權威,在政治力箝制下,終究無法抵禦真冕王的權仗。本應擔任「人民的傳聲筒」,卻淪為政府的「打手」。薩拉馬戈悲觀看待大眾媒體,認為媒體泰半都是「變色龍」,跟著風聲搖曳,隨波逐流,服伺於權勢;不是看門狗,也不是《盲目》的拭淚狗,而是逢迎的哈巴狗或是遭打壓的落水狗。

然而,無法改變媒體,但是可以改變記者。薩拉馬戈「反烏托邦」的創作既嘲諷又等待(民主烏托邦)的「理想國」。他忖度,如果有一天,所有的記者都可以像他一樣,過去擔任記者時擁有的「自由、特權、責任」,而他們的頂頭上司都在刊登後才知道報導內容,那是真正民主的開始。《投票記》灰心地期待有更多的大隊長和醫生太太,但是,誰有他們的勇氣和承擔?

※ 本文摘自《投票記》導讀,原篇名為〈《投票記》白與黑的荒謬與悲劇〉,立即前往試讀►►►